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我又见着我的老师了，如朝山进香的人，见到他就心存感念的一位应愿之神。

今年正月，我回家奔三叔的喜丧事。在这闲空间，张老师到我家里，坐在我家堂屋的凳子上。乡间室内的空旷和凌乱，分隔着我与老师的距离。相向而坐，喝着白水，削了苹果，说了很多旧忆的伤感和喜悦，诸如三十几年前在读初中时，我的学习，我的作业，我的逃课。

我的老师张梦庚的一生，清寂中夹缠着暖意，暖意里裹藏着刺骨的寒凉。

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末，老师读书辍学，辍学读书，反反复复，走在田埂与人生的夹道中，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有了1949年的红旗飘扬，记忆中从来都是饥饿、辛劳，土改时家里却忽然成了地主。好在，他识字，也有文化，祖国的乡村，也最为明白文化的斤两，虽然文化不一定就是尊严富贵，可让孩子们认字读书，能写自己的姓名和粗通算术，也是生活的部分必然。于是，张老师就成了老师。从一个乡村完小到另一个乡村完小，从一个乡村中学到另一个乡村中学。改革开放后，他被调入县里的一所高中做了教导主任，最后主持这个学校的工作。

不知道老师对他的人生有何感想，从他写的《我这一生——张梦庚自传》里，传递出的总是辛酸苦涩，让人想到世事的不易和个人的弱小。最后的结局是，我们毕业了，老师白发了;我们中年了，老师枯衰了;我们成家立业了，而老师却在寂静的人生中，望着他曾经管教、训斥过的学生，过着忆旧的生活，想着那些他依然记得、可他的学生们早已忘却的往事。

还记得，初一时，他是我的班主任，又主教语文。那是一个酷暑，我家棉花地里蚜虫遍布，人心惶惶。我邀了班里十几个关系好的男同学，去帮我母亲捕捉蚜虫。那一天，教室里学生寥寥，老师无法授课，只能让大家捧书阅读。从棉花地里回校的来日上午，老师质问我为什么带着同学逃课，我振振有词地说，是带着同学去棉花地捉了半天蚜虫。我竟又反问老师道，地里蚜虫遍布，我该不该去帮我的母亲捕捉蚜虫？据说蚜虫三天内不除，棉花就会一季无收，时间这样急迫，我家人手不够，我请同学们去帮半天，到底又做错了什么？

结果，我带同学们逃课捉虫似乎正合校规事理，反而让老师在讲台上一时有些哑言。回忆少时的无理取闹、强辞夺理，也许正是自己今天在写作中敢于努力把不可能转化为可能的开始。可是现在，面对这位耄耋（mào dié，指年纪八九十岁）老人，给我一生呵护的父辈尊者，我心里三十几年不曾有的内疚，忽然如泉水般汩汩地冒了出来。

我们就那样坐着喝茶聊天，说闲忆旧，直至夕阳西下，老师执意要走，不无快意地说他的子女们都在外工作，孝顺无比。真是天应人愿，让一生坎坷、认真教书的老师，年老时，子女有成，学生有成，仿佛曲折的枯藤根须，终于也繁漫出了一片森林。

老师从我家离去时，是我扶他站起身来;离开院子时，是我扶他过的门槛;送至门口远去时，是我扶他过的一片不平整的地面。我的父亲离开人世太早，扶着老师的时候，我就像扶着我年迈的父亲。望着村头远去的父亲般的老师，落日中的他如在大地上移动的一棵年迈的树。直至他在村头缓缓消失，我还看见他在我心里走动的身影和慢慢起落的脚步，如同宁静里我在听我的心跳一样。

说不出老师哪儿伟大，可就是觉得他伟大。也许这个世界，凡人才是真正的伟大，而伟大本身，其實正是一种被遮蔽的大庸大俗吧。

品析

本文写了“我”的老师张梦庚，字里行间表达了对老师的崇敬与赞美。题目为什么连用两个“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