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梅

世代岐黄之家

刘一峰生于1884年，祖籍浙江鄞县，世代业医。他的祖父刘永泉系清室太医院御医。同仁堂铺东乐印川谙知刘永泉品端术精，彼此又是桑梓之谊，欲请他来店襄理业务，刘婉却，但介绍其子刘辅庭(即刘一峰之父)进了同仁堂。

刘一峰16岁时，也在药行学徒。鉴于中药传统制法不卫生，剂型大，不便于服用，刘一峰遂有改革中药的意图，欲缩小剂型使中药逐步走向科学化。他把他的想法和大哥刘翰臣商议，他大哥也有此意，并获得他姐丈马辉堂(兴隆木厂经理)经济上的支持。1902年，他们在大栅栏开设伊尹大药房，由他大哥刘翰臣任经理，聘请了日本技师专门研究提炼药物的精华，制成缩小易服的中药剂型。当时制出的丸剂有肺病系统丸、胃病系统丸、肝病系统丸、妇科系统丸等，可惜不被当时社会所识，反而造成大量甘草、大黄、黄连等片子的积压，未几赔蚀关闭。这次失败使刘一峰理解到中药制剂科学化，需有雄厚的资金和权威人士的支持才能有所成就。但他对革新中药这个志愿始终没有放弃。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刘一峰的父亲刘辅庭目睹帝国主义者的焚烧抢掠，肆意屠杀，有感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毅然规劝刘一峰要胸怀读书报国的壮志，争取在学术上有所造诣。1901年刘一峰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一年后转入邮传部铁路传习所学习铁路会计，同时在宣武门南堂学法文，毕业后被派到京汉铁路局充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好学，淳朴诚实，赢得局方领导赏识，被提升为站长、科长至会计处副处长。处长是法国人，当法国人离职后，他即代理处长职务。

其后，军阀混战，京汉铁路局人事更迭频繁，因为他熟悉业务又与银行界多有往来，难以更换他。刘一峰先生秉性直爽，处事接物从无阿谀奉承之情，也无讳言忌语之意。1927年直系军阀吴佩孚为了筹备军饷，竟向京汉铁路局勒索几十万元巨款。刘一峰拒不从命，并气愤地说：“我是为国家铁路服务，而不是为军饷服务的。”吴佩孚得知军饷未敛，系由刘一峰从中作梗掣肘，欲立即逮捕他。刘一峰听到消息后，将家眷迁往天津避难。及至1928年京汉铁路局南迁，北京铁路局应时改称为“平汉铁路局北平办事处”，遂又任命刘一峰为该办事处处长，继又聘请他为交通部参事，均被刘婉言谢绝。从此，刘一峰与京汉铁路断绝了关系。

经营企业

为了中药科学化，刘一峰感到还是应以中药店为基础，原打算在大栅栏开设药铺，刘一峰的父亲对他们说：“我在同仁堂，不同意你们再在大栅栏开设药铺，抢同仁堂的生意。”这样，他们只得另择新址，于1908年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开设“同昌参茸庄”。刘一峰的大哥刘翰臣任经理，他熟悉业务，善于经营，遂筹资2万两纹银，从事人参和鹿茸的经营。人参是每年从营口采购来的，鹿茸则是由东北买来的鹿在北京驯养，聘任技师，专门精制而成的。其经营范围不仅在国内各地，而且远销东南亚一带，打开了北京鹿茸出口的途径。北京“锯角”由于质高肥嫩，深受当地侨胞欢迎，享有盛名，曾获巴拿马赛会奖章。

当时他们的愿望并不满足于同昌参茸庄的发展，于其父刘辅庭故去的第二年(即1919年)开设了“同济堂”药店。同济堂坐落在大栅栏，在同仁堂斜对过，因刘一峰父亲在同仁堂做事多年，熟知同仁堂制药情况，并把配方传给了刘翰臣，因而乐家对同济堂的开业很不满意，想方设法加以阻挠和刁难。后由马辉堂拜托北京知名士绅找乐家疏通关系，几经协商方作罢论。同济堂没被挤垮，而营业还很发达的原因：一则是由于刘翰臣接受刘辅庭的指教，医疗配方上有独到之处，如小儿止嗽金丹、鹭鸶喀丸、参茸三肾粉、羚翘解毒丸(此方不同于其他药店)等等，全部货真价实；二是在经营管理上不次于同仁堂，采取薄利多销。另外，为使企业得以发展，在开业时刘一峰倡议股东在开业后6年内不提取利润，使企业资金得以周转，因此在同药行和银行往来中树立了信誉；三是当时刘一峰正供职于京汉铁路局，交友甚广，并在京汉铁路沿线为同济堂作广告宣传，收到了良效，因此营业蒸蒸日上，其营业额仅次于同仁堂。

