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雄，马　珂

黄震（1213—1281）字东发，庆元府（浙江宁波）慈溪县人，学者称其为于越先生。宝祐四年（1256）登第，担任南宋中央和地方官计20年，是南宋末年著名的理学家、史学家和忧国忧民的能吏。度宗时，为史馆检阅，参与编修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个人著述主要有《黄氏日抄》（后称《日抄》）97卷、《古今纪要》19卷、《戊辰修史传》1卷、《古今纪要逸编》1卷。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为最。《日抄》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①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4页。作为朱子学派的后学，黄震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要谈理，但他反对空谈性理，而是将其落到实处。他曾论孔子于性理，举其端而不尽言，或言之，必要之践履之实，固可垂万世而无弊。②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63页。在此基础上，他引朱熹于《学而篇·入孝出弟章》“或问”篇所载苏氏之说云：“今之教人者，不亦异乎！引之极高，示之极深……教者未必能，而学者未必信……务以诞相胜也，风俗之坏，必自此始矣。”③朱熹：《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六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22页。并由此阐发“晦庵岂不悟苏氏此语之为讥伊川哉？而载之‘或问’，其惩伊川门人之弊欤！”④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7页。肯定朱熹对程氏门人误入歧途的批评。更有意味的是黄震援引陆九渊之说作为映衬，陆氏曾论空谈性理之无益，在与赵然道书中称“当今之世……所谓讲学者，遂为空言以滋伪习”，①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8页。由此表达对空谈义理的不屑。黄震的学术研究与同时代学者的认识和实践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不空谈义理，学术研究不脱离实际，尽量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南宋末年内忧外患深重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和发扬知识分子对现实给予关怀的优良传统既有其现实性，也有其必要性。

一、基于现实与历史经验的职官制度和水患治理研究

从《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载的北宋历代诸多制度设计或有针对性的改革可以看到，大臣往往以唐代相关制度作为讨论的起点，唐宋沿革在制度层面上表现得较为突出，因此学者们对唐代的制度研究也往往将着眼点落到现实。比如《日抄》中针对韩愈《送许郢州序》所云：“为刺史者，恒私于其民，不以实应乎府；为观察使者，恒急于其赋，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观察使不得其政，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己穷而赋愈急。”②韩愈：《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278页。黄震考刺史，汉监司之名，在唐为州一级长官，如宋时之太守，盖守郡者。观察使，唐监司之名，宋时去其权，仅存虚号，在唐代则专有一道之兵，所掌财权重于宋代的监司。唐代观察使掌握地方的兵权和财权，其向支郡刺史征取赋税，犹如宋时州郡催促县道缴纳财赋。重要的在于，黄震认为，征取之欲无厌，生民之出有限，韩愈谓府常急于财可，谓州常私于民不可，“府既急于财，而州又不私于民，则竭下奉上，患将安极？此事岂可使州与府同耶！”“见观察使督赋支郡之难，而未见支郡督赋百姓之难尤可念耶？”③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826页。黄震本身做过此类官职，对刺史和观察使的历史变迁、行使职责的权限以及各自关心的目标认识得很清楚，因此能够联系现实，抓住关键给予分析。与洪迈于《容斋三笔》卷七“唐观察使”条所考“韩皋为浙西观察使，封杖决安吉令孙澥至死。一时所行大抵类此，然每道不过一使临之耳。今之州郡控制按刺者，率五六人，而台省不预，毁誉善否，随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观察使比也”，④洪迈：《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09页。关注点各有所侧重。

