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铁生

英国日裔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获得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经公布，就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此前，英国网站预测，“跟跑”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多年的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中国的“荒诞现实主义大师”阎连科、肯尼亚的“非洲终身作家”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以色列希伯来语的“新浪潮”作家奥兹（Amos Oz）、以批判集权专制和捍卫人类自由而著称的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Is⁃mail Kadare）等均榜上有名。有人跟帖认为，石黑一雄脱离现实的小说没有意义，顶多是“无病呻吟”，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再继续“走火入魔，标新立异，不选振聋发聩有益于世”的作家，那么这个奖项就不再有“含金量”。①凤凰网文化：《英国网站预测2017诺贝尔文学奖 阎连科为热门候选人》，http://culture.ifeng.com/a/20171004/52305571_0.shtml.继美国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获奖后，“名不见经传”的石黑一雄获奖，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取向再次引发了学术界的质疑。事实上，就“战争与和平”的文学反思层面而言，石黑一雄的小说具有重要的人文启迪意义，其作品的深刻内涵是对学术界就石黑一雄作品的价值和诺贝尔文学奖价值取向提出质疑的有力回应。

一、战争与和平反思的现当代文学传统

石黑一雄小说对战争与和平的文学反思是其对世界文学的重要贡献之一，亦是文学“陌生化”或作家个性化发展的结果。在人类发展史上，自原始社会后期以来，战争就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史在人类自相杀戮的道路上一直走到今天。因而，对战争与和平的反思就成为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共同研究领域之一。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文学对战争与和平的反思也已成为战争小说探讨的主题并在学术界形成了文学批评的传统。

就词源学的意义而言，人类战争在传统概念上被界定为：“通常是两方或多方的武装冲突状态，其性质是组织起来并经受过训练的武装集团为其目的而蓄意采取的暴力行为。在国内层面上，有些战争是为敌对政治因素而战的（如国内战争），其他战争则为了反抗外敌而战。战争一直是在宗教、自卫、获取领土或资源，甚或为侵略国领导层之政治目的名义下进行的。”①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763页。西方近代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其著名的《战争论》（On War）一书中将战争界定为“迫使敌人服从我方意志的武力行为”。②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张蕾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3页。克劳塞维茨又进一步指出：“战争不只是政治行为，而且是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③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8页。在当代学术研究的成果中，战争的起因则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上面提及的政治、经济、领土、宗教等因素以外，还有人在本质上好战的因素。但无论是哪种性质的战争（包括正义的战争与非正义的战争），深受其害的都是参战各方的广大民众。因而，对“文学是人学”而言，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也就成为战争文学作品所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世界文学史上，通过描写战争来表现作家对战争与和平的反思已成为战争文学的传统，古今中外均有数不胜数的此类作品。文学领域中之所以能有如此之多的战争文学作品，其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的战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仅以距今200多年来的人类发展史观之，世界上已发生过的对人类自身造成重大影响的战争就有：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中东战争等。这些战争伴随人类现当代文明发展史，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自身带来了难以计算的经济损失，使无数人死于战火，给幸存下来的人留下难以愈合的战争创伤。不可否认，在这些战争中，有些是正义的战争，有些是非正义的战争。前者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动力，后者是迟滞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阻力。传统战争文学作品通常揭示的是作家对战争性质以及参与战争的人对参战态度和战场表现的描写与思考。

