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燕

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说：冰之（丁玲原名蒋冰之——编者注）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这位天赋极高、浑身透着文人气息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眼力非凡，一语中的。8个字，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简洁地概括了丁玲的性格，天才地预见了当时20岁出头的丁玲的一生。

“火”是什么？火是政治，是真理，是信念，是共产党，是革命，是斗争。

丁玲从最开始的懵懂无知，到参加斗争，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到经历人生的起起伏伏，最终成为中国文坛巨匠，靠的不光是聪明才智，还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执着和坚定。

加入左联——“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

20世纪20年代，出身平凡、资历尚浅的丁玲凭借其文学才华已经成为中国文坛赫赫有名的女作家，受时代背景和成长经历的限制，和当时绝大多数作家一样，其作品多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其中掺杂着一些革命和爱情题材。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吃穿不愁，感情稳定，成就颇丰，这些令无数人艳羡，但丁玲并不满意，甚至十分苦闷。在小说《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中，她通过人物若泉对子彬（两位都是青年作家）所说的一席话，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对于文字的写作，我有时觉得完全放弃了也在所不惜。我们写，有一些人看，时间过去了，一点影响也没有。我们除了换得一笔稿费外，还找得到什么意义吗？……所以，现在对于文章这东西，我个人是愿意放弃了，而对于我们的一些同行，我希望都能注意一点，变一点方向，虽说眼前难有希望产生成功的作品，不过或许有一点意义，在将来的文学史上。”

这一席话，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旧路行不通，新路在哪里？丁玲陷入了迷茫之中。正在此时，一位年轻人敲开了丁玲和她丈夫胡也频的家门。来访者自称是丁玲夫妇的好友冯雪峰的朋友潘汉年，丁玲以为他只是创造社的一位后辈，却不知道他现在的身份。潘汉年，党内一名颇具传奇色彩的红色特工，鲜为人知的是，他是最早从事党的文化统一战线的实际领导人。此时的潘汉年，正在担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

这位机智、成熟、热忱的新朋友，进门之后便询问了胡也频之前在济南工作的一些情况，重点向他们介绍了上海文艺界的状况，特别是由鲁迅先生领衔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情况，并告知左联的行动总纲领主要是两点：一是文学运动的目的是求新兴阶级的解放；二是反对一切对我们文学运动的压迫。其工作方针是吸收国内外新兴普罗文学的经验，扩大我们的文学运动，扶持工农作家，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念指导机关杂志或丛书的出版工作。最后，潘汉年征求丁玲夫妇的意见，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左联，他们当即同意，认为这是很自然、无需多说的，因为他们早就期待有一个作家自己的组织。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丁玲夫妇将潘汉年送出门后，沉浸在无限的兴奋之中。半個多世纪后，丁玲念念不忘这次见面，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五十多年的艰辛跋涉，也还是在这愉悦的一席话之后，总结了过去多年的摸索，踌躇，激动，而决定下来，从此扎根定向，永不后退。”丁玲夫妇的政治命运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因叛徒告密被捕。这个消息对丁玲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她当时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把丈夫救出来，刚刚出世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几天后，丁玲在好友沈从文陪同下，到上海龙华司令部监狱探望胡也频。他们在寒冷的风雪中等了大半天，才见到两重铁栅门后拖着沉重的铁镣、缓缓走过的胡也频的身影。他的身上布满了鞭打的血痕。当时，丁玲激动地高喊：“频！频！我在这里！”胡也频刚刚转过头来，便被狱警们推走了。丁玲万万没有想到，她这一声深情的呼唤，竟成了夫妻间的永诀。

丁玲抱着幼子，辗转多地，找到邵力子等国民党要人营救丈夫，但坚决拒绝丧失政治原则的条件。2月7日，胡也频和另外几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秘密处决，史称“左联五烈士”。

胡也频的牺牲给丁玲带来了莫大的打击，也激化了丁玲思想的转变。待孩子满100天，丁玲将孩子送回湖南常德老家，托年迈的母亲抚养。3天后，丁玲匆匆赶回上海。向潘汉年、冯雪峰提出要求，请求批准她前往江西中央苏区采访红军战士的战斗生活，让她闯进一个新世界，与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因上海急需人手，党组织经研究决定，让丁玲留沪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当时，丁玲还不是党员，但她无条件地服从了党组织的决定。

丁玲坚持正确的办刊宗旨，《北斗》得到了鲁迅、茅盾等文坛主将的认同和赞赏，在青年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正因为其影响大，1933年5月，杂志被国民党当局以“助长赤焰、摇撼人心”的罪名查封。《北斗》虽然只出了8期，却是坚持时间最长的左联机关刊物，这与丁玲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丁玲在主编《北斗》期间，虽然编务繁忙，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创作，这期间，她创作了短篇小说《水》。《水》一改丁玲往日的创作风格，笔触转移到了农村，转移到了劳苦大众身上。这无疑给左翼文学带来了新的内容，引起了当时文艺界的重视。茅盾当时评价道：“《水》在各方面都表示了丁玲的表现才能的更进一步的开展。这是以1931年的中国十六省水灾作为背景的。遭了水灾的农民群众是故事中的主人公。”“这篇小说的意义很重大。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1933年5月22日，朝鲜进步文化人、朝鲜《东亚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申彦俊在上海内山书店拜访鲁迅时问：“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您认为谁是无产阶级代表作家？”鲁迅先生答道：“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毫无疑问，《水》是中国新文学描写革命农民运动的开山之作，奠定了丁玲作为革命作家的地位。

