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小舒／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和同之辨肇始于春秋时期的史伯，后由晏婴、孔子等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使和同思想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思想生活之中，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同之辨在此期间变成为一个无法规避的话题。和同之辨的提出不仅是史伯等人的推动，更是各诸侯国国君在兼并征伐年代，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的需要而被提出的。

一、和同之辨的内涵

追溯“和”的起源，“夥”经过不断地深化演变才成为“和”。“夥”原指惊奇、羡慕的感叹之词。反映了原始社会的人农耕时丰收的情景，感叹谷物之多。久而久之，约定俗成，定名为“禾”，后指谷物。禾谷丰收，人们会认为是“求禾”行为得到了上天的回应，因而产生了“应和”义的“和”概念；又因“禾以其调和人之性命”，“其米多而沃，食之者强”，从而抽象出“调和”义的“龢”概念来。的证明联系起来看，“和”的语音、文字来源及其形成的完整过程为：“和”大体被解释为相对的，多样性的统一，“同”指的是绝对的，无差别的同一。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口部书作“咊”，其解释为：“和，相譍也。” “譍”是“應”的异体字，二者都为“应”的繁体字写法。“應”从心。因此，“相譍也”即心灵相互感应之意。“咊”与入口之饮食有关；龠部中的“龢”字，释为“调也”，其本指乐器，后引申为“调和”。皿部有“盉”字，释为“调味也”，原指调味器。“咊”、“龢”、“盉”三字，同音同源，字形相异，却皆以“禾”字为旁。“禾”乃是“和”的观念的基本喻象，从“和”的演化中体现出农耕文明的历史特点。［1］“和”的概念经历了由实转虚的过程，从具体器物、感觉经验逐渐被抽象出来，形成一种精神诉求和价值取向，是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转变。

在《说文解字》一书中，对“同”字的解释为“合會也”，即相合、相交会之意。［2］在《中庸》一书中，提到“中和”，其把“和”释义为“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里的“和”指的是平衡，稳定，和谐，是不过度，发而皆中节就是指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而行止有道有节。所谓和即合乎节度，是一种平衡、稳定、不偏不倚的状态。

二、“和”、“同”的之间的差异

其最显著、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差异性。对于“和”、“同”的含义史伯和晏婴分别对其进行了阐述，而后的孔子对“和”、“同”做出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和”、“同”的外延不断延伸。史伯和晏婴对于“和”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和”原意指的调味、调音，有调和之意，二人皆认为：把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使它们彼此之间相互调和，从而使之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和”不仅是一种事物之间和谐的状态，而且它也是事物存在和产生的条件和根据。

“和同之辨”即对“和”与“同”的探讨，“和”、“同”是春秋时代的两个常用的术语，其初见于《国语·郑语》郑桓公与史伯的对话：郑桓公与史伯对话：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对曰：“殆于必弊者也。……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将。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而欲无弊，得乎？”［3］

从“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表明，史伯看到了事物运变化发展的规律，两个不同的事物，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才产生出新的事物。史伯道出了事物生成的本质，但是他没有更深一步地揭示这个规律究竟是什么。由此看来，史伯试图通过列举生活中调味与调声的示例来向郑桓公进谏，把生活中的常识引入到政治领域中，以此来说明“和”的重要及“同”的危害。他从辩证法的角度对“和”、“同”两个范畴进行了系统的区分。在张岱年先生看来，相异者互为“他”，“以他平他”，即使不同的事物汇集在一起，并使之达到均衡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谐和。“会合相异之物于一处”。

三、和同之辨的发展

二百余年后春秋时代齐国之晏婴亦有关于和同之辨的精彩论述，可与史伯的论述相互补充。《左传·昭公二十年》：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4］

史伯和晏婴严格区分“和”与“同”，主张去同而取和。所谓“同”就是单一要素或相同事物构成的状态，即“以同裨同”。“和”则不然，是“以他平他”，是容纳了多样性。“和”的内在精神是以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为前提的；“同”则是以否认事物的差异性，片面强调单一性为前提。二人皆认为把同类事物进行简单地相加的做法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并认为，“和”才是事物发展的内在依据，是构成事物统一体的根本。

晏子的“和”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以相成也”，即相配合而成。二是“以相济也”，即相协调而成。这里隐藏了一层“和”的意思，即相互。表明了事物其内部矛盾的相互作用。其用“德和”直接点明了“和”的涵义，即协调。在晏婴的论述中，事物的两极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体现了对立统一即矛盾。从其中的种种的例举，可以证明事物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及体现出矛盾的普遍性。

孔子和史伯、晏婴对于“和”的阐释的区别在于，孔子把“和”从政治层面上引入到伦理道德层面上，更加注重君子自身的内在修养，把“和”作为道德评判的准则。史伯、晏婴则侧重于如何把“和”渗透到政治层面上，让君主做出贤明的判断，实施仁政。因而其政治色彩较为浓厚。

孔子的“和而不同”是对史伯的“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和晏婴的“”是一脉相承的，体现在二者在时间的先后的继承性、思维逻辑一致性。孔子在论述其“中庸”思想的同时，也渗透着其对“和”、“同”的观点。孔子对那些巧言令色，无底线无原则的人嗤之以鼻，他批判那些世故圆滑，不得罪任何人的八面玲珑的好好先生。他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对于这观点孟子做出了系统地阐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局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乡愿”指阉然媚于世者。在孟子看来，“乡愿”是那些谄媚于世人丧失底线和原则的小人。孔子贵“中”尚“和”但他倡导的中和是有原则有底线的，非无原则的折中调和，他更侧重于有差异性，而不在于调和。因此，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把“和”、“同”思想作为划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并且当今的国人也把它作为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原则之一，即不盲从，不人云亦云。

“和”思想中所蕴含着包容性，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有利于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使文化得以流传于后世，便于后人考古研究，了解当时人们的思想。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和”思想利于国际事务的开展，便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国家彼此之间人民的理解，减少误解，利于良好的国际生态环境的构成。从经济层面看，其包容性，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而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的繁荣。在生态的领域上，“和”的包容性主要在人对于自然方面。为了保护生态，维持生物的多样性，这务必要求我们有“和”的思想。

和的思想既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诉求。同时其经过不断的发展和深化，逐渐渗透到中国人的思维中。一方面反映了，另一方面又影响力一般人的辩证智慧。在这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冲突，生态环境恶化，国际格局不合理的时代，“和”思想由于其作用至关重要，所以亟需被提出。“和”对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当代世界和平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都起到一定的作用。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高并且拥有了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和”的思想也普遍被国际所接受和认可。“和”的思想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更是世界文化瑰宝，其影响已逐渐渗透到中国人的思想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