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渊源
2018-12-07牛素珍河北中医学院社科部
■牛素珍/河北中医学院社科部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把这一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要准确把握它的理论精髓和精神实质,更要弄清楚这一思想的渊源和发展脉络,只有这样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坚持这一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理论渊源
任何一个思想理论不是凭空出现的,都是在吸收了以往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文化根基
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充分吸收了中华五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的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言必信,行必果”、“仁者爱人”等思想理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赋予新的时代特征,但其基本精神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和升华。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创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血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命脉。有了这种“精神命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华儿女就能够抛头颅、洒热血,“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有了这种“精神命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华儿女就能够顽强拼搏,奋发有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赶超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将中华优秀文化确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中华优秀文化既承载历史又指导现实同时开拓未来。当前我们正在坚定不移进行的“伟大斗争”、建设的“伟大工程”、推进的“伟大事业”、实现的“伟大梦想”,都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智慧,延续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列宁深刻分析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列宁科学地剖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矛盾,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取得胜利的论断,即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一九一七年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作了有益的探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一九二一年七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伟大梦想,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步伐,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进一步探索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今时代的创新和发展。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实践渊源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任何思想理论的提出都是时代的产物,即社会实践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时代产生伟大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
新时代与新阶段、新矛盾、新目标紧密联系,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二六”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的前提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尤其是十八大以后“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中国在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民主法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人民生活改善、生态文明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的获得标志中国进入了一个更高层级的发展轨道。尽管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是不变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将是一个很长的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进入的新的发展阶段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必然要经过的不可或缺的阶段。
其次,新时代面临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但后来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在实践中没有坚持并逐渐偏离了八大的正确判断,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八大时的提法作了新的精简和提炼: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的主要矛盾的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和依据。
再次,新时代提出新的奋斗目标。主要矛盾决定主要任务,不同社会背景下虽然任务不尽相同,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我们党长期的奋斗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导向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了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明确提出,如果从新中国成立算起,“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一九八七年十月在党的十三大上正式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第一步,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九〇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一九九一年到二十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党的十五大又确立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又创造性地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三十年分为“两个十五年”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把原来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前到二〇三五完成,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提升了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涵和档次。
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厚的根基,是理论与实践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适应新时代提出的新理论是历史的选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选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国人民一定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走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