针对曾巩所上“乞赐唐六典状”，黄震以为，唐初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预天下事，至六官所主，则一本于尚书。但开元十四年（726），张说罢中书令为尚书右丞，不知政事，“自此政归中书，而尚书但受成。神庙印六典赐近臣，其书称中书令张说撰，疑张九龄所为，不过述先代遗法。时尚书已不得其职矣”。⑤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931页。其考辨关注宋代与此关联的中枢机构的变迁，尤其涉及神宗时期的有关制度改革。又如针对韩愈的《上张仆射书》，黄震将唐宋时期相关制度的沿革做了梳理。⑥韩愈：《韩昌黎全集》，第251页。唐制，持节某州诸军事，即以节度使统支郡之权，而其属有两，州院和使院，前者即宋代的曹官，于宋时为录事参军之居，后者即宋代的职官，于宋时为佥厅，不以使院称之，唯都吏孔目官所居。尚名“使院”，即其遗称。⑦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824页。韩愈《爱直赠李君房别》一篇谓，李君房在南阳公之侧，有所不知，知之未尝不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尝不为之言。⑧韩愈：《韩昌黎全集》，第199页。黄震以为：“今之宾僚于所事，犹古者卿大夫士于诸侯，盖有君道焉。自封建废而为郡县之吏，自世卿易而为递迁之官，萍梗相逢，休戚无关，而治道遂不可以望古。若李君房，其行古之道者乎？”⑨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822页。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今官员及僚属关系变化的实质。又就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内所云：“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①韩愈：《韩昌黎全集》，第51页。黄震指出，“唐之判司簿、尉类然欤？然唐人之待卑官虽严，而卑官之行法于人，犹得以伸其严”，如刘仁轨为陈仓尉，搒杀中贵人折冲都尉鲁宁，“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进士，而筦库监当不以辱之，其于判司簿、尉，视唐重矣。奈何朝廷视之虽重，世俗待之益卑，苦役苛责，甚于奴仆。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关系世道”。②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816页。对宋代相关职务的地位与权限较唐代的变化作了比较分析。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八“职官受杖”条论唐宋之有关现象时部分采纳了《日抄》中黄震考证的内容。③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995页。

黄震对历史地理的考证更是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表现就是高度重视对水患的治理。他认为治理水患首先要搞清楚河流的来龙去脉，也就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进行考察，才能采取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日抄》卷八十三载其论太湖震泽泄洪的策问，集中反映了黄震治水的基本思想，卷八十四“代平江府回裕斋马相公催泄水书”，则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论述吴中水利之得失，与上述策问遥相呼应。其分析论述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揭示出造成当地水患的地理因素和人为原因。黄震考察太湖水系之原委后指出，就源头而言，溧阳之上有五堰，用以节制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宜兴之下有百渎，以疏导荆溪所受诸水，此等都是湖水的源头，却长久得不到治理。江阴以东，置运河十四渎，泄水以入江；宜兴而西，置夹苎于与塘口、大吴等渎，泄西水以入运河，这些都是泄水支流，也长久得不到治理。“震泽固吐纳众水者也，源之不治，既无以杀其来之势；委之不治，又无以导其去之方。是纳而不吐也，水如之何不为患而可诿之天灾耶？”④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2270页。

第二，肯定前人因地制宜治理水患的成功经验。他指出吴中所在水系皆源高而流下，故泄之容易。惟独此郡西南，受荆溪以上江东数郡水，地势却高，东北自昆山之太仓连亘常熟，地势也高。造成诸水反流而趋内，四面皆源，独其中受水之流水，反蓄而不泄。故古人于宜兴以西金陵管下，设为伍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由分水、银林二堰入伍子胥伐楚之运河，以入大江东北；又于昆山、常熟以东之横塘设斗门等，闭高地之水以自溉高地之田，使水不得反而趋内。由此肯定古人措置四境之高仰如此，“随地形而为之计，则亦曲尽其妙”，进而感叹现实中有关工程“第废坏已久，有非一旦可复”。⑤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2276页。

第三，剖析吴中湖水入海一途兴废的得与失。黄震考吴地中间，不仅太湖三万六千顷，而且长洲有沙湖、尹山湖，常熟有昆承湖，昆山有阳城湖。他如邪塘等诸瀼、黄天等诸荡、市宅等诸村，皆蓄水深处，脉络无不与太湖贯通。水面阔远，止凭借吴松一江，通注入海。若中间地卑水聚，不能以时入海，则又成为塘浦。浦者导诸处之水皆自趋吴松江以入海，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必使由浦以入于江。塘浦原有一百三十二条，浦之宽二三十丈，塘之高大约二丈。大要使浦高于江，江高于海，水驾行高处，“而吴中可以无水灾。古人之为此，夫岂一日一人之力？”⑥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2276页。至黄震生活的时代，这些塘浦已不存在（具体原因见此下第五点）。另吴松江入海一途，旧有安亭江，由青龙镇入海，罔利者虑其走商税，将其堵塞；又有白蚬江以通青龙，后来也被堵塞而作为耕地使用，湖水因此更加郁积，也就是黄震所说的，自景祐以来，岁岁讲求，迄无成功。盖但知泄水，而海口既高，水非塘浦不可泄。“旧说具区（笔者按，太湖之古称）三万六千顷，积之既多，泄之已难”，“湖之浸淫，又不知其比旧增多几千顷，非原委之不究而致然耶？”⑦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2270页。

