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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组织“圣谕坛”形成的人类学初探

2018-11-30张汝梅

商情 2018年49期

张汝梅

【摘要】“圣谕坛”是现今仍遗存在白族民间的一种民间信仰组织,所谓“圣”指圣上,即皇帝;所谓“谕”,指口谕;“圣谕坛”即传播皇帝口谕的地方。文章借助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探讨了“圣谕坛”的形成以及对组织内涵进行界定。

【关键词】圣谕坛 民间宗教组织 洞经会

“圣谕坛”是现今仍遗存在白族民间的一种民间信仰组织,所谓“圣”指圣上,即皇帝;所谓“谕”指口谕;圣谕坛即传播皇帝口谕的地方。圣谕亟待天传授圣旨,教化人民。“天”是玉皇大帝、历代皇帝和当世皇帝。圣谕坛有圣谕条规。圣谕有清代顺治皇帝的《世祖章皇帝圣谕六训》,康熙皇帝的《圣祖仁皇帝十六条》。戒律有《观音大世戒妇女八则》。圣谕坛的经书包括三教的基本内容,主要有:《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太上静斗垂宪宝科今、《太上洞玄灵宝三清仙经》、《罗八祖大乘真经》、《儒教大乘正宗正性除疑真经》、《达摩宝卷》、《观音菩萨化身忏全部》、《三教同源文仪》等。圣谕坛与洞经会有很大关联,甚至可以说它的前身是洞经会。洞经会是崇奉道教的民间宗教组织,曾普遍存在与云南各地市县。至今在大理州有700多支洞经队。

洞经会和圣谕坛的戒律基本上是一致的,据下关《太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谈谱载,《文昌帝君蕉窗十则》内容为:①戒淫行(未见不可思,当见不可乱,即见不可忆,于处女寡妇,尤宜慎);②戒意恶(勿蔵险心,勿动妄念,勿记仇不释,勿见利而谋,勿见财而嫉、若貌慈心狠者,尤宜慎);③戒口过(勿谈闺阃,勿奸阴私,勿杨人短,勿谈雌黄,勿造歌谣,勿毁圣贤,尊亲死亡者,尤宜慎);④戒眼功(勿起迟眼早,勿舍己芸人,勿为财奔驰,勿学为无益,勿见异思迁,身在心驰者,尤宜慎);⑤戒斗欧(勿唆使别人斗殴,勿造谣惑众,勿挑拨离间,勿搬弄口舌,尤宜慎);⑥慎教人偷(父子主恩尤当喻之以义,家国主敬尤当引之以道,兄弟相爱尤当勉之以正,朋友有仗尤当劝之以诚,夫妇相合,尤当敬之以别);⑦净心地(玩古训以惩心,坐静室以收心,寡酒色清心,却私欲以养心,尤当倍至理以明心)⑧立人品(敏事慎言,志高身一,胆大心细,就古以今,弃邪归正,思君子之九思,畏圣人之三畏,尤当不恤人言);⑨慎交游[始终不怠,内外如一,贵贱不二,死生不易,功过相规,弃夷惠而师,仲尼絕奸狂而交中正,尤当立身为万事之表);⑩广教化(遇智慧人说性理,遇愚昧人说因果,多刻善书,尤当改邪崇正。以为吾道)。而据《大理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记载,圣谕坛的戒律也是以上十条。

一、清王朝的讲“圣谕”活动

“圣谕坛”这一民间信仰组织,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讲“圣谕”活动。在清初,顺治、康熙、雍正皇帝时期,他们先后颁布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圣谕六条》、《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要求在全国城乡范围内宣讲,希望海内外“兴仁讲让,革薄从忠”,以达“共成亲逊之风,永享升平之治”之目的。

据雍正朝《大清会典》卷七十七:

顺治九年,颁行六谕卧碑文于八旗直隶各省。顺治皇帝的《圣谕六条》为:“一训孝顺父母,二训尊重长上,三训和睦乡里,四训教训子孙,五训各守生理,六训勿作非为”。

康熙九年,颁《圣谕十六条》,通行晓谕八旗佐领,并直隶各省督抚,转行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康熙皇帝的蛋圣谕十六条》仍以忠孝伦理为核心,但内容更加详细:

“敦孝梯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山尚节俭以惜财务,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敬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民,戒匿逃以免株连,完粮钱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弥盗贼,解仇恨以重生命”

为了让这些高度概括的、原则性的条文为民众理解,雍正皇帝于雍正二年,(雍正二年二月丙年“御制圣谕广训,布天下”。《清史稿》卷九。)《圣谕十六条》扩展为一万字,名《御制圣谕广训》,颁布天下。序中这样写到:“唯恐小民遵信奉行久而或怠,用申诰诫,以视提撕,仅将上圣谕十六条寻绎其义,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名曰《圣谕广训》。旁徵远引,往复周详,意取显明,语多直朴,无非奉先志以启后人,使群黎百姓家喻而户晓也。愿尔兵民等仰体圣主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视为条教号令之虚文,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嚣凌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乐观其成,尔后世子孙并受其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其理岂或爽哉!”

