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60年前，余江人民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下，银锄挥舞，铁臂同摇，战天斗地，率先在全国消灭肆虐几百年的血吸虫病，树起了全国血防战线的“第一面红旗”，创造了人间奇迹。毛泽东读罢《人民日报》报道，心潮澎湃，夜不能寐，欣然赋诗《七律二首·送瘟神》。自此，余江消灭血吸虫病和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这两大紧密关联的历史事件，永远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

时过境迁。人们一定很想了解，一代伟人毛泽东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有着“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雄气概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豪迈自信，在他眼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解放战争，蒋介石坐拥八百万精锐，非常强大，毛泽东指挥若定，把他赶到了台湾岛上；抗美援朝战争，麦克阿瑟手握16国联军，十分强悍，毛泽东运筹帷幄，把他打回了谈判桌上。可是，小小的血吸虫，为何令毛泽东如此关切，那般挂怀？余江人民消灭血吸虫病的喜讯，为何令他百感交集，幻化成诗？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回顾血吸虫病流行、防治和消灭的历史过程，重温《七律二首·送瘟神》光辉诗篇，毛泽东的人民情怀，余江人民的“送瘟神”精神，为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定会增添历史的底气，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毛泽东心系人民健康，点将群众领袖习仲勋

提及20世纪50年代那场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还得从沈钧儒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说起。

沈钧儒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卓越的民主战士、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国时期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首，被誉为“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他心系群众，时刻关心群众疾苦，在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53年春夏，78岁高龄的沈钧儒，到江苏太湖养病。在无锡血吸虫病防治所工作的孙女沈瑜给他讲述了太湖地区血吸虫病重疫区人口锐减、田园荒芜的惨状。震惊之余，沈老嘱咐孙女将血吸虫病的危害及防治情况写成汇报材料。返京次日，即9月16日，他便致信毛泽东，并将沈瑜的汇报材料附函寄呈毛泽东。信中说：

农村中血吸虫病传染甚广，危害人民生长、发育、生产、生活以至生命。此病传染主要由于粪便及水中钉螺……苏南一带患此病者近二百万人，有全家因此死亡者……全国十二省，二百十三县市均有此病……个人意见应请卫生机关加以重视，加强并改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是否有当，请予核示。

人民健康重如山。沈钧儒相信，毛泽东亲民爱民，他的这封信一定会引起毛泽东及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但他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这封信，会引起全社会对血吸虫病危害的极大关注，继而在大半个中国打响了一场“送瘟神”人民战争；他更没有想到，这封信引发的“送瘟神”战争，竟會与20多年前同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家乡余江县联系在了一起，使余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书写了史无前例的一页。

沈钧儒的信直刺心底，让毛泽东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之中。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时，他就接到华东军区的情况汇报，得知许多来自北方的战士感染了血吸虫病，并一度造成大规模非战斗性减员。为此，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着手部署部分地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向华东区、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下发《关于对住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组织人员研讨防治血吸虫病办法，并深入农村开展血吸虫病调查、宣传工作。1951年9月9日，毛泽东以党中央名义亲自起草《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提出“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1952年3月，政务院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1953年，中央防疫委员会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但是，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因而，血吸虫病的防治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9月27日，毛泽东心情沉重地给沈钧儒复信：

九月十六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

复信虽寥寥数语，但用语极有分量，无论是危害“甚大”，还是“必须”“着重”防治，都鲜明地表达了毛泽东对血吸虫病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在信中点将习仲勋，负责处理中央层面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相关事宜，体现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倚重。此时的习仲勋，自1952年9月由西北局书记进京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副主任刚满一年、履新政务院秘书长仅10天。

毛泽东自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习仲勋相识、相交，对“娃娃主席”出身的习仲勋十分了解，相知甚深。习仲勋13岁就参加革命，出生入死，参与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建立“稳固的落脚点”，毛泽东曾表扬他“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中央转战陕北时，习仲勋受命与彭德怀一起鏖战西北战场，以2万多人的西北野战军对抗20多万人的国民党精锐，采取“蘑菇战术”，“三战三捷”，稳定了西北战局，打出了“彭习军”的威名。他创造性地执行民族政策，“不战而屈人之兵”，安定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毛泽东赞扬他“比‘七擒孟获的诸葛亮还厉害”。他积极抵制“左”的错误，特别是就土改中出现的“左”倾路线，三次函电党中央，提出不得使用肉刑、不得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等务实举措，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全国解放前后，习仲勋实际主政大西北，顺利完成各项社会改革，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用情关心群众生活，统揽全局，得心应手，干得有声有色。毛泽东对习仲勋观察问题全面、深刻，处理问题稳重、果敢，为人处事谦虚、谨慎，留下了深刻印象，赞誉他已“炉火纯青”。因此，将心头之事托付习仲勋，毛泽东自是既信任又放心。

