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凡 编辑/孙艳芳

虽然目前各成员将目光纷纷转向区域与双边谈判，但有些问题必须在多边层面才能有效协调。在经过一番曲折与喧闹之后，各经济体迟早会坐下来，再次对世界贸易体系的未来发展进行协商。

大约2000年的时候，笔者使用WORD版本（大概是WORD98）写一篇涉及全球化的文章，结果发现，无论是用“globalization”还是用“globalisation”，单词下都会被打一条红线，意即拼写错误。显然，尽管那个时候全球化研究已经形成热潮，但全球化的概念还并没有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转眼之间，全球化概念已经不再时髦，并且出现了与之对应的逆全球化概念，并让世界贸易组织举步维艰。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能期待世界贸易体系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吗？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过程

如果我们对比20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下半叶就会发现，早在一百多年前，贸易、投资和人口流动自由化程度就已经不低于1990年的水平了。可是，一百多年前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由于没有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做基础保障，因此随着经济危机的产生，自由化程度逐渐降低，而战争的炮火，更是让所有的自由流动戛然而止。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开始痛定思痛，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特别是关贸总协定。关贸总协定大大促进了关税的削减，并且开始了约束非关税壁垒的进程。但是，关贸总协定毕竟是临时适用的，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永久性组织基础。作为关贸总协定的继承者，世贸组织的诞生改变了这一切。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方资格的时候，关贸总协定作为富人俱乐部的形象尚未完全扭转，许多国家都还不认同市场经济。然而，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基本都认同了市场经济。绝大多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认同是世贸组织成立的重要制度背景。基于市场经济共识基础上的经济制度协调，是当代全球化的本质内容；而这个协调过程，也就是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过程。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是经济制度全球协调的重大突破

1995年世贸组织刚刚成立时，笔者半开玩笑地和朋友说，WTO可以音译为“乌托”。相比之下，这个乌托并没有乌托邦那样的虚无缥缈，却有着乌托邦那样的理想主义色彩——推动商品与要素全球自由流动的全球化市场经济理想。

WTO的乌托理想带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色彩，共产主义理想同样带有世界主义色彩。正如我国国际贸易学界的泰斗姚曾荫教授所说，当商品与要素可以跨国界自由流动的时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国内价值理论就可以用于国际贸易。这时国内价值理论和国际价值理论就可以合二为一”。新马克思主义者阿格里·伊曼纽尔也认为，在要素充分流动的情况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概念，就可以扩展到国际层面。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客观地看待商品与要素国际充分流动的趋势，认识到这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认识到这与共产主义理想并无背离。

商品与要素的自由流动需要制度保障，否则就会如同19世纪后半叶的时候一样，经不起经济危机的冲击，全球经济的无序竞争甚至可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当各国贸易壁垒林立，国际法并没有完全走出霍布斯丛林的情况下，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堪称是经济制度全球协调的重大突破。

首先，世贸组织的组织结构在各个国际组织中来说相当独特。世贸组织两年一次的部长会议，类似于世贸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在部长会议不召集的情况下代行部长会议的职能。秘书处类似一个行政机构，处理日常事务。争端解决机构类似于一个司法机构。贸易政策审议机构类似于一个监督机构。总理事会、争端解决机构和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参加的人，都是各成员方的代表，但是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会议主席和议事日程。这种分工明晰的组织架构赋予了世贸组织很强的规则可扩展性。制定规则、监督执行规则、依据规则做出裁判，世贸组织作为国际贸易规则的组织基础，功能齐备。

其次，世贸组织的成立使得多边国际贸易规则的管辖范围获得了很大的扩展。世贸组织成立以前，国际货物贸易的规则尚不完善，关贸总协定主要管辖货物贸易的关税措施，对非关税壁垒虽然也有所涉及，但管理非关税壁垒的众多守则多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得以形成，而且仅有少数成员参加。而世贸组织成立后，把这些守则都多边化了，即对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均具约束力。可以说，目前货物贸易的规则体系基本完备。除此之外，世贸组织还搭建了国际服务贸易的纪律框架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纪律框架。

最后，世贸组织建立了国际法上具有突破意义的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对世贸成员具有任意强制管辖权。每件争端提起时，争议双方不必另行签订仲裁协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对成员自然具有管辖权。这一机制已经不是一个仲裁机制，而是一个准司法机制。即使是联合国的国际法院，它的任意强制管辖权也十分有限：尽管所有联合国成员都是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但仅仅有六十余个国家声明接受任意管辖，而且附有各种保留。而类似的保留在世贸组织中都不存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还纳入了一个反向协商一致原则——除非世贸组织成员一致反对，争端解决专家小组或者上诉机构的最终裁决自动通过；而此前在关贸总协定下情况恰恰相反：各缔约方必须一致同意，裁决才得以通过。这无疑大大提高了专家小组与上诉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如果规则的实施得不到监督，如果实施规则中产生的争议得不到公正裁判，规则的制定就缺乏意义。世贸组织本身具有的相对完整的组织架构和功能，说明了它是国际经贸规则最合格的制定者、监督者与裁判者。

当前世界贸易体系面临的危机

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初，支持贸易自由化的人士对它报有很大的期望。然而，从1995年成立开始，直到2013年12月，世贸组织才谈成了第一个单项多边协议，即最终在2017年2月实施的《贸易便利化协议》。在2001年多哈发展回合谈判发起的时候，各成员期望用大约四年时间完成这一轮谈判。因为在此之前关贸总协定主持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历时七年，虽然最终成立了世贸组织，成果斐然，但长达七年的谈判被认为实在是耗时过久。