参加革命——第一个来到延安的著名作家

九一八事变后，丁玲和左联同志一道，经常组织演讲，参加示威抗议，甚至冒着敌人的炮火到前线劳军。快速成长的丁玲已经不满足于做一名左翼作家，她毅然提出了入党申请。1932年3月，丁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丁玲入党后，更以一个革命女战士的姿态活跃在文坛上。为了深入接触工农，丁玲经常改变装束，深入到上海纱厂去体验生活。在完成文学创作的同时，丁玲坚持到复旦、光华、暨南等大学演讲，在文学社团中传播革命文艺理论。丁玲身上璀璨的光芒，立即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张黑网正向她扑来。

胡也频牺牲后，冯达走进了丁玲的生活。当时，冯达是中共党员、左翼社会科学联盟成员、史沫特莱的私人秘书。他不爱说话，没有娇气也不自卑，只是在生活上默默地关心丁玲。慢慢地，丁玲接受了他，1933年2月两人开始同居。

1933年5月13日，冯达晚上9点钟才回家。回家的路上，他觉得自己被跟踪了，怀疑自己的住所不太安全。第二天早上，冯达告诉丁玲，要去看看《真话报》的两个通讯员。当天上午，丁玲正好要去参加一个小组会议。他们约定中午12点钟前一定回家，到时候如果有一个未回，另一个就立即离开家，并且设法通知组织和有关同志。8点钟，两人分手。中午11点半，丁玲回到家，果然冯达未归。丁玲警觉起来，立即收拾东西，决定到12点钟如果冯达不回来，自己立即离开。正在此时，潘汉年的堂兄，时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的潘梓年登门，丁玲把情况告诉了他。潘梓年听完，一向不慌不忙的他拿起一张报纸，坐在沙发上看了起来。丁玲坐在床头，心急如焚，但看着潘梓年那样沉着，丁玲又不好意思催他走。不一会儿，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丁玲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门“砰”地一声被踹开了，3个特务同时挤了进来。特务中有一个叫胡雷，曾经访问过丁玲和胡也频，他一进门就认出了丁玲。丁玲镇定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心中充满了对叛徒胡雷的憎恨。过了五六分钟，又进来了3个人，丁玲一眼就认出了其中的一位，他就是冯达！丁玲猛然一惊，难道是他出卖了我？就这样，丁玲被敌人逮捕，并很快送往南京秘密关押。

自被逮捕之日起，丁玲被国民党囚禁了3年多。

1936年11月，丁玲在党组织的营救下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成为第一个从国统区投奔陕北苏维埃政权的著名作家，受到了党中央的最高礼遇，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李克农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她的欢迎会。在这里，丁玲如鱼得水，开启了自己的全新生活。

奔赴战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抵达陕北后，即以全部热情投入到中央苏区的战斗生活。她看到红军队伍中有不少能诗会文的文化人，于是向毛泽东提议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简称“文协”），当即得到毛泽东的积极支持。丁玲被同志们推选为文协主任。

尽管文学是丁玲所长，但“当红军”“到前线去”是她初到陕北时最热切的梦想。1936年11月24日，在毛泽东支持下，丁玲穿上军装，迎着漫天风雪，跟随杨尚昆领导的前敌总政治部开赴陇东前线，开展战地采访。“西安事变”发生后，丁玲又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部队南下，经甘肃前往三原前方司令部。在昏暗的油灯下，丁玲迅速写出了《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广暴纪念在定边》等散文。让丁玲意想不到的是，一天夜里，她被通知到前敌指挥部去。在那里，总指挥彭德怀让聂荣臻递给她一份刚刚收到的军用电报，电文是毛泽东赠丁玲的一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是毛泽东赠给中国现代作家的唯一词作，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丁玲的欢迎、重视、信任和礼赞。丁玲看完毛泽东的词，激动不已，当即向彭德怀表示：“感谢中央首长对我的鼓励，我一定用自己这支笔，好好反映我们的红军将士。”

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发出号召：“只要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线的机会，我们欢送你们出去，到前方去也好，到后方去也好，把中国弄好起来，把日本人赶出去。”大批的红军官兵和抗大学员背起背包奔赴前线。丁玲再也坐不住了，经过认真考虑，她组织建立了一个战地记者团。随着招募人员的增加，战地记者团最终演变成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任团长。