就文学与战争的关系而言，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女作家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虽非直接描写战争的作品，但在美国废奴运动中却被林肯（Abra⁃ham Lincoln）总统誉为“引发了一场战争”的作品。美国南北战争的主要意义体现在废除南方的奴隶制，坚持工业化发展道路和维持美利坚民族的团结与稳定。因而，斯托夫人这部小说对于弘扬正义和推动美国资产阶级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正向价值。就作品对战争性质以及人们对不同性质战争的态度而言，当代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以两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战争小说《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和《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三部作品则极具启示性意义：前两者是作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世界列强为争夺霸权而战的非正义战争的描写和反思，后者是作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为反法西斯而战的正义战争的思考。对待这两场性质不同的战争，作品人物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太阳照样升起》中，作家描写的是一战参战时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而战后又看不到希望的“迷惘的一代”；《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因看透了这场战争的性质而带着恋人凯瑟琳与战争“单独媾和”，①海明威：《永别了，武器》，汤永宽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07页。但结果却成为既扔掉了武器又失去了恋人的战争悲剧人物（因为arms一词具有“武器”和“拥抱”的双层含义）；《丧钟为谁而鸣》则表现出为正义而战的反法西斯战士乔丹在非常清楚即使他炸掉大桥也无法阻止法西斯军队前进的境况下仍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为正义而献身，体现出文艺美学中正向价值人物的“崇高”品质。

俄罗斯文学中表现战争与和平主题的作品也已成为传统。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Leo Tolstoy）以法俄战争为背景，创作出举世闻名的历史巨著《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其书名也恰到好处地以战争为背景、以战争中的人及其人生追求为主题、以现实主义的书写方式揭示出文学家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其核心点仍在于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在苏联时期的无产阶级文艺中，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 A.Ostrovsky）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争中曾在一天中就在战场上冲杀17次，其英勇事迹和对生命意义的正向价值思考影响了几代无产阶级革命者，该小说也被列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品。

在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相交之际，除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持续发酵以外，美国小说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和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第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等代表性作品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采取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的叙事策略，以黑色幽默的文学表现形式，开创了后现代主义战争小说书写的新纪元。这些作家的作品与其说是战争小说，毋宁说是以战争为背景，在有意形成的文学语言逻辑悖论机制的运作下，对军队内部集权主义所做的批判和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考。

在后现代主义文学语境下，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莫言另辟战争小说书写的新径，其《红高粱》和《丰乳肥臀》等小说探讨了战争对人在“心灵上的扭曲”和“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②胡铁生：《全球化语境中的莫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27页。在战争与和平的反思层面，莫言的魔幻小说《战友重逢》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地下英烈作为小说人物，探讨了“中越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后“打”与“和”的国际政治学意义：“当初我们与他们刀枪相见，为的就是今天的和平生活，人民之间是没有仇恨的，战争与和平都是政治的需要和表现形式。”③莫言：《战友重逢》，《怀抱鲜花的女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32页。在反思中日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时，莫言在其小说《蛙》中借助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书信做出了当代文学家对那场战争的评价：“那位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平度城驻军的日军指挥官杉谷，竟是您的父亲。为此您代表已经过世的父亲向我的姑姑、我的家族以及我故乡人民谢罪，您正视历史的态度、敢于承担的精神，使我们深深地受到感动。……您的父亲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如果没有战争，如您所说，他将是一位前途远大的外科医生，战争改变了他的命运，改变了他的性格，使他由一个救人的人变为一个杀人的人。”④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中国的另一位当代作家都梁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亮剑》也一改昔日对战争人物书写与评价的固有模式。作家将小说主人公李云龙描写成一位“桀骜不驯，胆识过人，意志坚毅，思维方式灵活多变，多采用逆向思维，处事从不拘泥于形式，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纪律性差，善做离经叛道之事”。⑤都梁：《亮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84页。这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名将在战争与和平的时空转换中，无论是在政治生涯中还是在婚姻和爱情中，注定命运充满悲欢离合。李云龙怒发冲冠为红颜，在没有接到任何命令的情况下就调动了上万部队，擅自发动平安县城一战，虽然己方上千人伤亡，但却重创了晋西北的日军，不仅使参战部队斩获颇丰，还使一些小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在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将领李云龙和国民党军将领楚云飞受伤苏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对方和称赞对方。小说作者借李云龙之口道出其玄机，“军人，各为其主嘛”，“私交是另一码事”，“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交情，古人说得好，惺惺惜惺惺嘛”。①都梁：《亮剑》，第144页。

