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波 石小英

(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东汉末大疫对于汉魏文学群体的影响研究颇引得学界关注，张兰花教授在其博士论文《曹魏士风递嬗与文学新变》第四章第一节《疫灾与哀情:曹魏文学人生意识的转变》中，以建安二十二年大瘟疫事件影响士人生命意识为视角，观察凸显在文学中的疫灾哀情以及与灾疫概念相对立的祥瑞文化、九锡文与禅代礼文的聚兴，并藉此而发展转变的“正始之音”[1]，观点别具一格。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不揣谫陋，解读有关文献，尝试从史学角度，以东汉末年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所发疫灾为基点，对建安文风转变成因及影响作一探讨，以补前述。

一、从建安二十二年疫灾说起

东汉自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196年间，是我国历史上疫灾高发时期，疫灾频率之高、程度之烈、持续之久、传播之广世所罕见。据正史《后汉书》[2]及《三国志》[3]记载(疫情见表1)，东汉时期有26个疫灾年份，较为集中于光武帝、桓帝、灵帝、献帝时期，除去其他自然灾害，也不论畜患疾疫，单就人患疫疾而言，平均约每13年即发生一次，颇为频繁。其中汉献帝时期有七个灾年，约占总体灾情的27%，为最重。东汉疫灾中有五次颇为引人注意，光武帝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疫情发于马援南征交趾，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疫情起于匈奴内讧，汉末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疫情起于军旅，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1年)疫情起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