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莲

摘要：古代文学中的“桃源”情结主要来源于陶渊明的“武陵避秦”与刘义庆的“天台遇仙”，对其情结的表现历代各有不同。在元代主要表现为文人“被迫式”的寻求现实的避世之所；超越生命的求仙之念；病态发泄的情爱之乐，丰富了“桃源”的情感与思想意蕴。

关键词：桃源；避世；求仙；情爱

元杂剧中“桃源”意象较多，其中戏剧作品有尚仲贤《陶渊明归去来兮》、王子一《刘晨阮肇误入桃源》等等以及大量的在戏剧唱词中为表现作家内在理想的“桃源”意象与典故。原典意义的“桃源”这是“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大致按照相同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与悲伤的残留物。”[1]“武陵避秦”和“天台遇仙”两种都是表现作者的隐逸思想，但二者之间的隐逸思想又有所不同的，一是表现避世之思的隐，另一个则是求道修仙。另外从“天台遇仙”中又引出了男女情欲的情色意蕴。本文从作家思想情感出发，深入分析元代文人内心深处的“桃源”情结，以下将依次论述。

一、避世之思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它对汉民族一直是占据掠夺式的统治。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儒士的地位与出路达到前所未有的低谷。宋，金亡国之际，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身膏草野”的境地，目之所及的是“人相食”、“莩死风雪”的社会。而在社会稳定后，悲惨的情况却未得到改善，儒士精神上的依靠——科举之路的断绝使他们“干禄无阶，入世无路”。长期在儒士心中“兼济天下”的信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元代知识分子为得到精神上的解脱，“桃源”式的避世之思就成了士子的精神追求。

南北朝如《奉报赵王惠酒诗》“梁王修竹园，冠盖风尘喧。行人忽枉道，直进桃花源”[3]这里的“桃花源”就是对陶渊明所描述的“桃源”风景的直接指涉，表现的是宁静致远的隐居者之所。而唐代与宋代“桃源”多是具有深沉的历史感慨，当然这与当时文人对时局的参与，文人士大夫有史以来的历史责任感。如：宋汪藻的《桃源行》“中原别后无消息，闻说胡尘因感昔。……何事区区汉天子，种桃辛苦望长年。”[4]诗人对宋室偏安与江南社会政治现实的悲慨。

元代儒士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避世。元代剧作家费唐臣《苏子瞻风雪贬黄州》：第一折[寄生草]“臣则待居蛮貊，再谁想立庙堂。……本是个长门献赋汉相如，怎做的东篱赏菊陶元亮。”第四折[雁儿落]“乐淘淘三杯元亮酒，黑缕缕一枕陈抟困”[得胜令]“则愿做白发老参军，怎消得天子重儒臣。那里显骚客骚人俊，倒不如农夫妇蠢。……闭草户柴门，做一个清闲自在人。”[2]陶元亮在此戏曲中分别在三段唱词中出现，先是“怎做”接着是“见此不见彼”最后是“乐淘淘”，在这之中陶渊明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士的不仕而归隐的文人心态。表现戏剧作者以苏轼遭遇，鞭挞了元代现实社会“清浊不分，仁义不存”、“仗富欺贫，依势欺人”的黑暗现象。同时又代表了元代普遍知識分子从激昂致仕热情到“闷”、“黑缕缕”、“怎消得”等字眼所展示的不愿而无奈中所接受的“自在人”，文人已经难以看到“天子重儒臣”了从而被这黑暗的现实逼迫的不得已的转向内心精神中的“桃源”世界的探求与创作，“桃源”虽美好但身处在其中的却是文人内心的孤寂与邈远。

二、长生之念

元代唱词中马丹阳等仙师将洞天福地中的生活形容为“朱顶鹤献花鹿；唳野猿啸风虎，云满窗月满户……春夏秋冬总不殊，春景园林赏花木，夏日山间避炎暑；秋天篱旁玩松菊，冬雪檐前看梅竹”。[2]在元代戏曲中出现了大量的篇幅对类场景进行细致的刻画，直接的表现了杂剧作家对仙乡世界的向往，并就此产生了对生命永恒的追求与向往。正如王国良先生所说的“仙境乃神仙传说中之乐园意象，象征长寿、逸乐，人类得以免除世间之烦扰与生命之无常，获致丰盈完美之理想境界”。[5]