纵观现当代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主题，作家已由战场上人类的自相厮杀描写转向对战争性质的思考以及战争对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战争小说重点反映的是作家对和平的向往。这种战争小说书写传统的演进受现代主义文学影响，尤其受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其叙事策略已形成了重大转向。现当代战争小说书写的时代背景、文学背景、书写模式的演进以及作家对战争与和平的文学反思，为石黑一雄在当代和平环境下进行战争与和平书写与反思的文学创作道路另辟蹊径奠定了基础。

二、石黑一雄小说对战争与和平的文学反思

石黑一雄作为一名英国少数族裔作家，因其“在充满情感力量的小说中，发现了我们与世界虚幻联系之下的深渊”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②Nobelprize.org.“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7 Kazuo Ishiguro”,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as/literature/laure⁃ates/2017/.其特殊的东西方多元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使其能够摒弃族裔身份的局限性，站在人类整体观上来审视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并以英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战争为例，以寓言式的书写策略将其小说上升到对世界和平进行人类共有价值思考的高度。因而，其小说顺应了诺贝尔（Alfred Nobel）生前遗嘱中的文学奖评奖的基本原则，即把文学奖授予“在文学领域创作出最具理想倾向优秀作品的人”。③Nobelprize.org.“Alfred Nobel’s Will”,https://www.nobelprize.org/alfred_nobel/will.

石黑一雄是英国的日裔小说家，因而学术界常将其战争与和平的文学反思聚焦于其族裔身份上。作为一名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战后日本背景和身处的西方文化语境为其战争与和平的文学反思提供了多元文化的有利条件。作家的创作背景虽然并非与其创作倾向具有直接关系，但是在美国学者罗德·霍顿（Rod W.Horton）和赫伯特·爱德华兹（Herbert W.Edwards）看来，了解某种文学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文学作品有时落后于时代，有时预示未来”，“一般地讲，文学往往反映时代的主要趋势。它来源于影响作者感受力的道德、社会以及思想变迁”。④罗德·霍顿、赫伯特·爱德华兹：《美国文学思想背景》，房炜、孟昭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2页。石黑一雄1954年出生于二战后期曾被原子弹炸毁的日本长崎，6岁时随父母移居英国，在英国接受了正规的西式教育，28岁时加入英国国籍，1982年出版第一部小说，截至2015年，共出版小说7部、短篇小说集1部、剧作及影视作品4部以及其他一些短篇小说和抒情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其大多数作品已先后获得过大英帝国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契尔特纳姆文学艺术奖、惠特布莱德奖和布克奖等国内外文学大奖。

按常理来说，石黑一雄作为英国的少数族裔作家，学术界很多人将其文学创作与少数族裔文学联系在一起，试图从族裔文学的视角对其创作进行解读，这也并不奇怪。石黑一雄创作的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就已触及作家对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和战后日本民众对那场战争进行反思的这一重大主题。石黑一雄的族裔背景也的确容易使学术界将其与英国的族裔文学联系在一起，如网络文献和石黑一雄获奖小说的引介中常将其与多次获得布克奖的印度裔英国作家鲁西迪（Salman Rushdie）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V.S.Naipaul）并列在一起，将他们三人称为“英国移民三雄”，这种现象足以表明学术界将石黑一雄列入英国少数族裔文学领域进行文学批评的倾向性。虽然石黑一雄很小就移居到英国，但其出生地长崎却是二战后期日本受到美国原子弹袭击的第二座城市。尽管石黑一雄并无受这次原子弹袭击的经历，但作为一名出生于日本的英国人（石黑一雄的处女作《远山淡影》出版那年恰好是他加入英国国籍那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邻国和日本民众自身造成的巨大伤害却一直缭绕在石黑一雄的脑际。但就少数族裔文学而言，石黑一雄的英国日裔作家身份及其文学创作与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在美国文学中的境况则大不相同。美国是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基于移民的多元文化背景，美国族裔文学作家在既有的族裔心理格局基础上，着力表现各自族裔在美利坚民族大家庭中的诉求，在原住民印第安人、欧洲白人移民、拉美移民、亚洲移民和非洲移民等多元异质文化与白人主流文化之间不断碰撞与整合的过程中，由族裔的排他性向共同性发展、由族裔诉求向人类共同的价值诉求演进”。①綦天柱、胡铁生：《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演进与反思》，《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英国现代移民（以二战结束后为起点）多来自亚洲国家；英国又是西方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在政治和经济以及文化领域内均为资本主义世界中高度发达的国家；二战结束时，英国属于胜利的同盟国一方，日本则属于战败的轴心国一方。石黑一雄小说对战争与和平的反思必然与英国的社会、文化及其自身的族裔身份具有多重关系。在历史文化背景与作品的关系上，正如中国学者王立新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文学文本是一个自足和独立的艺术世界，但它决不能脱离与其产生的社会和时代的关系。作家本人和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意象甚至构成文本的语言特色，均与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相关。②王立新、欧光安：《“内外结合”的有机整体观——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王立新教授访谈》，《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7期。在这一点上，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的观点基本上是相同的。这种文学批评的观点也为石黑一雄在战争与和平的文学反思方面做出了小说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阐释。

