尼坤

余华 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90年代最具有影响的10部作品”。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5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作家，无疑是爱文字与写作的。假如一位作家认为音乐可以影响他的思维、他的写作，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他也爱音乐？的确有一位这样的作家，他就是余华，一位将人生百态渲染于纸的先锋派作家，青春期偶拾乐谱的乐趣，中年将音乐与作品相融。最早是年少时的一时兴起，青年时只是想附庸风雅，然最后诚如余华所说，是通过音乐感受到了爱的力量，它像阳光、像暴风雨、像月光般击中了他的内心。

偶拾乐趣

同每一个在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一样，余华从小接触的音乐，都是上音乐课听来的革命歌曲，比如《东方红》或《智取威虎山》等现代革命京剧。那时他并不喜欢，也不会被吸引，反而听多了会觉得头疼。到了1974年，社会与生活都处于比较压抑的时候，余华的上学热情也不大，会常感到无聊，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这时一次偶然的音乐课，带给了他意想不到的热情与兴趣。

那天的音乐课与往常并没什么不同，老师在黑板前拉着手风琴，同学们在教室里吵吵囔囔、进进出出。只有余华被老师的简谱所吸引，甚至对此着迷。他开始作曲了，虽然他仅仅认识几个音乐符号。上语文课时，他把鲁迅的《狂人日记》抄在作业本上，然后将简谱里的各种音符胡乱写在上面。这是一首无比长的歌，却不成调，也没人能演奏它。上化学课，他把化学公式谱成曲子。上数学课，他又将数学公式填上音符。就这样，一个学期下来，一个新的作业本满满当当的“音乐作品”，余华并以此为豪。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胡乱写上去的音符会是一段怎样的旋律，只要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就能让他满足了。

此后，余华将更多的心思放在写作上，音乐对他来说，就是青春期时消磨时光的好方法。但在街头听到一段好听的曲子，他也会停下脚步，侧耳聆听。直至18年后，人至中年，音乐才真正来到他的身边。

生活带来了音乐

那一年，余华突然感觉到生活要求他拥有一套音響。于是，经过几天的组合，他将美国的音箱和英国的功放以及飞利浦的CD机搬回了家。有了音响，这时就需要好的音乐。于是，他邀请曾在三联书店主编《爱乐》杂志的朱伟担任购买唱片的指导老师陪他，走遍北京所有的唱片商店。在短短半年间，余华买进了差不多400张的CD。原本他只想同朋友谈论时，偶尔也能附庸风雅，他们聊马勒时，自己也能聊肖邦。没想到的是，这么多乐曲听下来，他真正地爱上了音乐，开始去探索音乐的历史。他发现音乐的宽广与辽阔，需要去聆听，才能知道它的丰厚。

然后，余华开始思考音乐的叙述与写作的贯通性。诚如他自己所说：“我开始思考巴托克的方法和梅西安的方法，在他们的作品里，我可以更为直接地去理解艺术的民间性和现代性，接着一路向前，抵达时间的深处，路过贝多芬和莫扎特，路过亨德尔和蒙特威尔第，来到了巴赫的门口。从巴赫开始，我的理解又走了回来。”他甚至在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时，回想起自己15岁写的那一笔记本的乐谱。那时不懂得这些东西的珍贵，所以当他再细想起，会去琢磨那些不符合逻辑的音符，会有怎样的曲调、会有怎样的演奏方式。然而，它在岁月中遗失，难免让余华有些遗憾。

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影响算得上是一个中性词，可以有好的影响，可以有坏的影响，但在余华这，音乐为写作带来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好的影响。他算不上一个多产的作家，是以犀利的洞察力与细致的描写为写作特点，所以他有很多现实主义的作品。就这么一位作家，他前前后后写了好几本关于音乐的随笔集，从最初的《音乐影响了我写作》《音乐的叙述》《间奏：余华的音乐笔记》，再到去年出版的《文学或者音乐》。他从讲自己与音乐的故事，到聊作曲家，再谈音乐作品，慢慢谈及自己对音乐的理解。他是一步一步地深入了解音乐，一步步将自己的所得、所感、所悟传递给读者，引领大家走近肖邦、布鲁克纳、巴托克、肖斯塔科维奇、柴科可夫斯基等大师，条分缕析他们的音乐叙事技巧，抵达他们创作中的精髓所在。

对余华来说，音乐就是一种影响，影响他的生活，影响他的写作。然而这种影响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潜移默化中逐渐渗透，是音乐渗透了他，也将他与音乐的相连。这种影响力才可谓是体现了音乐的不朽与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