由此可知。从顺治九年(1652年)至雍正二年(1724年)七十二年间,三朝皇帝先后颁发圣谕,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大力宣讲。讲“圣谕”活动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清朝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讲“圣谕”活动,是与它“崇尚德教、教民化俗”的政治理念和统治策略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一政治理念又与作为中国历代王朝统治工具的儒家思想有着渊源关系。关于国家统治,儒家的基本观念是:“政治基本上是道德劝说”。因此,崇尚德教、儒学教化成为西汉后历代王朝推行的重要的治国策略。清王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住中原,从一开始即非常明确地以儒家思想作为柔化汉族、巩固政权的工具。

“圣谕坛”是中老年人(男性)参与活动的一个民间信仰组织。一般来说,“民间宗教”一词是相对尸官方宗教”(Official Reli-gion)而言的。美国学者Romeyn Taylor在《明代中国社会的官方宗教、民间宗教与政治组织》中对“民间宗教”的界定是:“在官方宗教之外所发展出来,不为法律所允许,也不为在官方登记并接受管理的佛教或道教僧侣接受的各种结构松散的信仰崇拜”。中国大陆学者马西沙在《中国民间宗教简史》中的界定是:“所谓民间宗教,是指流行于社会中下层、未经当局认可的多种宗教的统称”。高寿仙在《中国宗教礼俗》一书中认为:“所谓民间宗教,就是以传承下来的远古巫教形态为基础和框架、不断吸收宗教因子而形成的信仰形态”。在表现形式上,中国民间宗教与形成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统一性的普世宗教显然不同。它之所以也是宗教的一种形式,是因为它一般有经卷、仪式、教规,以及与之相应的信仰体系和组织方式。

上述三位学者均从社会、文化不同层次对民间宗教进行了界定。笔者认为,民间宗教与制度宗教或传统宗教就教义而言,它们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它不像制度宗教那样善于提升自身的文化,也没有完备的宗教体制。当然民间中的一些秘密结社,虽然具有宗教的一些特性,但并非真正意义的宗教,其政治目的在于推翻当局政权,具有邪教的一些特性。因此,不能将秘密结社、邪教看作民间宗教。历史上较有影响的民间宗教组织如白莲教、三一教。圣谕坛有经卷、仪式、教规,以及与之相应的信仰体系和组织方式,它在村民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许多积极的作用,笔者认为他是民间信仰组织而非民间宗教组织。

据郭宏珍的《突厥语诸族社会组织研究》一书的观点:“社会组织又称作社群组织,由于理论角度不同,学术界对于这一概念有不同的解释。概括而言,社会组织就是人们为共同生产或活动而组织起来的群体。广义的社会组织指由诸多社会要素按照一定目标、方式相互联系起来的社会系统,如村落、城镇、社区等;而狭义的社会组织指的是一些专门的群体,是人们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务和形式编制起来的社会集团,如宗教组织、教育组织、文化组织等。”笔者认为“圣谕坛”是属于狭义的社会组织。

结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圣谕坛”应该是民间宗教组织。

二、圣谕坛与洞经会

在清王朝大力推行“圣谕”活动情况下,道教组织洞经会自然面临着许多压力,社会环境要求它通过改变和调整自我来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必须借助当时的政府的力量才能发展自己,于是洞经会接受了这些训条,包括内容和形式,儒、释、道三教,从此改为圣谕坛。当然,在大理白族地区还有另外一个很有特色的民间宗教组织“莲池会”,该组织参与者主要是白族中老年妇女,这些妇女年龄大都在50岁以上,大多数都是有了孙儿孙女在家已做了“婆婆”的妇女,参加莲池会的妇女大多不识字,靠口传心记学习经文,虽然莲池会组织中的大经母(白语“岛结蟆勺、经母(白语“结嫫”)在该组织中在诠释经文、科仪、唱腔及安排祭祀活动方面很有权威,可毕竟她们在识字、书写方面都很有限,因此在这个组织中一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一‘经头”,他是莲池会中唯一的男性,但他并非是莲池会的固定会员,其作用主要是负责书写和诵读表文,已弥补莲池会女性大多没有文化,无法书写诸如表文、账务等文字性事务的缺陷,这样看来,当时要把皇帝的口谕通过一定的组织传播到基层,特别是乡村,其它民间组织因各种原因未能承担传播的职能,而“圣谕坛”这个即能吹、拉、弹、唱,又能听、看、诵、写经文的民间宗教组织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大理州最早的圣谕坛出现在挖色镇,起源于清咸丰、同治间,而其他村邑的圣谕坛则组建于民国,俗称弹经会。

圣谕坛形成以后,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几经沉浮。宣讲圣谕活动绵延两百多年,一直到清王朝结束,宣讲圣谕也就不再被贯彻落实,而“圣谕坛”却被保留下来,可此时的“圣谕坛”的职能发生了变化,它己从宣讲“圣谕”为主的组织转变为民间宗教组织。讲“圣谕”活动虽然结束了,坛中却仍然保留着讲“圣谕”时的一些礼仪,供着圣谕牌位和《圣谕十六条》,遇会期做会时仍要先向君、亲、师、位行大礼。

大理村民认为古代遗留下来的东西要多学学,圣谕坛是儒学,是传统文化,圣諭坛在文化大革命时中断了一段时间,当时被认为是四类分子搞迷信活动,改革开放以后,提倡宗教活动自由,圣谕坛从80年代恢复后,一直延续下来,并有发展壮大的趋势。

参考文献:

[1]何显耀著.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M].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2002.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大理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辑出版[ZI.大理市文史资料第三辑,1990.

[3]据雍正朝《大清会典》卷七十七,《生育六条》颁行于顺治九年、《圣谕十六条》颁行于康熙九年、《圣谕广训》颁行于雍正二年.

[4]朱爱东.国家、地方与民间之互动——巍山民间信仰组织“圣谕坛”的形成[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5](美)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王富著.鲁川志稿[Z].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会编,2003.

[7]杜新燕.巍山民间宗教组织“圣谕坛”的人类学浅探[J].大理学院学报,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