石黑一雄在其第一部小说中表达他对战后日本的关注与历史反思时，“记忆书写”是其作品的主要叙事策略之一。德国学者阿斯曼（Jan Assmann）认为，记忆可以被划分为个人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三个层面，是人在个人层面和集体层面上形成的一种自我意识的能力；身份认同又与时间有关，时间和身份认同两者的融合又是由记忆来完成的。③扬·阿斯曼：《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管小其译，《学术交流》2017年第1期。尽管石黑一雄在刚迈进文学创作领域时已完全融入英国文化中，但其日本族裔身份与日本文化渊源的联系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彻底割裂的。

中国的日本文学批评学者指出，日本近代国学中的“日本精神”原本是“拥戴万世一系的皇室而产生的君民一家、君国一体”的民族精神，用以排斥外来文化，倡导“从日本古典中挖掘日本的固有精神，激励日本国民，促进社会改革”，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明治后期日本的这一民族精神解读却发生变异，“近代日本学者提倡的‘日本精神’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演绎成为军国主义”，但“大多数学者倾向从爱好和平的角度出发来阐释日本固有的‘日本精神’”。④史少博：《日本近代国学中的“日本精神”》，《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追随德国法西斯主义，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尤其给亚洲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战争后期，日本在世界民族中首次受到原子弹的攻击；战争结束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日本民族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处于“抬不起头”、无法“堂堂正正”做人的尴尬境地。面对战后日本的处境，日本文学的“战后派”借鉴欧美的现代主义手法，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战争的荒诞和残酷，借以对往事、生命、真实、死亡等人生永恒主题进行思考，他们“书写的是战争，关切的是和平”。⑤李德纯：《战后日本文学史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10—111页。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战后日本的现代意识觉醒时代是位充满忧患意识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广岛札记》《核时代的想象力》《洪水漫上我的灵魂》以及后期在个人经历的基础上创作的《个人的体验》和《燃烧的绿树》等具有存在主义人生哲学的作品，表现出这位具有正义感的作家对核战争所进行的严肃思考。大江健三郎“主张文学介入社会生活”，以边缘人的身份“对抗以天皇制为核心的主流社会”，“对不负责任的天皇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①曹志明：《日本战后文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0—212页。就核战争而言，大江健三郎在对其进行反思时，除对人类尊严的关注以外，同时还对军国主义造成的这一恶果表达了其客观的评价：“人为雷击，可以归于上帝；人为核弹所杀，只能归于自己。”②柳鸣九：《二十世纪文学中的荒诞》，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7页。日本这些前辈思想家和作家对战争与和平进行反思的积极态度对石黑一雄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