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西鹤年堂”，开设于明嘉靖年间，是久负盛名的老字号。内悬匾额“鹤年堂”为明权臣严嵩手书，外面悬匾“西鹤年堂”。1927年，刘一峰以5万银元将鹤年堂铺底倒过来。由于鹤年堂有遐迩知名的招牌，再加上刘家世代行医有术的名声，生意兴隆盛于往昔。

同仁堂当时以丸散膏丹为主，鹤年堂则以汤剂饮片为业。鹤年堂选用上等地道药材，精细加工，在饮片“刀工”上极其讲究。如郁金、杭芍等切极薄片，黄芪切斜片，外表匀称美观便于煎服，在京首屈一指。鹤年堂的药酒除原有虎骨酒外，增添了桔红药酒、佛手药酒、玫瑰药酒和茵陈药酒等。均系按刘辅庭所遗配方，选用上等药材加工炮制，深受患者欢迎。当时使馆外宾亦争相服用。

刘一峰在制药方面聘用鹤年堂过去的老师傅，如耿溪宾、金甲三等为指导；在业务经营上聘用刘温亭、祁月波为分号的经理，并施行了有成效的改革，为进一步使中药科学化打下了基础。

过去老药铺使用“龙门帐”，会计科目多不健全，只有进货流水、销货流水和银钱流水帐，根本不设商品细目，全凭年终实盘，所以无法准确计算盈亏。为改变这种情况，刘一峰采用新式簿记，使“帐管货”、“帐控制钱”。为此，鹤年堂还专门成立稽核室，由刘一峰的五弟刘东如任主任。另外，还修建了宿舍与洗浴室。过去药铺没有职工宿舍，多在前柜和配药的地方随便搭铺，弄得杂乱无章，很不卫生。宿舍建成，致使门市、后厂分外清洁，一改旧观。

1944年辅仁大学化学系教授郝岑(HOLGEN奥地利人)，当时在学校教植物药物学，对中药深感兴趣。他久闻鹤年堂之名，通过刘璞(刘一峰四子，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前往参观。他全面地观看了生药的炮制、饮片加工、水蜜丸的加工等等，并参观了养鹿场和暖房培育的植物药材，如鲜石斛、鲜佩兰、鲜藿香、鲜佛手、鲜薄荷、鲜菖蒲、鲜枇杷叶等20余种，他挑选了多种植物药和饮片进行研究以备教学之用。参观后刘一峰接待了他，用法语与之交谈。郝岑教授说：“这个厂的生产工序是比较科学的，卫生方面也较好，比我过去所想象的中药生产要好得多，给我留下较为良好的印象。”刘一峰谦虚地向他谈到中药加工仍需进行改革。为了进一步达到科学化，他又谈出自己的志愿。郝岑教授说：“你们这个企业，开设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前200余年，那时就有这样的成就，说明中国的医药事业不是落后而是先进的。如果再以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和改革，那么将来会在世界上作出更大的贡献。”他对刘一峰能用流利的法语谈话，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建议能有机会引进国外的制药技术和与外国药厂合作来进行中药改革，以促迅速完成。

为了扩大再生产，刘一峰用企业盈利于1929年在东安市场开设分店；1935年在西单商场开设第二分店；1936年继在西安开设分店，由他四弟刘子衡任总经理。刘子衡退休后由刘一峰三子刘侣笙接任。鹤年堂经过刘一峰十几年的经营，资本有所增加，但用于中药科学化的资金则相差甚远，因而他始终没有忘记革新中药的志愿，仍在创办企业，积累资金。

由于刘一峰的志愿在中药店未能实现，于是成立药厂为中药科学化奠基立业。1942年，福民药厂(后改名福民药厂股份有限公司)开设，厂址在朝内南小街，股东大部分是协和医院教授和银行老板，刘一峰被选任为董事长，其长子刘瑗任经理。刘一峰不惜高薪聘请著名教授萨本铁担任顾问，但因财力及技术力量所限，他改革中药的志愿在解放前终未能实现。以后福民药厂只能制做新药制剂，供应市场需要，直至1955年并入公私合营三星药厂。

热心公益事业

刘一峰先生从事交通界和商业工作也有几十年，曾博得当时银行企业家的信任，并资助他参加社会活动。他曾被推选为国药业公会主委。刘一峰认为国药业历来是一个比较守旧的行业，职工的文化水平很低，对于制药配方只是口传心授，制药规格也不一致，车间卫生更不讲究。针对这种情况，他竭力设法扭转国药业的落后面貌，提高职工的文化业务水平。刘一峰积极倡议，全力以赴创办药学讲习所，很快就得到同业，尤其是同仁堂乐家的大力支持，遂于1939年至1942年开办了两期(每期两年)药学讲习所，地址设在天安门午门东西配房里。公会也明确规定，凡是北京的药铺必须抽调一名调剂员参加学习。学习是轮训办法，聘请当时名医汪逢春、赵叔平主持教务兼讲课。另聘杨椒澄、瞿文楼、安干清等名医任教师。在培训中除讲解药理和制药规程外，更要阐明商业道德，使他们领会到国药行业不仅是为了赚钱，而是治病救人。通过培训学习，不少学员业务进步很快，使中药在炮制上有所提高。另有学员如郭世奎、刘少章、李茂如等被培养成著名的中医师。