2005年香港部长会议没有如期完成谈判，但为后续的谈判制定了时间表，为完成谈判奠定了基础。2008年，多哈回合谈判对绝大部分议题已经达成一致，但在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上美国与印度存在严重分歧，各方最终没有能够达成一揽子协议。机会转瞬即逝，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各国政府应接不暇，保护主义势力抬头，贸易自由化谈判的政治环境迅速恶化。

2008年以后，多哈发展回合中的“发展”二字名存实亡，美国等成员对多哈部长宣言授权的谈判范围已经不感兴趣。奥巴马政府开始积极开展TPP、TTIP等区域谈判，期望甩掉发展中大国，先建立一套它认为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在世贸组织内，美国放弃了一揽子谈判议程，选择它认为对自己更有利的部门与议题谋求早期收获。

当世贸组织谈判功能开始处于半瘫痪状态的时候，大家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功能的顺利运转仍然表示欣慰。然而，2016年，上诉机构韩国籍大法官张胜和的连任问题，给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投下了一个阴影。一般来说，大法官可以连任两届，然而美国对张胜和的连任表示坚决反对。美国举出了四个案例，其中三个与美国有关，认为张胜和的裁判存在越权行为。然而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以及十余名历任大法官对美国的看法表示反对，他们充分肯定了张胜和的专业能力，认为美国实际上是通过杯葛大法官的连任来影响上诉机构的独立性。然而最后，各方达成了妥协，张胜和黯然离任。

特朗普的上任使得美国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指责再次爆发。特朗普政府拒绝同意任何一位新的上诉机构大法官的任命。七名大法官有三名任期到期或者辞职，新的大法官无法上任，上诉机构案件开始堆积。裁判每个上诉案件的三名大法官本应通过两次抽签随机产生，而这种随机性目前已经几乎丧失。美国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满已经不是针对单个大法官，而是对整个机制的不满。

美国对世贸组织的质疑凸显了全球化进程中制度协调的“民主赤字”问题。世贸组织法作为国际法，管辖的是各国和地区的政府行为，世贸组织不直接对各成员的民众负责。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如果裁判某成员的国内法违规，依照国际法，该成员就应该修改其法律。而该成员的国内法又是基于其国内的民主机制产生的，如果该成员国内民主机制产生的决定是不修改法律，则该成员就难以履行其国际法义务。这种民主赤字问题在投资者与国家间的争端解决机制中更加突出，在世贸争端解决机制中也同样存在。国际制度协调机制与国内制度协调机制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

世界贸易体系在曲折中必将走向光明的未来

世界贸易体系面临危机，然而这不是它的第一次。早在关贸总协定时期，世界贸易体系就曾面临过严重的危机。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开始对美国形成挑战，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顺差表示了不满，于是“自愿”出口限制这种明显违反关贸总协定规定的贸易措施被广泛使用。关贸总协定原则上禁止贸易各方使用数量限制，包括对进口数量的限制，也包括对出口数量的限制。但美国却通过谈判逼迫日本自己对美国实施出口数量限制。名义上这是出口方自愿的，受影响的进口方也不会提起申诉。于是，这种措施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被称为灰色区域措施，在国际贸易中大行其道。

在美国主导和逼迫下，这种灰色区域措施进一步扩展成为国际协定。在《多种纤维协定》中，进口方与出口方共同协商，制定违反关贸总协定规则的出口配额。这使得关贸总协定的谈判成果形同虚设。在最多的时候，日本超过30%的贸易受这种配额的约束。

但是，关贸总协定最终没有崩溃。1986年乌拉圭回合发起，各国终于同意将这种灰色区域措施逐渐废除，关贸总协定逐渐成为更加成熟的世贸组织。今天，世贸组织面临的危机比以前更加严峻，但世界各国对世贸组织规则的依赖程度也比以往的关贸总协定更高，世贸组织的组织基础和法律基础更完备，韧性更强。美国会不断挑战世贸组织的底线，杯葛世贸组织的议程，但笔者不认为它会退出世贸组织，它仍然需要利用世贸组织实现它的利益。

华盛顿当地时间3月22日，特朗普宣布对华301调查结果，并表示将对中国采取提高关税和实施投资限制等措施。虽然这些措施的细节还有待公布，但作为针对中国的歧视性单边措施，无疑是对世贸组织基本规则的一种践踏，也必将引起中国政府的相应反制。而在3月23日下午，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麦克·弗罗曼（2013到2017在任）则在北京发表了一通有趣的言论，认为正如当年反华的尼克松开启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一样，也许今后特朗普这位逆全球化主义者，最后可能会凝聚美国两党在贸易问题上的共识，成为全球化的推手。

也许弗罗曼的看法只是他的一个美好愿望，但世界贸易体系面临的危机确实未尝不是一个机遇。当前的世界贸易体系仍然存在大量的漏洞和空白：服务贸易的补贴没有约束，政府采购协议仅仅在少数成员中生效，技术流动与资本流动缺乏规则，劳动力与人才的流动问题仅仅在服务贸易谈判中稍有涉及。一个完整的商品与要素自由贸易规则体系的建设还任重道远，远未完成。而世贸组织本身以及其争端解决机构的运行机制，也确实有大大改善的空间。虽然目前各成员将目光纷纷转向区域与双边谈判，但有些问题必须在多边层面才能有效协调。在经过一番曲折与喧闹之后，各经济体迟早会坐下来，再次对世界贸易体系的未来发展进行协商。由现代科技革命与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不断推进的趋势，终将不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