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佑文

摘要：香港作家西西创作的超现实主义小说《浮城志异》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被视为一种“另类写作”，但作品中表露的对“九七时限”的恐惧却是彼时港人的普遍情结。在历史的夹缝中，这座城市以前所未有的觉醒寻找自我的文化身份和历史处境，言说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为经济发展所遮蔽的伤痛和焦虑。文本中充溢著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文化身份、看与被看等后殖民主义议题。

关键词：《浮城志异》；后殖民主义；国族认同；监视体系

中图分类号：12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8）08-0112-03

香港作家西西1986年创作的小说《浮城志异》中插入十三幅比利时画家雷内·马格里特的超现实主义画作，以图文对话的方式讲述了一座浮城的奇异景象，这种特别的形式引起了大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但在形式背后，对“浮城”寓指的集体恐慌和失根感却鲜有关注。以大陆公众的眼光看来，诸如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等反映1842年开埠以来香港在英殖民统治下的境遇才是真正的“殖民史”。但事实上，“大历史”层面的殖民与否取决于言说主体所尊崇的话语权威，而文学所反映的，则是更为驳杂的、个人的“历史”。

由此看来，这部写于1984年中英双方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后的作品，一方面追忆了香港在西方“异族”统治下“失根”的处境；另一方面呈现出“回归倒计时”中港人的恐惧与惶惑，对英殖民的臣属、对大陆的陌生使香港这块土地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说，发出的声音已与殖民者的话语混淆不清，显示出如霍米巴巴所说的“混合性与暧昧性”。而《浮城志异》所反映的最突出的问题即在于，历史迷雾中的港人无法建立自己的身份，这一问题又表现在国族身份、文化认同和看与被看的监视体系这三个方面。

一

《浮城志异》中，“时间”这一概念被反复关注和凸显，如“到了子夜十二时正，一切都会变成原来的样子”；“那是重要的时刻，绝对的时刻，一辆火车头还没有进入壁炉之内，在这以后，火车头已经离开。”有研究者认为，《浮城志异》借鉴了卡尔维诺“时问零”的小说叙事概念，是一种“处境小说”。寓言体小说中，日常生活“时间”往往对应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在回归倒计时中，香港开始回顾和清算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渴望寻找自己的原生状态和历史归依，这也是其面对未来的反思基点。《浮城志异》中的不升不降的城市即为香港悬浮于历史、国家之间无根状态的一个形象化说明。自近代“海盗船升起骷髅旗，大炮轰个不停”起，“浮城就从云层上坠跌下来，悬在空中”。二战后，在全球性非殖民运动的浪潮下，英国亦在香港逐步实施本土化政策。“杨（嘉琦）计划”后，港英当局吸收当地港人参与管理。建国后大陆对于香港的影响急剧减少，为香港本土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外在条件。而“六七”风暴则是香港人背离大陆转向香港的标志性事件。可见，在历史的夹缝中，香港始终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中。

同时，历史意识是我们确立国族认同的根据和起点，只有拥有相同的历史实践，才会建立共同的集体无意识，才能形成对传统、制度、契约的一致认同。陈可辛、关锦鹏、李碧华等人的艺术创作中都传达或暗示了对“九七”的焦虑，而“九七时限”的焦虑实则深深根植于香港历史上“双重边缘化”的困境。这一点在文本中的表现具体有三。其一，担忧经济的衰退与现代化图景的消失。文中列举了种种令香港群众引以为傲的成就（高楼大厦、高速公路、科技发明、生态建设、社会福利、文化艺术），确为英国殖民者所带来的福泽与进步。更重要的是，对于文化失根的香港而言，这已经成为他们精神寄托的一部分。就像书中所说“不愿说话的人，享有缄默的绝对自由”，这也是那个时代被资本主义社会视为重要人权一项内容。其二，移民潮的涌现。出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一直以来令港人倍感恐惧的便是中央政权对历史的清算和重提。所以他们“希望自己长出飞行的翅膀”，“要学候鸟一般，迁徙到别的地方去营建理想的新巢”。其实，他们亦不想远离这片土地，只是希望逃离这一尴尬的历史困境。其三，对于未来情势的迷茫和缺乏保障的焦虑。“如果浮城顶上有坚实的云层，浮城的上升就成为可喜的愿望”，如果承诺得以兑现，对游离祖国已久的香港而言，亦不失为一种保护与缓冲。第十二章《慧童》即讨论关于领导权与自主性的问题——“母亲愈来愈觉得自己变得像婴孩，而她们的孩子，成为家庭中的支柱，取代了她们作为家长的地位，倾覆了她们传统的权威。许多的母亲因此感到惊怕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办。”与霍米·巴巴和莫汉蒂等人所描述的第三世界的处境不同，香港经验的特殊性体现在，这是一个经济、文化等方面相对落后的“宗主”对“附属”的领导和管制。所以插图中也出现了一幅悖谬的画面，母亲的身子上长着一张婴儿的脸，而婴儿则长着成人的脸。可见，领导和被领导亦不是二元对立的，其问的含混交织昭示了问题的复杂性。

