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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挥戈解放战场

2018-12-04夏明星周宝砚

文史春秋 2018年2期
关键词:杨得志傅作义野战军

夏明星 周宝砚

开国上将杨得志( 1911-1994),是人民军队杰出的军事家。解放战争时期,他和罗瑞卿、杨成武等将领指挥晋察冀野战军、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迭创强敌,战斗足迹从华北大地延伸到大西北。

一年中,转战冀南、冀中、冀东、冀热辽、热河、晋察冀等解放区

1945年10月9日,一边打仗一边组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在河北清丰县柳格乡柳格集地区集结,准备打响反击国民党军窜犯解放区的邯郸战役——当时,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率领的第三十军、第四十军、新八军和河北民军,正沿平汉线大举北犯。

根据刘伯承、邓小平制定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邯郸战役作战原则和方案,第一纵队在平汉路西隐蔽待机。为了对敌形成合围之势,防止敌人继续北进并从沙河镇迂回邯郸,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决心在屯庄、崔曲、夹堤、小堤、南泊村、北赛等地区,以村落为依托,组织大纵深的坚守防御,在第二纵队的配合下粉碎敌人的北犯企图。在《刘伯承传》中,这样描述道:“第一纵队留1个团在临漳以北阻击敌人,主力赶到邯郸以南的屯庄、崔曲、夹堤到东西向阳地区组织防御,坚决不让敌人进入邯郸。”“我一纵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率领指战员与敌人展开反复争夺,节节阻击敌人。经4昼夜激战,使敌军深陷于漳河以北、邯郸以南、滏阳河两岸狭窄的河套地区,钻进我军预设的口袋阵。”由于判断正确,指挥果断,确保了全战役决心的实现,刘邓大军在邯郸战役中全歼敌人,活捉了马法五。

1945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去东北参加反对蒋顽进攻,以利控制东北,建立百年大计之部署”,第一纵队奉命东开锦州、沈阳。当第一纵队进抵辽宁边境时,国共停战命令颁发,乃奉命移驻热河,协助当地武装保卫治安。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展开后,又奉命开抵晋察冀边区,改番号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第一纵队:同年底,部队又奉命南开河北大名归建,恢复番号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苏振华担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加强晋察冀解放战场的指挥力量,杨得志留任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1947年1月,苏振华曾这样回顾过北上又南下的艰辛征程:“在此一年中,本部转战冀南、冀中、冀东、冀热辽、热河、晋察冀等解放区,往返跋涉七千余里,较大的战斗参加了两次,一次是解放冀东遵化之战,另一次是张家口的保卫战。冀东遵化之战,本部一举将该城攻克,消灭伪治安军三千余人:张家口保卫战中,本部在怀来前线侧翼,先后亦歼灭蒋军十六军及九十二军共达三团之众。”在“往返跋涉七千余里”的战斗中,杨得志除了没有随纵队南下外,参加了上述全部战斗。

在这“往返跋涉”的征程中,战士们普遍存在疲劳过度的情况,尤其是在热河驻防时,因该地群众经历了日军13年的残酷压榨,生活异常穷困,这样就给部队的供给增加了不少困难:战士们不能吃到足够的油、盐和蔬菜,没有结实的鞋子穿,缺乏柴烧。面对重重困难,杨得志和苏振华一起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求全体指战员发扬八路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厉行生产节约。

清风店大歼灭战胜利,对于部队战斗作风之转变意义巨大

1947年5月,华北解放战场处于僵局:由于敌人主力猬集,晋察冀部队一时难以围歼国民党重兵集团。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打大歼灭战,一改华北战场僵局。5月下旬,在朱德、刘少奇过问下,晋察冀军区部队再次进行整编,成立了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机关,朱德、刘少奇、聂荣臻挑选的领导班子无疑是一时之选:杨得志担任司令员,罗瑞卿担任第一政委,杨成武担任第二政委,耿飚担任参谋长。野战军下辖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委李志民)、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政委胡耀邦)、第四纵队(司令员曾思玉),还成立了炮兵旅(旅长高存信)。杨得志于6月12日夜间,指挥打响青(县)沧(县)战役,野战军分兵直扑青县、沧县等地,仅4天就歼灭国民党军1.3万余人,解放青县、沧县、永清3座县城,从而威慑天津,震动北平,迫使拟增援东北的平津之敌不敢出关,支援了东北解放战场:6月25日至7月6日,指挥野战军在保定以北发起攻势,共歼国民党军8200人。7月1日,毛泽东曾致电朱德、刘少奇、聂荣臻并转杨得志、罗瑞卿表示慰问,并专门就战役指导给予指导。