第四，对整个北宋时期吴中水利建设的缺失做了回顾。苏轼知杭州时曾将单锷之说进于朝，请去吴江石塘，谓庆历间欲便粮运，筑吴江岸，介于吴松江、震泽之间，洪水退去始涩而岁为灾，故请置千桥以易之，黄震认为此“可谓得其襟要者”。但他进一步考察后又实事求是地指出，“海滨高仰，江尾茭淤，使震泽之水骤入江，而松江之水未能骤入海，正恐并吴江岸以东茫然皆一震泽也，而何以制之耶！锷则谓茭淤之渐生，皆原于江流之不迅。苟东下之势峻急，则涨塞之患立空。此说可保其不害民田否？且地势中低而外仰，何以遽得其峻急耶？禹之治水也，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其法于其下导之也。吴江岸苟未易轻议，盍自其当先者耶？”①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2271页。根据地理形势的自然形态指出单锷的建议并不可行。此外，王觌也曾奏开海口诸浦，宋廷也疑不敢行。范仲淹守吴，曾开茜泾，亦止一时一方之利，而刘悫按行，建议开海口，宋廷则反有风涛驾入之忧。唯独熙宁初，郏亶力请于朝廷，曾起六郡三十四县之人以修塘，结果吏民喧诉，击坠幞头，卒鸣铙散众而止。政和六年（1116），朝廷下令修平江诸浦三十六闸，差赵霖措置，通役六十四万余工；宣和初再措置，支见钱四十一万贯有奇，卒又勾收人吏送狱根磨而止。结果使得后来浦闸尽废，较以往更甚，而海沙壅涨，又以往之所无，由此黄震得出“地之高下，非人力可移；沙之壅涨，非人力可遏。惟复古人之塘浦，驾水归海，可冀成功”②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2277页。的精辟结论。

第五，进一步分析南渡以后造成水患的人为因素。他说，国朝幅员万里，观听不接。南渡生聚益繁，各便已私，上焉之五堰既以不便木箄往来而损坏，江东数郡之水尽入太湖；下焉之堽门、斗门又为侧近勤耕而毁坏，昆山、常熟二县之水反流入内地；中焉之塘浦，则或因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户请射下脚而废，其堤或因耕垦增辟而攘斥其旧来之浦，“凡今所谓某家洪、某家泾者，皆古塘浦旧地。于是荡无堤障，水势散漫，与江之入海处适平。退潮之减未几，长湖之增已至；小迅之随去未尽，大迅之拥回反多。往复洄洑，水去迟缓，而一雨即成久浸矣”。因此，他感叹：“古人合江浙数郡之规模而成之，虑及万世；后人求一己田宅之利便而坏之，见止一时。坏之既久，则复之甚难。”③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2276—2277页。

最后，他总结指出，三江入则震泽定，震泽定则浙右无水灾；浙右无水灾则行都之根本固，民生不匮而军饷足，事孰大于此者！“夫何一雨为虐，水今三月犹未退，望有秋者号天于野，而议劝籴者龈舌于庭？是束手无策而坐视公私之交病也，不亟是图，患将安极耶？伊欲禹迹之三江皆入，于今吴松一江之七十二浦皆泄水，決运河所置泄水之一十四渎皆复于江，而五堰以西诸水不复入震泽，以重其泛滥之势。源委悉治，圩塘复旧，天雨虽甚，水不为灾，是神禹之功复续，而我朝万世永赖也。”④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2271页。

上述分析具体而又全面，既有对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更有对现实因素的深入思考；既有对自然环境限制条件的充分尊重，还有对人为因素造成破坏的深刻反省，由此体现出一位学者将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的探究有机地加以结合的优良品质。

二、政治与民族关系研究的现实观照

重视探讨民族关系并以史为鉴是黄震所处时代的特殊条件在其身上的具体反映，也是其论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考评《春秋经》的过程中，黄震对中原诸国与戎狄之间的折冲樽俎，既有强调夷夏之辨的倾向，同时也有主张自尊自强观照现实的态度。如《春秋》隐公二年春载，公会戎于潜。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黄震以为，说者多谓讥隐公不当与戎会，是责人于难也，“亦公不能自强也”。⑥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62页。同年八月庚辰载，隐公及戎盟于唐。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0页。黄震再次强调“不得已而与盟可也，终不能自强则非矣”。②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63页。成公十二年秋载，晋人败狄于交刚。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855页。黄震引戴岷隐曰：“春秋于晋败狄之事，纤悉备书，幸中国之犹能自强也。”④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372页。襄公二年载，冬仲孙蔑会晋荀罃等于戚，遂城虎牢。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923页。黄震针对后人相关见解指出：“今晋取此险，则可拒楚以安中国。诸儒之为此说者，岂不知夷夏之辨耶？何不责郑之不从晋，反责郑之不守险也。”⑥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388页。以上反复申论的“自强”其实恰恰表达出其自身对宋王朝与北方强敌相处时所抱持的一种期待。

