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晔

一群孩子嬉笑着跑进图书馆，他们脱了鞋，走进挂满云朵灯的绘本馆。大一点的孩子则穿过长廊，登上二楼的楼梯，这将通往文字的世界——五彩斑斓的图画故事读物对他们已经没有多大吸引力了。

在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有着7.34万人口的海游街道，毗邻西区大道的有为图书馆，夏天的傍晚最热闹。

二楼天台的教室里，一位来自圣劳伦斯大学的美国女孩正打开空调，她下午在这里和20名高三毕业生探讨了全球气候变暖，贫穷饥饿，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晚上的授课时间是属于小学生的。

天台角落的义工会议室里，一群年轻人正在为第二天的演讲做最后的准备。一个男孩的演讲还有些磕磕巴巴，他憋红了脸。同伴们纷纷安慰他，帮他改了个更有趣的开头。县财政局的公务员、小学老师、创业者们成立了一个演讲俱乐部，明天将是这个俱乐部第一次表演。

门前售卖的凉茶和薄荷味的草湖冻必须放在前台，以免弄脏绘本馆的书和地板。管理员们来自全国各地一一最北边的黑龙江，南边的福建，还有浙江本地一一年轻的面孔上写着对博尔赫斯和尼采的崇拜。有人大学学物理与核电，却去海洋馆做过驯兽员;有人会在半夜和同伴们喝本地黄酒，读里尔克诗集。

图书馆墙上的电子屏正在循环播放志愿者们的采访视频，还有作家梁文道来访时的录像。门前贴着博尔赫斯的名言：“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样子。”

在浙江乡镇里有这样一个存在，都源自一个叫“二妹”的姑娘。

“二妹”章瑾

认识章瑾的人都叫她“二妹”，这位独生女解释说，做公益的人都有些“二”，所以她叫自己“二妹”。

章瑾1981年生，正式场合之外，总带着些少女的娇俏感。在家中见到她时，她穿着一件印着卡通图案的衣服，头发披在肩上，正窝在椅子里，往嘴里塞杨梅。

19年前，章瑾离开三门到重庆上大学，自那之后就几乎一直漂在外面。她去英国留学了两年，在格拉斯哥和剑桥学财务与土地经济学，之后到香港，在金融行业工作了十来年。通常她每年回三门两次，一次是春节，一次是夏天——杨梅上市的季节。赢到创办有为图书馆，她与家乡的联结才多了起来。她把图书馆称为“自己的孩子”，每年回乡的次数多了很多。

三门县临海，晚来的风时常带着海洋的腥昧。全县拥有40多万人口，虽然GDP在浙江省不是名列前茅，但相较于很多内陆地区，已经算得上富庶。三门的年轻人总是向往更大的城市，甚至跨越重洋。和全国其他县城一样，这里没有丰富的工作机会可以挑选，最好的职业通常是公务员、教师，医生和银行职员;这里也没有多少文化娱乐，至少在2011年之前，如果你不想在麻将桌上浪费时间，而是想看一场电影，那就得去隔壁的临海市。

2011年夏天，章瑾从香港回到三门，一位长辈的孩子刚高三毕业，被浙江大学录取了。章瑾问他，你以后想做什么？男孩回答，无所谓啊，听我爸妈的。章瑾有些诧异——一位即将进入中国著名学府的18岁年轻人，却循规蹈矩只知道“听爸妈话”。

这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中国的年轻学子们在经历高中3年的挑灯夜战后，会在6月的两天里，和一个省甚至几个省的学生竞争高等教育资源。那场考试的分数将决定他们去哪所大学，甚至可能决定他们的一生。然而经过了此前12年的教育，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学习，除了习惯性做题和背诵课文，对未来和世界一无所知。就像1999年浙江省高考放榜那天，章瑾的分数堪堪擦过一本线。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对着母亲说：“你看，我为你考上了大学。”