刘一峰还被聘任为中山公园董事会董事。董事会是由北洋政府内务部长朱启钤发起的，并由他任董事长。董事是招聘的社会名流和银行经理，董事会的基金是由诸董事慷慨解囊，少则50元多则500元筹集的。董事会首先在中山公园兴建了闻名京城，供人观赏用的唐花坞。刘一峰还热心公益事业，筹划资金建立了北京市助产学校和普励小学。

在敌伪时期，当余晋和、刘玉书任北京市市长时，曾商请刘一峰出面担任商会会长，但刘不愿从事卖国求荣的勾当，遂声称有病，能力不够，婉言谢绝。这时候刘一峰的儿子刘瑗在西贡经商来信说：“我要回国到重庆内地去。”日本人得知情报后，认为刘瑗有抗日嫌疑，派兵将刘宅包围了。后经盐业银行担保他绝无政治背景和其他活动，日本人才把宪兵撤走。这件事更刺激了刘一峰，誓言绝不参加一切社会活动。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北平市特别市党部了解到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曾提名让他竞选北平市参议员，但刘一峰说：“我一辈子不懂政治，在实业界发挥能力吧。”国民党市党部无奈，只好作罢。

保护电车公司免遭国民党破坏

原北京电车公司是中法合办的企业，主要由金城、盐业、中南、大陆银行投资，他们推荐刘一峰为中方股东的代理人兼会计处处长。那时，法国方面主要是提供工程技术人员帮助设计。“七·七”事变，日本人占领电车公司以后，刘即离开。抗战胜利后，四大银行又荐举他担任董事会的常务董事。

1948年3月，刘一峰的女婿沈大政结识了当时中共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梁一求同志。梁告诉刘一峰说：“不论北平是和平解放，还是打起来，一定要保护好电车公司，不让国民党破坏。”刘一峰是当时电车公司驻厂的常务董事，遂责无旁贷秘密地承接了这一光荣任务。当北平被围时，电车公司没有收入，工资难付。职工心情惶悚，厂内秩序混乱。这时刘一峰见势不佳，四处奔走，多方联系，设法寻求当时银行界的老板及社会名流筹资借贷，先发工资以维生计，才稳定了局面。职工在当时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电车公司护厂组织，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光荣使命，没给国民党特务分子以可乘之机。

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1949年后，党和政府对刘一峰的身世、境况和表现有所了解。1949年初，中共北京市委的崔月犁、郑怀之等同志曾邀请刘一峰共同商议如何协助政府宣传工商业政策，使人们打消顾虑，安下心来做买卖。刘一峰先生欣喜承诺，满怀信心地与傅华亭、浦洁修等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筹备成立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组织，宣传党对工商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后刘一峰当选为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华亭任主任委员。

1949年，在新中国开国大典时，刘一峰以北京市工商界代表的身份参加国庆观礼。毛主席在接见他时还风趣地说：“我看您面相这么年轻，就知道您是干药行的。”这时，刘一峰已是65岁高龄，主席的话使他倍感激动，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事后他在日记中曾写下“难忘的时刻”，以志永存留念。

1949年11月15日，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作为副主任委员的刘一峰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北京市工商团体已有40余年的历史，虽经多次组织变更，但仍是封建社会产物，受官僚买办阶级的束缚。如今在毛主席英明政策的指导下，公私企业都有广阔的发展前途，社会经济的发展，仍将落在工商业同仁肩上。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私营企业得以迅速发展。今后基层工作要划清行业，健全机构，更要统一其组织领导，由公私各业共同组成联合会，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当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后，他连任市工商联第二、三、四届副主任委员，并兼任国药业同业公会主委。

刘一峰先生任国药业同业公会主委时，于1954年6月带头申请公私合营，并将宣武区和平门外延寿寺街刘家大院出售，折合旧币7亿多元，并提出1/3投作西鹤年堂资金。他在申请书上写道：“西鹤年堂创设于明嘉靖年间，为北京唯一古老的药铺，并在宣武区菜市口设有总店，东安市场及西单北大街设有分店，铺方设备较好，有职工百余人，大多数在中药讲习所毕业，熟悉制药技术。为给发展生产的科学化奠定基础，特申请公私合营。”

刘一峰先生通过学习，领会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他带头申请公私合营，在同业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49年后，刘一峰曾任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二届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委。1974年，刘一峰先生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