黄震还就《史记》之“匈奴列传”论述了汉匈关系以及中原政权所应采取的策略。首先，他梳理了先秦至秦汉时中原政权与戎狄相处的基本走向，“大抵以其视中国为强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周王朝之兴起，称其为荒服；周道衰，戎狄又世世为患。秦统一天下后筑长城，头曼单于乃北徙。秦末群雄征战，冒顿复兴，汉高祖不免白登之围，“非其视中国为强弱哉！”⑦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574页。也就是说，北方民族之强弱完全伴随中原政权之盛衰而起伏。其次，他具体分析秦汉与先秦时期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对付北方民族政策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秦汉之待夷狄，不可与三代相比拟。三代以天下为公，诸侯各自为守，遇到外族来患，方伯联合诸侯用兵将之驱除而已。秦汉以天下为私，自京师去匈奴塞上，皆天子所自制，边尘稍惊，劳民万里，虽鞭之长却不及马腹，因此秦之备胡，不得不出于长城，“然此毒民之事，悖谬之举，适以自毙，不可为也”。因此，汉初为求得安宁，不得不与其订城下之盟，虽然黄震认为娄敬遣公主之说不可用，但对孝文帝赐之书所称天不颇覆，地不偏载，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⑧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03页。不由赞赏道：“呜呼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坚，行之久，至孝景世，终无大寇。”评武帝时阻击匈奴，兵连祸结，使天下生灵肝脑涂地，“然匈奴益骄，亦终不我服。回视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并由此联系到宋初太祖时的策略，不过因李汉超辈使自为之守，而边烽之警自不接于庙堂，故称“守在四夷，三代公天下之事也；兼爱南北，文帝得处之之道也。内兼制诸夏如汉，而外因疆圉之臣以御边，如三代其待夷狄之得，自有天地以来，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袭，而欲身制万里如在目睫，天下无是理也。武帝穷追，且不能得其要领，夷狄之患，如之何不日接于中国耶？”⑨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574页。

进而他就《汉书·匈奴传》所载更加明确地将宋以前中原政权与匈奴的关系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其策略各有得失。第一阶段为帝制以前，五帝三王时代，君主无富天下之心，己所自治者不过千里以待诸侯，而又卿大夫食采在焉。自侯服以至要荒，以至要荒之外，皆使各臣其民，各赋其土而已，不过以德为天下之共主，莫不尊亲用是道也，何夷狄之足患哉？第二阶段为帝制以后，“自秦去封建而郡县之，必使尺地寸天悉为己私……以一人之智力而欲兼制四海九州岛之广，虽使五帝三王复生于封建既坏之后，亦未知所以为计矣”。由此，他再次肯定“汉世绥御之方，窃谓于不得已之中而曲为之处，惟文帝为得”，文帝初即位，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意，量时度宜与匈奴复修和亲，尉佗自帝，亦温辞以感服之，匈奴或背约入寇，逐之出塞即止。⑩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64页。然而，到汉武帝之时信聂翁狙诈之说，兵连祸结，海内萧然，“董生之论，似过于弱，而实足以药武帝之膏肓”。针对有学者称宣帝以后，外族款塞入朝皆武帝所致，不一劳者不永佚，武帝之功居多，他予以驳斥，认为此“又不思之甚也。盛极必衰，理有固然。五单于争立，痈自内作，不得已而求救，在汉何力之有？……劳师费财，赏赐巨万，视文帝之费几倍焉，是亦不得而巳乎？”①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613—1614页。上述论辩也是有感而发，既与北宋末年与女真联合灭辽终遭靖康之耻的反思有关，也鉴于孝宗开禧时仓促北伐遭致溃败的惨痛经历相联，表达其对南宋现实问题的关注之情。

彰显黄震历史研究的现实主义情怀，突出体现在他针对叶适有关内政外交建言所做的评价。黄震考《水心别集》乃叶适论治之书。《别集·后总》有其救世之策，极论本朝兵以多而弱，财以多而乏，任法而不任人，一事以上尽出专制，而天下之势至挛缩而不可为。②叶适：《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45—851页。黄震评其激烈愤痛开阖数万言，但论治犹医，论已坏之证易，而求必效之方难。何以言之？对此，他首先提纲挈领地加以概述：