离开三门后，她一直记着那个“听爸妈话”的事。几个月后，章瑾坐在从新加坡到香港的飞机上，愣愣地看着陆续登机的旅客和舷窗外的夜景，感慨新加坡这个面积还不到三门县的岛国，却可以将本土文化和国际化完美融为一体。她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要办一座图书馆，把一线城市的资源和信息带到县城里。在飞机起飞前，她拨通了第一个“捐赠人”的电话。

母亲接到电话时，以为章瑾在开玩笑。她答应把家里暂时不用的厂房仓库借出来办图书馆，前提是她得把自己嫁出去。章瑾一口答应：“没问题啊！”时隔6年后，她完成了对“捐赠人”的承诺。

回到香港，章瑾一夜未眠，在网上搜了整晚的信息。随后，这位训练有索的金融从业者，花了几个小时做出了图书馆的初期财务和策划方案。

拉“可以点燃”的人入伙

章瑾远在香港，要在三门开办一个图书馆，迫切需要一个当地团队落地执行，于是第二个电话打给了杨小山，一位她在微博上认识的网友。

电话内容很简短。章瑾说她想办个图书馆，杨小山觉得是件好事，说“很好啊，可以”。他当时只是想捐点钱，但被章瑾拉入了伙，成了总执行人。

這位戴着眼镜的栏杆制造商，说自己的学历是图书馆理事会里最低的。理事会的成员几乎都有大学教育背景，有高考状元，有剑桥、伦敦政经学院留学经历的，还有位复旦大学的博士，而杨小山是唯一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他打过工，做过电台主持人，靠阅读进行自我教育，如今把栏杆卖到了美国和加拿大。

“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一个坏学生。但跟其他坏学生有一点区别，我是一个爱读书的坏学生。”杨小山说，“那么多年来，我一直好像没有太落伍，就是因为我爱阅读。”有次图书馆里的颁奖典礼上，章瑾这样评价杨小山：“野蛮生长，自学成才。”个人经历促使他决定接下这件事。在创办有为图书馆之后，他还在自己的工厂里办了读书会，领着工人们看书。

章瑾和杨小山算是网友，他们因为一次跟三门有关的金融圈八卦事件，互相关注了微博，直到201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才在三门县西区大道旁的龙虾馆里见了面。章瑾的一位初中同学和杨小山认识，他们仨在龙虾馆里一边吃夜宵，一边聊人生，感叹小镇生活是多么无聊。后来这片夜宵大排档所在地，建了图书馆的新馆。“就这么见了一次之后，对这个人有印象，大致他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他能干什么样的事，我是知道的。”章瑾说。

场地有了，但没人做，这件事要不要黄掉？7年后，坐在图书馆的义工会议室里，杨小山说：“当时我想，太可惜了，没人做就完蛋了，我就跳下来自己做了。”

他们找当地老师做了前期调查，之后就打电话给三门的朋友——一切他们觉得“可以点燃”的人。一个朋友接到章瑾的电话时，孩子刚断奶，正处于产后焦虑中，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后来去图书馆做义工，她找到了新的动力，从泥潭里走了出来。

拉人入伙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他们把这称为“挖坑”，“相互用小铲子把对方挖进来”。和章瑾一起吃龙虾的初中同学成了第一任馆长，他也是个企业家，对图书馆的花销精打细算，馆员们都叫他“铁公鸡”。有位做灯管生意的志愿者，馆里灯坏了，他就过来修，外号叫“灯王”。后来他也被控了进来，成了图书馆综合管理部部长。

2011年圣诞节平安夜，有为图书馆在微博上发了第一条信息，宣布诞生。三天后，他们找县交通局借了一间会议室，开了第一次宣讲会。

创始团队的成员几乎都在职场上摸爬滚打过，基本都没接触过公益，只能把商业逻辑套用上。杨小山把之前创业项目的PPT改了改，把名校毕业的章瑾拉回来站台，像路演一样，对着台下七八十个观众开始“画大饼”。

一位当地日报新闻中心的主任在宣讲会上对策划的执行有很多疑虑，比如：你们怎么落地？后面的钱怎么办？如果没有人来看书怎么办？“他觉得这个事肯定办不成，”章瑾回忆道，“那天大家还是很真诚地交流，后来他就成了我们传播部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