石黑一雄对战争与和平进行文学反思的作品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日本进行战争反思的小说，主要作品是《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这两部小说；另一类是以史为鉴，向往人类永久和平的反思类小说，主要作品是其长篇小说《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这两个类型小说的战争与和平思考的主题又均是以“记忆书写”的叙事策略表现出来的。与其日本前辈作家不同，石黑一雄并不是在战争环境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而是出生于战后的日本、成长于西方的文化环境之中，这就使石黑一雄对战争与和平的反思跳出了日本本土作家的民族文化视野，从多元文化和人类共有价值的高度来审视人类战争这只“怪兽”及其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并在此基础上表达了作家本人同时也代表了整个人类对人自身给予关注的和平愿望。

作为石黑一雄创作的首部小说，《远山淡影》与其说直接表达了作家对战争与和平反思的主题，倒不如说这是石黑一雄对这一主题创作的引子。贯穿这部作品的主线是跨文化语境下作家以其特有的文化身份揭示出日本移民在西方世界中文化身份的断裂及重建。小说通过主人公悦子的叙述，其长女庆子在英国寓所自杀身亡，出生于英国的小女儿尼基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借幸子之口表达她试图通过跟随美国大兵移民美国的途径来改变生活轨迹的几条线索，表达了英国的日本移民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反思。然而，石黑一雄的这部处女作的深层内涵依然潜移默化地指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民众在内心世界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即使这部小说中并没有原子弹爆炸场面的描写，作家还是以支离破碎的回忆、意象和议论方式间接地触及战争的残酷性：在原子弹爆炸中，藤原太太一家除她和大儿子幸存下来以外，她的丈夫及其他人全部被炸死，曾经是日本要人的丈夫死后，她也只好开家面馆来度日。③石黑一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40页。在探讨引发那场战争的原因方面，作家借主人公松田重夫之口道出其原委，当时的日本教育向学生传授的是“可怕的东西”，学生们学到的是“最具破坏力的谎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卷入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④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188页。在文化层面，主人公悦子在内心深处因为那场战争而与日本传统文化发生断裂。虽然她与次郎再婚，但日本战后的特定文化氛围并未能阻止这种文化断裂。在战后日本的重建中，作家又借绪方先生之口表达出日本教育在制止战争、保卫和平方面的重要作用，即“我们献身教育，确保优良的传统传承下去，确保孩子们形成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⑤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80页。小说对二战后日本的文化发展取向也做了探讨。战败后成为美国占领地的日本，一改战时在亚洲称雄、耀武扬威的态度，开始对美国文化表现出俯首称臣的卑下态度，完全丢弃了自身的传统文化，开始全盘接受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虽然这部小说中并无战争阴霾的描述，但是战争给日本民族带来的文化影响却通过移民体验的多元文化书写，表现出日本移民在西方文化中现实境遇与文化身份想象之间受到的冲撞以及爱与恨的交织。

石黑一雄真正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作为背景的文学反思主题的作品是其第二部小说《浮世画家》。这是石黑一雄继第一部小说之后，对战后日本民众就那场战争进行反思的质的飞跃。如果说《远山淡影》是以身居西方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日本移民就战争对人的影响所做的文学反思的话，那么《浮世画家》则是日本普通民众对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责任所做的文学反思。《浮世画家》以日本画家和教师作为日本普通民众的代表，以这些不同行业中的人物谈论各自行业道德准则和家族伦理的方式，将他们在战后对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的反思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画家小野增二是《浮世画家》的主线式人物。小野在战争期间以其战争宣传画《放眼地平线》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而成名，战后又因在豪宅的“信誉拍卖”中取胜而沾沾自喜，将日本要人战后自杀谢罪现象评价为“如果你的国家卷入战争，你只能尽你的力量去支持，这是无可厚非的。有什么必要以死谢罪呢？”①石黑一雄：《浮世画家》，马爱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67页。最终则以“承认自己人生中所犯的错误，并不总是容易的事，但却能获得一种满足和尊严”，“怀着信念所犯的错误，并没有什么可羞愧的。而不愿意承认这些错误，才是最丢脸的事”，②石黑一雄：《浮世画家》，第158页。进而形成了作家借日本普通民众的觉醒对那场战争进行文学反思的链条。