水心始论历诋本朝先正大臣无一知治体，而要其究极，乃谓不能如秦之强；始论必欲取幽、燕，守关塞然后可以立国，而要其究极，乃欲于东南一隅，更裂两淮、江南、荆湖而授之人；始论欲尽省养兵之费以宽民，而要其究极，乃欲买官田，召民租佃如私家，以赡兵食。夫其欲取幽、燕者，欲强其国如秦也；欲省养兵以宽民者，欲厚其力取幽、燕也；欲买官田者，欲省以民养兵之扰也。千条万绪，宛转铺张，而卒归宿于买官田。③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2062—2063页。

由此提炼出叶适将宋之能否强盛如秦取决于是否能夺取幽燕，能否夺取幽燕又取决于所养之兵，能否养好兵又取决于是否能减轻百姓负担，能否减轻百姓负担又取决于政府能否提供官田供百姓耕种的相互关联的基本认识。内政优劣决定了外交之成败，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军事的成效，看似合理，但基于他对基层盘剥层层加码必然性的了解，在对叶适脱离现实的理想规划做了深刻细致剖析的基础之上，对其倡议的可行性做出了否定，指出：

买官田，果必效之方否耶？世降俗漓，法密文弊……人情之于剥民，如蚊蟁吮血，苟有其隙，不约胥会。所谓监官一员，必且增监门，必且增斛面，必且以机察提督，江湖乞丐之靡，必且干势要挟，阔书求为司门，求为敖口，求为催租官，况于吏卒，何可预防？数之一者，必且增而十；数之十者，必且增而百，况其私取何可预限？官租之赢既倍，而吏卒之扰又烦，正恐佃户逃而追业主，业主逃而追亲丁，不特绕城三十里地荒民散，四境亦萧然矣！水心乃曰所行止傅城，而数百千里不预闻焉，岂但思其利而不暇思其害者乎？且水心遍举本朝法度，凡其为利，无一非害。祖宗之思虑亦深于水心矣，久且不能无害。岂水心之官田独能保其无害者乎？呜呼，必水心之言用也，天下之扰久矣。④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2062页。

其剖析具体细致，客观而又现实，避免理想化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与此相联系，他认为叶适能力主恢复是为正，反斥张浚则属大言；能力诋本朝兵财靡弊，天下而至于弱是为正，欲割两淮、江南、荆湖，弃诸人，以免养兵，独以两浙为守，又欲抑三等户代兵，则为靡弊削弱之尤者。⑤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2038页。

总体而言，如何抗御外敌是叶适建言的核心要点，黄震联系历史及自身的思考表达了对此问题的强烈关注。他梳理了三代至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加强以及与外族关系的发展历程后指出，唐虞三代所自有唯千里，若侯服以至要、荒，则听其人之自守，“不过道怀以德，接以礼，故事少而国易治”。秦、汉尽并天下，制于一人，甚至反为夷狄，于夷狄杀无辜之民，以贪非其有之地，“鞭长不及马腹，而国无宁日矣”，并因此肯定太祖内收藩镇兵，“使无诸侯强大如封建末流之弊；外因边酋各为守，无直邻强敌如秦、汉守塞转粟戍兵之扰。处混一之势而能周尽天下之虑”。可见“必欲计二虏、定西北为尽天下之虑，谈何容易耶？”对叶适脱离实际的建言深不以为然。叶适又备言南渡曲折云云，黄震做出了自己的总结，认为“中原不失于南渡之前，因南渡而后中原失”。①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2050页。并曾论靖康而后，中原尚有三次恢复的机会，“我朝当阳九之厄，所失才河北三数郡，中原固自若也。汪、黄谋拥驾而南，宗忠简二十五疏，力请还京而不见听。忠简忧死，中原始失，可不痛哉！”②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910页。至孝宗时，“已非南渡初愤痛方新、机会鼎来之比，况汤思退、史浩诸人遇中原思归者则还之虏，使甘心焉，儒生尚何以空谈为哉？”③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2050页。故其评叶适淳熙上殿以复仇为第一大事，至开禧用兵，又指以为至险至危事，“宜识事机者”。但对他犹为韩侂胄用金陵之行一语不践而感到惋惜，感叹“兵固非为士者所宜轻言，非言之难而为之难也”。④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2025页。