值得关注的是，《浮城志异》中所表露的情绪亦不是全然消极的，西西引用“黑格尔的假日”，表明了在离去与归依、容纳与拒斥、表与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悖反。在港人心中，有回归精神原乡的冲动和迈出历史步伐的决心，但这样一来，原有的繁荣与平和就要失去。在恐慌、失落、痛苦、眷恋等情感的复杂交织中，香港意识达到其历史的最高点。

二

《浮城志异》中的另一主题即在于寻找香港的文化身份，而这也是后殖民主义文论家颇为关心的一个议题。起先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孔》中就有了被殖民者在殖民文化中失去声音的焦虑。斯皮瓦克更进一步提出了在抹去“臣属”殖民化色彩以恢复本民族“历史记忆”的进程中，应重新书写自我的文化身份，揭露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种种伪装现象和对殖民地历史的歪曲与虚构。但是西西笔下的香港显然失去了寻找“文化之根”的可能，这种困顿和窘境一方面归于长期脱离母体后产生的历史的断层，另一方面也是西方文化长期浸染的结果。

于是，西西的小说中出现了“河之第三岸情意结”的集体意象，这一意象得名于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岸》，为躲避发号施令的母亲，老实沉默的父亲乘独木舟隐居。借此“避世”情节，作家表现出对礼教和权力的逃遁。西西对“河之第三岸”的向往和期盼反之证明了构建香港本土意识的困难性。事实上，在节日这样一个最能彰显集体认同的文化活动上，香港已经被“全盘西化”了，在“普城欢乐的日子”里，他们用的是盛载礼物的长袜、松树、闪亮的灯泡、银铃和蜡烛，与中国的传统早已格格不入。周蕾曾直截了当地说明：“尽管香港与印度同是面对英国统治的困局，但香港却不能光透过中国民族/中国本土文化去维持自身的自主性，而不损害或放弃香港特有的历史。同时，香港文化一直以来被中国大陆贬为过分西化，以致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香港要自我建构身份，要书写本身的历史，除了必须要摆脱英国外，也要摆脱中国历史观的成规，超越‘本土人士对抗外国殖民者这个过分简化的对立典范。”另一重要的问题在于，香港在追求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道路上，早已忘却了自己的历史，淡化了文化身份。固然，“即使是一座浮城，人们在这里，凭着意志和信心，努力建设适合居住的家园。于是，短短数十年内，经过人们的开拓发展，辛勤奋斗，府城终于变成一座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富庶城市。”但西西亦没有忽视现代化背后精神的缺失与空缺。《花神》一章中，西西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波提切利的《春天》一图和中国宋代李公麟的《维摩演教图》中天女散花的场景，寓意文殊大弟子花粘满身，凡心太重。而西西一改画作的原旨，认为花朵固然是美好繁荣的代名词，但繁荣表象下的浮城更充溢着物质的诱惑，“浮城的人，但愿天女把花朵都散在自己身上，甚至就把整个春日女神连同无数花朵的背囊一般背在身后”，反倒成为沉重的负担。在某种意义上，“本土化”与“西化”这一文化帝国主义的“地理范畴”已被转化为“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范畴”，现代社会中文化殖民往往是以经济发展、全球化等方式渗透的。伴随着物质的高度繁荣，也出现了严重的文化表征和价值认同的危机，在西方经济文化的双重重压下，香港“民族性丧失”意味着“集体记忆”陷入困境。

从文本的整体设计上看，西西有意将其以一种神话的面貌呈现出来，固然是出于文学上的考量，但也构成了一个更大的隐喻。神话中往往沉淀着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但对于岛上的香港人来说，“许多许多年过去了，祖父母辈的祖父母们，都随着时间消逝，甚至祖父母们自己，也逐一沉睡。他们陈述的往事，只成为隐隐约约的传说。祖父母们的子孙，在浮城定居下来，对现状也渐渐适应。浮城的传说，在他们的心中淡去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失去了寻求认同感和历史感的兴趣，而沉迷于建构富庶的物质王国，只有在每年的风季中，人们才开始做浮人的梦。风季过后，浮城的人才重新做每个人不同的梦。在梦的隐喻中，我们看到民心的聚合完全依存于外在的形势变幻，莱恩·T.塞格尔斯在《“文化身份”的重要性——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中论及安德森“想象的社区”的观点时认为，“这意味着文化身份被视作一种结构，是一种精神性的概念，会随着构造者和构造的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变化。这表明谈论一个共同体‘确定的文化身份是不可能的。从理论上说，有多少不同的时间、地点、身份的构造者，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文化身份就有多少。”在香港这个面积不大的小岛上，近现代的光影流转，开放的背后意味着驳杂，亦很难形成一个文化身份上的共同体。