1937年9月2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丁玲的带领下，从延安出发，白天行军宣传，晚上演出节目，同时坚持军事训练。10月1日，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平渡关渡口东渡黄河，9日抵达临汾。临汾县县长身着国民党礼服在大会上讲话欢迎西北战地服务团，他说：“八路军原来是这样艰苦，这样朴素，这样同老百姓一样。八路军能这样吃苦，八路军的作家能这样吃苦，我觉得中国有救了。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得民心，才能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次日，西北战地服務团前往太原。在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西北战地服务团坚持为太原居民做宣传演出。太原失守前夕，根据周恩来指示，丁玲率团前往榆次、太谷，随八路军总部辗转活动于沁县、安泽、榆社、洪洞、赵城、运城等16个县市60余个村庄，行程数千里，演出百余场，深受抗日军民欢迎。

1938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又奔赴潼关和西安等地，进行为期4个月的宣传演出和慰问活动。丁玲在服务团享有很高的威望，人们敬重她，不仅因为她在文坛久负盛名，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她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所表现出的勇敢和正义。

这一时期是丁玲一生中非常幸福而可贵的时期，也是她创作的一段黄金时期。这期间她成功地创作了《新的信念》《窗》《入伍》等小说，描绘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表达了人们的抗日热情，细腻地描写了知识分子在新天地里的生活和思想变化。

面对民族危亡，在西北这片热土上，丁玲这位文弱女子成功地实现了角色转变，演绎了“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辉煌。

遭遇逆境——“我首先是共产党员”

抗战结束后，丁玲响应党中央号召，前往晋察冀解放区参加土改。在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丁玲作为工作队员与贫雇农妇女睡在一个炕上，一起同恶霸地主进行斗争，以亲身经历创造了人生的辉煌，写出了一生中最有名的一部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出版后不仅受到解放区读者好评，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版，获得良好反响。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再创人生辉煌，担任文艺界主要领导。

人生道路布满荆棘。或许是丁玲耿直的性格得罪了某些人，或许因为文艺界内部的宗派主义，1955年秋，丁玲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成员，1957年又被上纲为“右派”，定性为“叛徒”。丁玲的丈夫陈明（两人在延安时期认识结婚）因为替丁玲申辩，也被划成“右派”，开除党籍，撤销工作，取消级别。1958年3月，陈明被下放到北大荒农场劳动。接踵而来的重大变故，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冲击着丁玲的内心。6月，在王震的鼓励下，丁玲决定离开北京，自愿到寒冷的北大荒去，到火热的垦荒战斗中去。

6月2日，丁玲带着中宣部开具的介绍信前往北大荒。介绍信中写道：“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这就意味着叫丁玲去冰天雪地里，靠体力劳动吃饭。当时，国内任何一家报纸杂志，谁敢发表一个大“右派”的文章，即便是这样，丁玲仍不为所动，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问，决心到人民中间去。她坚信总有一天党会为她洗清沉冤。可谁也没有料到，丁玲此次北大荒之行，一去就是12年。在遥远的北国边陲的冰天雪地里，在北大荒那片黑土地上，丁玲养鸡、种菜、当扫盲教员、割麦、喂猪样样都干。她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的农工，和周围的群众建立起水乳交融的感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丁玲夫妇的处境更为艰难，仿佛跌入了万丈深渊。红卫兵勒令他们离开招待所，搬到只有7平方米的土墙茅屋中居住。在这间狭小的草屋里，除了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还要经常接受“专案组”通宵达旦的审问。1968年夏，丁玲被关进了农场的“牛棚”。在孤独寂寞中，丁玲只能巧妙地躲过看守的监视，趁看守去打饭的机会跳上炕，躲在刷了石灰水的玻璃窗后，用心去搜寻在窗外操场上劳动的那个穿着棉衣也显得十分瘦小的丈夫的身影。直到1969年5月，丁玲才被转到二十一队监督劳动，接受“革命群众专政”。此时，她已是65岁的老人，被勒令去种菜、喂猪、掏厕所……双手磨出老茧，两脚裂开血口。长期的营养不良，严重的夜盲症，几乎使她双目失明。

苦海茫茫，何处是岸？1970年4月，丁玲夫妇被押解到秦城监狱单独关押。在这里，夫妻双方近在咫尺，却音信全无，度过了5年的铁窗生涯。其间，丁玲把监狱生活当成了研读马列经典著作的机会，“在秦城监狱，读了一个马列学院”。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懈的人生追求。

从1955年到1975年，丁玲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折磨。很多人认为，翻身后的她心里一定充滿了仇恨，但丁玲这样说：“我搜索自己的感情，实在想不出更多的抱怨。我个人遭受了一点损失，但党和人民、国家受到的损失更大。我遭受不幸的时候，党和人民也同受蹂躏。”“我爱我的文学事业，但我首先是共产党员。”一名共产党员宽广的胸怀、坚定的党性原则体现得淋漓尽致。

传奇的经历打造了不简单的丁玲，执着的坚守实现了从小资产阶级作家到革命文学家的蜕变，正如翟秋白所说：“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丁玲永远属于中国共产党，是党的一个普通的忠实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