针对叶适请分两淮、江南、荆湖、四川为四镇，以当时驻扎之兵委之各镇，财赋皆得自用，朝廷不再输送，则经总制镇可罢，而中央政府也得以减轻负担。黄震以为叶适欲宽朝廷者，实际上欲宽民。就此，他做了深刻的剖析：一则，朝廷不予四镇财赋支持，四镇何以养兵？将不各竭其民乎！二则，他认为宋以仁立国，柔弱之弊大略似周，而夷狄之祸亦略似周，“周东迁不复振，我南渡能复振者？”从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强调宋政权对外政策采取以守为主的必然性。三则，从加强中央集权的角度分析。认为“可更尽举州县弃之四镇乎？且水心独不闻唐之藩镇乎！”太祖惩其弊而尽收诸道兵财之权，今若复弃之四镇，“四镇将各竭民力以自固，我亦将何所取以制四镇？”“若四镇之说行，天下事去久矣，岂特不能宽朝廷而已哉！”也就是必然重蹈中晚唐之覆辙。四则，叶适既欲分四镇以宽朝廷，又欲籍三等以上户为兵，罢厢禁军、弓手以宽州县，“州县纵宽，民不愈扰乎？且两淮、江南、荆湖傥属四镇，朝廷所自有，不过两浙，两浙将何以制四镇，州县又乌乎宽？”⑤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2060页。批评其政策既不能达到控制拥有实权的地方强藩的目标，也最终无法解决基层越发沉重的负担。

黄震对叶适建言的评价凸显其知人论世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能够将历史人物的言行与其生活的时代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辩证地分析，同时又能从现实生活的角度出发，对历史人物论述的可行性、合理性做出综合判断，由此提出符合实际的正确认识。

三、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学术史研究

黄震观照现实的治学旨趣，尤其反映在他对宋代理学发展的关注和探究上。《日抄》“读本朝诸儒理学书”“读诸儒书”部分多达十三卷（卷三十三至卷四十五），既有关于学派宗主的介绍、学派学术要点的辑录与评论，也有对学术渊源与学统分合的辨析，卷中或宏观综论，或微观探析，或考订评鉴，兼具思想和史料价值，与学案体极其相似，我们不妨说它就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宋代理学史。其中，他在注重对理学一脉相承关系梳理的同时，注意对理学正宗与较多掺入佛教禅学因素的人物加以区隔，进而将其分流情况做了重点强调，使宋代理学的传承演变变得眉目清晰。重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黄震所强调的理学源流的离合变迁。他说，本朝理学，起于周敦颐，盛于程颐。程子之门人，以其学传世者，杨时、谢良佐、尹焞为最显。其后杨时三传而至朱熹，始裒萃诸家而辨析之，程门之学因以大明。故他撰读先儒诸书，始于周敦颐，次以杨时、谢良佐，以见其流虽异而源则同；又次以尹焞，以见源虽异而其流有不变者；后次以张九成、三陆，以见其源流之益别。黄震指出，谢良佐、杨时虽均略染禅学，而杨时传之罗从彦，罗从彦传之李侗，李侗亦主澄心静坐，乃反能救朱子之几陷禅学，一转为大中至正之归。①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476页。最后至朱熹所传之黄干，成其始终。黄震的考察分析可谓准确精当。

第二是黄震特别予以关注的谢良佐和尹焞所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他认为，谢、杨二人皆不免略染禅学，唯尹焞坚守不变。黄震论谢良佐所言信得命及，养得气完，力去矜夸，名利不得而动，殆为百世师可也。第因天资之高，必欲不用其心，遂为禅学所入。虽自谓得伊川一语之救，不入禅学，而终身常以禅之说证儒，未见其不入也。但谢良佐以禅证儒，是非判然，后世学者尚能辨之。谢良佐死后，“往往羞于言禅，阴移禅学之说，托名儒学之说，其说愈高，其术愈精，人见其儒也，习之不知已陷于禅，此其弊则又甚矣！”②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476页。至于尹焞，黄震认为他虽亦以母命诵佛书，而未尝谈禅，能恪守其师说而不变。且高宗中兴，崇尚儒学之初，程门弟子唯尹焞在，故以尹焞次谢良佐，以明斯道之硕果不食，而程门之学，固有不流于佛者。黄震又指出，尹焞力辨程门之《语录》为非，其后朱子追编《语录》，又力辨尹焞之说为非，“然晦翁搜拾于散亡，其功固大，和靖亲得于见闻，其说尤的。今观程录，凡禅学之所有而孔门之所无者，往往窜入其间，安知非程氏既殁，杨、谢诸人附益邪？是虽晦翁不敢自保其于编录，犹深致其意，谓失之毫厘，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然则和靖力辨《语录》之说，其可废也哉！”③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477页。由此肯定尹焞的贡献，黄震的分析评价十分到位。