“天台遇仙”典故在元代戏曲中主要出现在神仙道教剧中。王子一《刘晨阮肇误入桃源》首折中出现了道教真仙——太白金星，开篇就交代了主人公刘、阮二人有仙缘。而剧作者给二人安排的身份则是“幼攻诗书，长同志趣，因见奸佞当朝，天下将乱，以此潜林壑之间，无功名之会。……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打来达时务也呵”[2]，刘、阮二人身份为饱读诗书的传统儒士。儒士的设定则是剧作家对自身所处的世俗生活的否定，希望寻找到超越有限生命的存在。《刘晨阮肇误入桃源》开篇出现了太白金星扮樵夫“先使白云一道，迷其归路”，这里出现的是元代神仙道教剧中较典型的“指点迷津”的度化模式——扮演樵夫或渔父指引去往“桃源”仙境，与之类似的还有范康的《悟道竹叶舟》。这种模式是前代“桃源”中较少见的，在前代的诗文中多是以对仙境的向往与美好场景的描写。当然，元代此种情况的出现与元代不同与其他朝代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有关。另外，渔樵人物在历代语典中多是隐逸者的化身，而在这些戏剧中渔父、樵夫又是神仙所化，剧作家希望出现一位大隐者对现实社会中苦闷的人以指引，超脱现实社会，以达到个体生命的无限。

三、情色享乐

元代文人在黑暗的社会中找不到出路，就将自身避于山林或是追求仙道。但文人生活上的困顿，使得大部分的文人不能选择避世，其更多的“不得不栖身于农舍、田间，浪迹于长街、陋巷，掩埋于书会、勾栏，……有很多人则不得不以写杂剧剧本为生”。[6]如关汉卿、马致远等等更是为了创作“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因此，元代文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文人，在青楼中放浪形骸，是他们在现实中所找到的另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将妓女引为知音，而这种元素的加入，使得元杂剧充满了“色欲”，并且在部分“桃源”中表现了对情色的追求。

纵观元代杂剧，“天台遇仙”故事中情爱有关的戏曲元素众多，如石宝君《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第一折[醉中天]“（正旦唱）我只问曲江水比那天台较远？今日和刘郎相见”“不因你是个小名沙，你怎肯误入桃源”[2]；吴昌龄《张天师断风花雪月》第一折[油葫芦]“（正旦唱）想巫娥和宋玉曾做阳台梦。……他若肯早近傍，我也肯紧过从。拼着个刘晨笑入桃源洞”[2]等等。这里剧作家直接将正旦的情爱欲望表露出来，这种直接不做作的方式与前代有所不同，主要是元代戏剧多为下层观众所观看直白易懂。这之中也体现出了元代对于女性的封建礼教禁锢较前代松弛。当然，还有一些更是用大胆的语言点出，“桃源”洞即为男女欢爱的风月场地。如李好古《沙门岛张生煮海》第一折[青歌儿]“……我与你笑相从，再休提误入桃源洞。”[2]；贾仲明《铁拐李度金童玉女》第一折[寄生草]“你昨霄个夜沉沉醉卧蕊珠宫，今日暖融融误入桃源洞”[2]，桃源情结中的情色意味极为明显。从侧面又是文人对社会失望、人生积极心态悲观的瓦解，以一种沉迷于享乐的形式，脱离现实的悲剧。元代的沉沦是社会所逼迫的沉沦，一方面以书生进取为自寓理想，另一方面以沉迷于歌姬为生活的出路，这是元代在情爱表现上不同于前代的表现。

总上所述，元代作家的“桃源”情结在与前代的“桃源”有部分相同之处，但在分析中不难看出元代的“桃源”情结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被迫性。元代继承“学而优则仕”传统，却因为时代、社会、统治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不得不转向下层人民。就是“历史的不合理性，使他们‘强制性的被迫选择，使他们的生命充满了悲剧色彩”[6]。但这却将“桃源”情结注入了新的元素，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思想意蕴与情感意蕴。

参考文献：

[1]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M]，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庾信撰写，清代倪璠批注，当代作家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M].中华书局，1980.

[4]汪藻.浮溪集[M].台湾商务印书馆，1128册.

[5]李丰.魏晋南北朝文士与道教之关系[M].台湾政大中文所，1978.

[6]刘彦君.元杂剧作家心理现实中的二难情结[J].文学遗产，1993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