三

20世纪80年代，香港自身的发展固然是可喜的，然而其在外部世界中的位置却不甚明了，“无身份”的忧虑随着香港归属问题的迫近而越发深切。特别是置于当时瞬息万变、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下，“每当风季来临的时候，浮城就会摇摆起来，而浮城人都会做同一个梦。”在梦中，人们潜意识中的惶恐和不安皆表露无遗。“季风”隐喻的是国际政治的外部世界，是一轮轮舆论的冲击与监控。在《浮城志异》中，“看与被看”的结构模式反复出现，透过这些或凝视、或监控、或好奇的目光，我们得以发现内与外、中国与世界这两个视域。

第13章《窗子》写外部之人对于香港内部的观望，“许多人甚是關心，于是，他们站在城外，透过打开的窗子向内观望。他们垂下手臂，显然不能提供任何实质的援助，但观望正是参与的表现，观望，还担负监察的作用。”有评论者认为，这“隐喻本人不识庐山真面目，需要依靠旁观力量监察指引。作品由窗外观望的人群思索本位于旁观问题”固然可备一说。但这群“看客”显然不是好心的帮闲者，也不是鲁迅启蒙主题中愚昧麻木的群众，他们在观望的同时亦怀着各自的目的，企图通过一己之力量干预香港问题，他们与上文所提之“季风”实为一体。如此一来，香港的命运便更加飘摇和动荡，香港自身微弱的脉息便更是隐没在众声喧哗的国际社会中了。显然，这种“彼此凝视，各有所思”的背后藏着权力的欲望和力量的博弈。

与之相似的还有大街小巷张贴的苹果海报，顶端写有一行法文，意思是说：这个不是苹果。看似只是一个文字游戏，但西西想说明的恰恰是实体与假象之间戏剧性的悖谬。谎言和假象被重复千万遍，也许会在公众心中形成一种安慰性认知，起到绥靖的效果，但假象终有一天会被戳破，就像浮城终有一天会陨落到地面上一样。外部的人在看画，而画中人亦在打量着这个世界，“画中的人和看画的人隔着一扇窗子……忽然竞面对面了”，在“九七时限”这面对面的一瞬，如若对立可以被消解，每一种话语都可以获得言说的机会，冲突和对抗可以被平等对话所取代，这座悬浮了一个多世界的奇迹之城就可以再次冉冉升起，停稳在厚重坚实的云层上。香港需要的正是从西方人的“凝视”之中走出来，让历史成为自我主动的建构和集体的回忆，而非“被看”的叙述景观。

在《浮城志异》中，西西书写下历史时空交替中的心路历程，成为了解特定历史时期香港经验的绝好注解。此中所言的“殖民”固然是政治特权的投射，但在“殖民”背后更深广、更普遍的则是话语权利的交锋。在非殖民化运动盛行的今天，虽然实体的政治层面的“殖民”正日渐消退，但文化殖民的现象却屡见不鲜——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臆想与误读，主流话语对边缘话语的抑制，少数民族与原始部落在现代社会中的濒危处境，大众审美对流行符号的皈依……凡此种种，都反映出社会更迭中“弱势”群体失声的状态。通过一个个文学的案例，我们终将发现并证明，杰姆逊所言的“文化革命”和“民族寓言”不过指认了一个理想主义的航向，更加真实和普遍的，却是“殖民”带来的永恒的精神缺失和文化创伤。正如王德威所言，“历史暴力不仅指天灾人祸，如战乱、革命、饥荒、疫病等，所带来的惨烈后果，也指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种种意识形态与心理机制——国族的、阶级的、身体的——所加诸中国人的图腾与禁忌。这些图腾与禁忌既奉现代之名，在技术层面上往往更有效率，也更‘合理地制约我们的言行。因此所带来的身心伤害，较诸传统社会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西西笔下的香港经验将这一点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由此，尽管三十年光阴流转，香港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维系日益紧密，“浮城”的寓言却永远具有它的意义与价值。

（责任编辑：陈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