第三是黄震所做的正本清源的工作。他指出，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三先生而始，故朱熹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黄震称己“既读伊、洛书，抄其要，继及其流之或同或异，而终之以徂徕、安定笃实之学，以推发源之自，以示归根复命之意，使为吾子孙毋蹈或者末流谈虚之失，而反之笃行之实”。④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534页。黄震的追根溯源符合实际。

对北宋时期几位大家的学术贡献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也体现出黄震关注现实的学术史研究旨趣。如他论欧阳修所撰《春秋论》，谓学者不信经而信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隐公非摄，赵盾非弑，许世子止非不尝药，乱之者三子也；起隐公，止获麟，皆因旧史而修之，义不在此，⑤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05—310页。“卓哉之见，读《春秋》者可以三隅反矣！”⑥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869页。赞赏其疑经辨伪的态度和始创性的学术贡献，这与两宋时期疑古辨伪思潮兴起的现实也有密切的关系。尽管他又对欧阳修《传易图序》言今《周易》所载非孔子《文言》之全，皆出乎讲师临时之说。且谓今行世者，唯有王弼《易》其源出于费氏，孔子之古经亡矣。黄震称“此公一人之言尔”，⑦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881页。表达出不太赞同的态度，因而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他对欧阳修所撰的《集古录》的学术贡献给予肯定，赞其“多收墟墓碑间有事迹与史不同者，以证史之讹缺”，⑧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895页。则显示出黄震在学术思想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他对宋代兴起的将考古发掘文物与文献相互参订的学术风气的现实给予认同。黄震评价苏轼，一则赞叹东坡之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混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盖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长于指陈世事，述叙民生疾苦。二则将苏轼一生为文分为两个阶段，指其年少气锐，尚欲汛扫宿弊，更张百度，有贾太傅流涕汉庭之风；及既惩创王氏，“一意忠厚，思与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隐，发越恳到，使岩廊崇高之地，如亲见闾阎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恻然感动者，真可垂训万世矣！”⑨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919页。将学者的创作与时代环境及个人际遇联系起来分析评价，一定程度上彰显出黄震自身关注现实的情怀。

对曾巩也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称其与王安石俱以文学名当世，最相好，且相延誉。其论学皆主考古，其师尊皆主扬雄，其言治皆纤悉于制度而主《周礼》。王安石更改官制，曾巩多为其拟制诰以发之，“岂公与荆公抱负亦略相似，特遇于世者不同耶？”①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939页。并对此加以申论，批评了自古以来重法不重人的弊端，所谓古人有言：有治人无治法。三代之治忽，各系其君之贤否，法之详未闻焉。三代君臣之谋猷，亦未尝有一语及于法者，详于法，必略于人，秦法之密，汉网之疏，其效亦可睹矣。黄震进而指出，《周礼》实际上是后人所杜撰的，周之所以为治者，尽见于《尚书·周官》之篇。后千余年，至王莽时，突然有所谓《周礼》六典者出，曰：此周公之法。因此他认为，即便此书果出于周，亦不过《周官》一篇注疏耳，结果却成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依据，“其烦苛若此，果可见之施行否耶？设果尝行于周，时异事殊，亦可行于后世否耶？我朝以仁立国，一切扫除烦苛，承平日久，或者反以宽弛为厌，荆公遂勇为新法。呜呼！不忍言矣。南丰比荆公，则能多论及本朝政要，又责诮荆公不能受人之言。使南丰得政，当有可观者乎？”由此表达出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怀疑立场和态度，这同样反映出宋代变法与反对变法的斗争及其余波在现实中始终存在着，黄震不免受其影响有所取向。之后，他对二人的文章加以点评，称“南丰之文多精覈，而荆公之文多澹靖；荆公之文多佛语，而南丰之文多辟佛。此又二公之不同者”。②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939—1940页。然而，黄震对王安石为文总体能秉持实事求是的评价态度，认为王安石《子贡论》，辟《史记》所载说齐、伐吴、救鲁之说，“理有文畅，可以成诵”；《洪范传》其字义多足取者。《兴贤》一篇亦可读，王安石谓商之兴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人。周之兴，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谋父、内史过。两汉之兴也，有萧曹寇邓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陈蕃李固之众，“‘亦有’之说极精神”。③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35页。又论其“律诗出于自然，追踪老杜；记、志极其精彩，髣髴昌黎。虽有作者，莫之能及”。最后借蜀人作书抚州求荆公集云，“人虽误国，文则传世”，称此为确论，④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958页。表达出他分析评价历史人物时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