这年10月11日,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发动的秋季攻势,杨得志和罗瑞卿、杨成武等率领晋察冀野战军再出保(定)北,破击了徐水至固城段铁路,并以一部兵力围攻徐水,主力伺机寻歼来援之敌。果然,为解徐水之围,蒋介石急调5个师的兵力,自霸县、涿州地区沿固城、容城南下增援。杨得志等按预定计划,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徐水,集中主力求歼由固城南援之敌第五师等部,双方打成对峙局面,胶着于徐水、固城、容城之间地区。15日,石家庄守敌、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领第七师等部渡滹沱河北上,企图协同北面出援之敌夹击杨得志部于徐水地区。杨得志等敏锐地看出,北上之敌孤军深入,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歼敌机会。他当即和杨成武、耿飚研究,决定以部分主力阻击北面之敌,集中主力6个旅迅速南下,歼灭罗历戎。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在和敌人密切接触的情况下,要在20多小时内从保北绕过敌占领的保定,把主力南调上百公里。他一面向晋察冀军区报告,一面指挥部队调头南下。

这时,罗历戎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歼击目标,他以为杨得志部主力被吸引在保北,此次出援尽可坐收渔翁之利。即使有什么危险,随时可以缩回老巢石家庄,所以毫无戒备。结果,晋察冀野战军星夜兼程,一昼夜奔袭上百公里,于19日出其不意地在清风店地区包围了罗历戎。直到这时,他才从美梦中惊醒过来,一面准备拼死突围,一面向上司求援。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与此同时,担负阻击的部队也把南援之敌牢牢钉在保北。激战54个小时,于22日晨全歼敌第三军军部、第七师全部,全歼敌人1.3万余人,生俘罗历戎以下高级军官10名。22日上午12时,聂榮臻等致电毛泽东报捷,次日毛泽东复电勉励:“清风店大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

解放石家庄,歼灭守敌,是夺取大城市的创例

就在聂荣臻等的报捷电中,他们提出乘胜进攻石家庄(时称石门):“现石门仅有三个正规团及一部杂牌军,我拟乘胜夺取石门。军委是否批准此方针,请即复。……我们拟……到前线一行,并与野战军首长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在上述复电中,毛泽东指示聂荣臻并告杨得志等,敌第三军迅速被歼,从北面增援徐水之敌必然受到震动,这时必须因敌用兵,要求“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遂有解放石家庄之战。

这时,石家庄虽然已经孤立,也没有城墙,但仍然是个硬钉子,守敌约有2.4万人。为保住这个位于平汉线和陇海线相交之处、联系各战略要地的交通枢纽,国民党军队不惜工本:自1945年8月底抢占石家庄以后,便在日本侵略军已修工事的基础上,不断加修加固防御工事。据《聂荣臻传》介绍,“石家庄设有三道防线:市外围有30公里长的外市沟,市区周围有15公里长的内市沟,市区内有核心工事。内外市沟深和宽都在8至7米之间。市内外各个村庄和重要街巷都有铁丝网和钢筋水泥工事,大小碉堡共6000多个,碉堡之间有交通壕和地道相互联通。环市还修有20多公里长的铁路,铁甲列车昼夜巡逻。另外还有大量的鹿砦、电网和布雷区。国民党曾经吹嘘:‘凭石家庄的工事,国军可坐守三年。‘没有飞机大炮,共军休想拿下石家庄。”

石家庄设防坚固的情况,从清风店战役缴获的《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要图》上,从俘虏的口供中,从石家庄地下党送出的情报中,以及临战前的侦察中,也都得到了证实。

攻占这样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在人民解放军战史上还是首例。面对巨大困难,杨得志迎难而上,深入部队召开军事民主会,广泛听取各级指挥员的意见。众所周知,他作战有个习惯,就是指挥所非常靠近前沿,经常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内,为的是实施抵近观察,做到对敌情了如指掌。为此,聂荣臻曾专门打电话提醒他:“靠前指挥我不反对,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根据朱德总司令提出的“勇敢加技术”,杨得志针对攻城作战中的重点、难点,制定了详细的计划:集中有限炮兵,重点摧毁发电厂,使敌工事外围的环城电网瞬间变得形同虚设:总结推广对壕作业战法,解决了平原地区大部队攻坚隐蔽接敌的难题,甚至在战前就把战壕和坑道挖到了距敌人工事仅几十米的地方:指导部队发扬我军用炸药包实施连续爆破的光荣传统,弥补了当时重火器不足的缺憾;采用多路围攻、重点突破、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法,把技术、战术和部队的勇敢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参战部队能够以完全劣势的装备,发挥出最大限度的战斗力……11月6日,石家庄战役发起,仅6天时间就歼灭了石家庄守敌,活捉了敌警备司令刘英。