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记忆、意识流、不确定性等特征是石黑一雄对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进行反思和战后重建时期日本民众心态书写的基本策略，其中以记忆书写为主要策略。石黑一雄创作这两部与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有关的作品并借此进行战争与和平的文学反思时，西方文学经历了现代主义之后已进入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鼎盛时期。作为一名具有日本文化背景的西方主流文学家，石黑一雄的小说必然在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与西方文学思潮一脉相承，以此表现出特定时期人们的“心理结构”。③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7页。

如果说石黑一雄的上述两部小说探讨的是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并对其性质进行文学思考的话，那么其寓言式长篇小说《被掩埋的巨人》则站在人类共有价值的层面，表现出作家对人类和平的向往态度。由于石黑一雄自幼移民英国，在纯粹的英式教育的环境下成长为一名作家，因而他能够游刃有余地借鉴英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战争来对当下人们的和平愿望做出其价值判断。这部小说虽然以不列颠人与撒克逊人在公元6世纪发生的战争为背景，但其故事情节却又并非是对那场战争所做的历史描述，而是在新历史主义的叙事视角下，有意改写了历史，使历史中的现实与文学中的现实既联系又脱节，进而使文学创作与历史事实形成文学中“错位”的艺术效果。小说中的“母龙”成为作家对战争与和平进行文学思考的中介物：饱受战乱之苦的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在经历了相互之间长期的仇恨与战争之后，终于在“母龙”造成的“遗忘之雾”中迎来了和平的曙光；而一旦“母龙”被杀，种族之间的仇恨记忆就会被再次唤醒。这就形成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一个逻辑悖论。④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周小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293页。小说中的人物也因此被划分为赞成和反对杀死“母龙”的两派并借此寓意人们对战争与和平的不同态度。这则寓言式的故事寓意极其深刻，小说中除了作家直接道出其对和平的意愿以外，更多的内涵则需经读者的阐释而揭示出来，因为，“论阐释：文学是社会的象征性行为”。⑤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7页。对历史事实的解构与重构，以寓言式的叙事策略表达作家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顺应了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文学作品对文学终极价值追寻的倾向。从这一点上看，石黑一雄的《被掩埋的巨人》已经跳出了战后日本民众对战争进行反思的局限性，将其引申到对人类和平追寻的文学终极价值层面。

三、石黑一雄小说对战争与和平反思的政治美学价值

综观石黑一雄的相关小说，暂且不论其文学性方面的价值（尽管上一节中已有相关论述），仅就其对战争与和平的反思层面而言，就足以体现出石黑一雄文学创作的“理想”价值，即作家借助历史事实，经过艺术加工，使其对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做出应有的文学反思，进而体现出其政治美学的价值。

如第一节所述，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尽管和平是人们的殷切希望，但战争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就如同诺贝尔生前发明的炸药那样，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其积极意义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如同世间所有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样，如果人类不能正确理解科技发展的正向价值并合理运用科学研究的成果，而将其用于毁灭人类自身，这又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这两部作品虽然没有原子弹爆炸场面的描写，但通过作家对战后日本民众在肉体和精神层面的“创伤”描写，已将现代科技给人类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诺贝尔生前设立诺贝尔奖的初衷，即他寄希望于设立这个系列大奖鼓励后人能将科技进步造福人类。