对同时代的学者，黄震不仅关注和评价其理学思想，对他们其他学术领域的贡献也给予特殊的关注，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其观照现实的治学旨趣。如他对吕祖谦所撰的《大事记》，一则，分析此书的构成及其价值，对其历史编撰的创造性贡献给予肯定。指其大要括类《史记》《汉书》所记之事，凡散见于表、志而不载，本纪及其余记传涉秦、汉事者，总为《大事记》，之后参订诸书异同，使之归一，或与易置其先后，及考究地理、制度和名物纤悉者，别为《解题》，最后撰为通释部分，因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综合体。二则，分析此书各个部分断限的根据并由此发掘作者撰述的思想旨趣。黄震认为《大事记》始于周敬王三十九年，首书鲁人获麟，孔子作《春秋》，⑤吕祖谦：《大事记》，《吕祖谦全集》第八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页。而《解题》首载程颐的《春秋传序》，⑥吕祖谦：《大事记》，《吕祖谦全集》第八册，第231页。“盖《记》以上续《春秋》，《解题》以上续《左氏传》，而载伊川《传序》，所以明《春秋》之义而寓所以继之之心也”。又将其与司马光所撰的《资治通鉴》以及朱熹所撰的《通鉴纲目》之断限做比较。指出，司马光作《通鉴》，始于威烈王二十三年，后于获麟七十八年，“始于三晋大夫封诸侯，特以继《左氏》末年载智伯事。盖自处以史而已”。《大事记》既以继获麟之绝笔，而入《通鉴》以后，又皆搜《通鉴》之所不载，“岂其意未以《通鉴》为足哉？”至于朱熹撰《通鉴纲目》，也始于三晋大夫，其事唯史，虽不以大事为名，而“纲”即所以继《春秋》，“目”即所以继“三传”，“剪裁出入，首尾贯通，视《大事记》又不同矣”。三则，评价《大事记》多取《战国策》，而与《史记》《汲冢书》考究异同，“其于名义、地理为详，学者亦不容不考”。⑦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720页。又论其书凡三，“其用工甚至，其考订甚详。晦庵尝见其书于身后，答书于其子弟而称之；他日《答沈叔晦书》，亦言东莱文惟《大事记》有益”。①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734页。对《大事记》的学术价值及考证成就给予充分肯定，也从侧面反映出宋代历史考证学开始兴起并达到一定高度的现实。

黄震对朱子所撰的《名臣言行录》评价甚高。朱熹在自序中表达了其撰述的目的，“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无统也，既莫究其始终表里之全，而又汩于虚浮怪诞之说，予常病之。于是掇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尚恨书籍不备，多所遗阙，嗣有所得，当续书之”。②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朱子全书》第十二册，第8页。黄震指出此录名臣之言行实际上已经非常完备，“虽杂取传记之言，然诸贤出处之本末备矣。岂独诸贤，凡国朝盛衰之故，亦莫不隐然备见其间矣”，如释藩镇兵权而天下定，取幽、燕纳李继捧而狄患启，李沆镇以清静而民生安，寇准决策亲往而边好久，王旦苟且顺从天书、祷祠之妄作而国力几弊。王曾相仁宗初年，韩琦保佑英宗、神宗初年，而主少国危之日，安若泰山。王安石行新法、开边隙，而天下几危。高太后相司马光，而天下再安。范纯仁兼用小人，致章惇、蔡京辈绍述安石，而朝廷遂有南迁之祸。所谓“盛衰大要不出此数者，皆可考见”，对其史料价值给予肯定，并赞赏其总结权臣在宋王朝兴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造成的影响所赋予的借鉴意义，同时还表达出自身关于史无定体的历史编纂思想，“然则此录岂特记诸贤之言行而已哉？愚尝谓史无定体，《书》随事为篇，《春秋》纪年以书，班、马以来分纪传，而此录亦朱文公阴寓本朝之史”，③黄震：《黄氏日抄》，《黄震全集》，第1664页。对朱熹在史书体裁创作上的贡献以及对当代历史编撰的积极影响予以表彰。

总之，黄震称得上是南宋时期既具理学色彩又注重历史撰述和历史考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因身处内忧外患深重的动荡时代，他有意识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学人观照现实的优良传统，将历史研究与现实主义情怀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于对职官制度的考辨、对水患问题的探究、对民族关系的审视、对同时代学者政治观点以及学术研究现实价值的发掘和提炼，并取得值得后人珍视的丰硕成果。对黄震治学特点做必要的分析和总结，不仅对探讨宋代学术史有着重要的价值，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现实主义的积极因素也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