朱德在一次干部会上曾说:“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很大,使敌人失去了防守大城市的信心,并且把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接了起来。”

傅作义精锐一0一师、新编三十二师难逃惨败命运

1947年11月17日,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收到毛泽东的指示电:

(一)同意移至晋县休整3个礼拜,然后配合东北作战。

(二)东北本月下旬开始新战役,若你们能于下月中旬开始新战役,则可起有力配合作用。

(三)你们应准备于结冰期间4个月内(12月至3月)进行几个战役,争取切断平津、平保(注:保定)及可能时平张(注:张家口)等铁路,夺取铁路及其附近可能夺取之城市、据点,歼灭在这些铁路、城市、据点及其附近之可能歼灭的敌人,准备和东北我军直接配合作战……

毛泽东一声令下,杨得志等立即紧锣密鼓地准备行动。

石家庄解放,大大震动了国民党统治集团。蒋介石亲自飞到北平,下令撤销保定、张垣(今张家口)两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傅作义临危受命,即将正规军编为3个机动兵团:平汉兵团、津浦兵团、平绥兵团,实行“机动防御”,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为达成“直接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的目的,杨得志等对傅作义这位国民党名将展开了攻势作战。12月底,为了配合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打击傅作义的嚣张气焰,杨得志指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破击平汉路北段战役。“野战军着重破击保定以北的平汉路,同时以部分兵力破击平绥路和津浦路,诱敌分散兵力。……这样做,果然调动了敌人。敌第三十五军等部南下增援大清河以西地区。三纵队急攻涞水,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麐率新编三十二师和一0一师两个团乘车星夜北援涞水,这便出现了新的战机。三纵队集中主力包围敌新编三十二师于庄町,二纵队对进至高洛、吴村地区的一0一师进行钳制性进攻。经过激战,……三纵队将新编三十二师基本歼灭,二纵队重创一0一师,共歼敌7000多人,敌军长鲁英麐被迫自杀,少将参谋长田世举、新编三十二师少将师长李铭鼎等多名高级军官被击毙。傅作义自称一0一师为‘一块金子,新编三十二师为‘一块银子,但都没有逃脱惨败的命运。这一仗,对新上台的傅作义是当头一棒。整个平汉路北段戰役,持续将近一个月,共歼敌1.4万人。” (见《聂荣臻传》)

1948年1月,为了配合东北野战军的春季攻势,中央军委两次指示晋察冀野战军大举破击平绥路,杨得志等指挥部队立即出动:以3个纵队指向察(哈尔)南,以两个纵队向敌人兵力较为薄弱的绥(远)东进攻,诱敌分散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敌主力不分散,则在察南、绥东地区放手进攻。傅作义也非等闲之辈,杨得志等3月10日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就这样描述过:“在作战上尚未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集中,敌亦集中,兵力堆在一起,不是打不成,就是打不好。”3月14日,毛泽东复电:“你们只有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分散配备,才能克服你们遇到的敌人大量集中不利我军歼击的困难问题……”

对于毛泽东指示,杨得志等心领神会,立即于3月下旬至4月上旬发起了察(南)绥(东)战役,“在宽大机动中”共歼国民党军1.8万余人,解放了1.3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控制了平绥铁路400多公里,华北重镇张家口、大同遂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使傅作义增加了西顾之忧,无法抽调兵力出关增援东北。

5月上旬,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聂荣臻担任军区司令员,军区下辖3个兵团:第一兵团,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兼任司令员、政委;第二兵团,杨得志担任司令员,罗瑞卿担任政委:8月上旬,又成立第三兵团,杨成武担任司令员,李井泉担任政委。

杨得志第二、三兵团转战翼东

1948年5月间,为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杨得志指挥第二兵团以大部兵力挺进冀东,史称“冀东行动”:以一部在承德、北平线活动,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另以一部在北平至张家口地区行动,配合第三兵团在绥远作战。到9月中旬,第二兵团共歼敌2万多,仅仅6月间的冀东战役就歼敌1万多。不过,傅作义的指挥能力不弱,第二兵团也遭受一定损失,参战官兵中有人议论:“胜利太少.得不偿失,走得多,打得少。”“什么冀东战役,就是冀东走役。”这时,“恐傅病”在若干人当中发生。

面对部分指战员消极状态,杨得志压力很大。9月14日,在第二兵团直属队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兵团政委罗瑞卿对少数指戰员的议论进行了批评,意味深长地说:“冀东行动是正确的,因为它确实取得了胜利。……有人讥笑我们‘冀东战役为冀东走役,我说就算‘走役吧!……‘走是部队必须具备的一门本事,……我们没有汽车飞机的时候,就要有这一套。我们走了一趟,提高了走的本领,并不是坏事,何况我们歼灭了敌人,并没有完全白走。”