人类向往和平，却又一直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中。当今英国这个在历史上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以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为代表的世界霸权主义仍在世界各地不断燃起新的战火。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例，美国相继发动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中东战争等局部战争，使无数的资源和财富毁于战火，无数生命化为涂炭；如今，美国又以“世界警察”的身份自居，在世界各地设立军事基地，派出重兵、军舰、战机和核武部队，以军事的“硬实力”手段对抗人类和平；昔日给亚洲和美国造成巨大人类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在美国的庇护和纵容下又有死灰复燃的趋势，日本右翼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修改，加剧了亚洲的不稳定局势；目前，世界各国所储存的核武器总量足以将人类生存的地球彻底毁灭。因而，在貌似和平的当代环境中，战争的阴霾仍继续笼罩在整个世界的上空，给人类和平环境下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然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国际和平的外部条件和稳定的国内秩序作为保障”，①胡铁生：《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外因素——以国际互信和反腐倡廉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制止战争和维持世界和平的基础，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亚信”第四次峰会上所指出的那样，“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为此，我们需要在国际间建立起“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国家安全发展观，以期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发展道路。②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521/c102425048153.html.

从石黑一雄的小说《浮世画家》中可以看出，日本在20世纪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不仅受国家层面的日本军国主义政治家所左右，而且也有普通民众推波助澜的因素；从其《被掩埋的巨人》中又可以发现，在战争与和平的取舍中，基于历史记忆和民族记忆，做出正确的选择才是当下人们所应采取的积极态度。这既是石黑一雄对文艺美学所做出的贡献，又是其政治美学的价值体现，即作家创作中的信仰与力量。石黑一雄作为一名英国少数族裔作家，其对战争与和平的独特书写视角，可以借用美国华裔作家徐忠雄（Shawn Hsu Wong）的观点来阐释，即族裔作家“把写作看成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仅是政治的”，而且也是“个人的”，是“驱动作家去写作的那种力量，在写作中准确地反映出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③胡贝克：《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特征及其时代演进》，《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石黑一雄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其作品创作的文学性（即其文艺美学价值）不在本文的研究范畴内，但其作品中对战争与和平思考的深刻内涵却毫无疑问地体现出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价值。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其作品中找到佐证，而且在其访谈录中亦可得到印证。在《日经新闻》编委石黑千贺子就其新作《被掩埋的巨人》的访谈中，石黑一雄直言他所“创作出来的”这部作品“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有着相似状况的国家。它看似保持着和平，但事实上不过是由于某种军事上的胜利而维持了表面的和平而已”，留住“母龙”的选择，其核心价值在于使人们忘记民族仇恨，让和平永驻，这就使该小说涉及“国家和社会忘记了什么，又记住了什么”这一重大主题。虽然石黑一雄很小就离开了日本，但那场战争影响了两代日本人。二战结束，英国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石黑一雄的族裔背景和英国文化背景使其能够以一个“局外人的立场”来理解战后日本的“遗忘”，因为自从“美国开始占领日本那一刻起，二战就已经成为了‘过去’，而冷战作为一个迫近的问题浮出了水面”。①石黑一雄、石黑千贺子：《如何直面“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访谈录》，陈婷婷译，《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7年第1期。在这一点上，石黑一雄与莫言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将“政治问题、历史问题、社会问题”始终作为“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最主要的一个题材”；②莫言：《千言万语 何若莫言》，《莫言作品精选》（珍藏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13页。莫言以战争对人的灵魂造成的扭曲和石黑一雄以当代社会中对战争与和平的文学反思，表现出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在文学领域对人给予极大关注的积极态度；在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道路上，二者又均“采取与时俱进的积极态度，结合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坚持个性化发展，既为当代大众文化与文学经典化之间的矛盾做出了合理的诠释，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出路”。③綦天柱、胡铁生：《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经典化——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及其作品为例》，《求是学刊》2017年第1期。

暂且不论其作品对当代社会境况下人生存困境的关注——这一点是其《无可慰籍》（The Uncon⁃soled）和其他短篇小说的创作主题，石黑一雄的小说对战争与和平的文学反思在当代和平环境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其文学价值的核心部分之一。因而，从战争与和平的文学反思视角对石黑一雄作品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其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既回应了学术界对石黑一雄作品意义的质疑，也充分肯定了诺贝尔文学奖所一贯秉持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