对于杨得志的战功,毛泽东是充分肯定并寄予厚望的。

1948年12月上旬,在平津战役关键时刻,解放军迅速包围张家口,切断了北平之敌的退路,傅作义急令第三十五军西进增援,发觉上当后又急令该部火速东撤。毛泽东将截住该敌视为滞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聚歼的关键,电令在易县西北紫荆关的杨得志等:务必克服一切困难,在下花园、新保安堵住敌三十五军东逃之路,切断敌三十五军与驻怀来的敌一0四军的联系。

当时正值隆冬,从紫荆关到新保安山高路险,仅有几条小路可以通行,大部队行进极为困难。杨得志指挥第二兵团不避艰险,率领部队连续强行军6个昼夜,途中兵团领导一起带头徒涉冰河,终于将敌阻截于新保安地区,打退了敌三十五军的突围,顶住了敌一0四军的接应,使两敌相距仅4公里而不能会合,完成了毛泽东在平津战役中“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略部署。12月1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我杨罗耿兵团昨(九)日英勇击退新保安敌三十五军、怀来敌一0四军的两面夹击,完成了对三十五军的确实包围。”

12月22日,第二兵团进攻新保安。“解放军攻城开始前,对新保安猛烈炮击,5分钟内打了8000多发炮弹,小小的新保安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解放军将士从刚炸开的城墙缺口处攻入城内,敌人抵抗得也很顽强,几乎是逐街逐屋抗争。经11个小时激战,终于全歼敌三十五军1.9万人,军长郭景云与他的前任一样,被迫自杀。”(见《聂荣臻传》)

“每次他都能抓住敌人的弱点战而胜之”

在回忆文章中,杨得志的老部下郑维山、傅崇碧这样写道:“杨得志同志一生打过很多仗,和各种不同的敌人都交过手,每次他都能抓住敌人的弱点战而胜之。”进军大西北,杨得志的这种指挥风格得到充分表现。

1949年6月,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早已经改番号为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正在杨得志的指挥下进军大西北。盘踞西北的敌人,除了胡宗南以外,是当时气焰甚凶的青、宁二马(即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这两支敌军作战凶狠野蛮,历史上曾偷袭过红四方面军,又一直未受沉重打击,越发骄横无恐。6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既赋予杨得志部重任,又反复告诫:“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接到毛泽东电示,杨得志一面向部队传达了电报精神,一面仔细研究青、宁二马的作战特点和惯用战术,着重组织部队进行打骑兵和拚刺刀等训练。扶眉战役后,国民党军策划在兰州与第一野战军决战,企图先以青马(马步芳部)吸引野战军主力于兰州,继以宁马(马鸿逵部)和胡宗南三面包围合击。鉴于青马在西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彭德怀正欲集中力量打击它,遂决定顺势发起兰州战役:以一部兵力分别钳制宁马和胡宗南部,主力第二、第十九兵团迅速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同时王震指挥第一兵团袭占临夏,直接威胁敌人西窜的退路。

1949年8月21日,兰州战役打响。当时,彭德怀认为,敌有可能放弃兰州,怕失去战机,急于歼灭之。部队抵兰州外围的第二天,在准备很不足的情况下,野战军司令部就下令向“兰州锁钥”古城岭、营盘岭、狗娃山等几个外围阵地发起试攻。8月23日,彭德怀到猪嘴岭第十九兵团指挥部视察,杨得志向他报告:十九兵团部队的历史上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攻敌几个阵地,一天多没拿下一个。军、师、团的干部都很憋气。接着,他又检讨说:“这次仗没打好,责任主要在我们兵团领导人身土。”彭德怀客观分析了情况,也承担了责任:“部队试攻受阻,主要原因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工事坚固,敌人顽强。这次试攻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部队准备不够。”

杨得志一方面主动承担责任,一方面向军、师、团干部做工作:“你们要告诉部队沉住气,总结经验教训,仔细研究敌人,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向敌人发动总攻。”

经严密侦察,杨得志发现:敌人主力在南山,东西两翼薄弱,分兵把守:北面黄河铁桥是敌人唯一退路。这样,攻占南山就成为攻打兰州的重点,能否夺取黄河铁桥是能不能全歼敌人的关键。据此,他又适当调整了兵力部署。经认真准备,总攻发起后,第十九兵团一举攻破敌阵,激战数日,与友邻部队一起越过黄河铁桥,把红旗插上了白塔山。兰州战役,歼灭了西北地区敌人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从此,西北地区的敌人已无组织任何战役的能力。这些胜利,与参加解放西北的部队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是分不开的,与彭德怀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也与杨得志敢于斗争,及时实施机动灵活的指挥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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