接到毛泽东批转的沈钧儒信和附件后，习仲勋的心情同样十分沉重。这位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对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在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时，他就积极推动大生产运动，解决南下移民生产生活困难，解决当地儿童常见疾病治疗问题。主政大西北期间，他多次强调要照顾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就在即将离开西北、奉调中央工作极其紧张的日子里，他还专门发表《普遍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广播词，强调要把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掀起爱国卫生运动的新高潮，争取做到“家家卫生，人人清洁”，着力保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读完相关材料，习仲勋为主席落笔之重、对人民群众情感之深而强烈感染，对血吸虫病传播之广、危害人民群众生活之烈深感不安，深知责任之重，并尽心竭力组织协调中央有关部门及政务院相关职能部门拿出切实举措，做好血吸虫病的调查、研究与防治工作。

1953年11月16日，习仲勋收到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关于两年来血吸虫病防治情况及今后措施的报告》后，即刻批示并转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其印发中央各同志。

1954年2月，习仲勋接替周恩来担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为他做好血吸虫病防治相关工作提供了更多便利。同时，他对血防工作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1957年初，在全国性血吸虫病防治调查、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群众性消灭血吸虫病实践运动蓬勃开展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加强党和政府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领导，科学总结几年来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经验，以便更好地指导群众性消灭血吸虫病的实践，习仲勋开始着手起草国务院对全国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4月20日，《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文习字第41号），经周恩来签署，正式下发。这份集宏观指向和微观指导于一体，理论性和操作性有机融合的重要文件，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4月23日，中共中央随即发出《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国务院《指示》和中央《通知》的先后下发，大大推动了全国各疫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进程。

毛泽东发出伟大号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是由血吸虫寄生于人体所引起的一种流行范围非常广的世界性疾病，也是医学上的一大难题。考古发现，3000年前的埃及木乃伊和2100多年前的马王堆汉墓尸体中都有血吸虫卵。这种病在我国流行由来已久，晋隋以来就有文献记载。我国血吸虫病疫区曾遍及苏、浙、皖、赣、湘、鄂、粤、桂、闽、川、滇、沪南方12个省、市、自治区450个县、市，患病人数约1100多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在1亿人以上。

血吸虫病的传染有三大环节，钉螺和人畜是两大宿主，水是衔接各环节不可或缺的要素。血吸虫卵随感染者粪便排出体外，入水发育为毛蚴，毛蚴钻入钉螺分裂为尾蚴，尾蚴入水，遇到人畜，十几秒便能进入体内，通过血液到达寄生部位，开始新的循环。血吸虫及其中间宿主钉螺繁殖能力都非常强。一条雌血吸虫每天产卵近千枚，一对钉螺一年繁衍可达25万余只。因此，血吸虫病流行的一大特点是感染容易、蔓延很快、难以根除。人感染血吸虫病后，幼不长、女不育；前期拉脓拉血、浑身无力，后期腹大如鼓、四肢枯瘦。少数晚期病人因疼痛难忍，剪刀刺腹，镰刀剖肚，不惜一死。

窥一斑可知全豹。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长江中下游余江这个典型的血吸虫病重疫区，即可见血吸虫病为害半个中国两千年之境况。

余江，古称安仁，有着1400多年的建县历史。信江、白塔河冲击形成的平原为其平添了百里沃野。明朝后期，政治昏聩，民生凋敝，狮子岩以下的白塔河及与之相连的圳、渠逐渐淤塞，活水成锈，导致钉螺和血吸虫大量孳生，为害余江三四百年的血吸虫病由此而始。

封建时代，科学不张，迷信盛行。余江的百姓依据患者腹胀的表象称血吸虫病为“大肚子病”。病因被视为喝了狮子岩仙狮的涎水，披上了神秘色彩。“建庙拜菩萨，祭港求龙王”成为血吸虫病患者无奈的选择和精神寄托，但对防治血吸虫病而言，自是于事无补。

国民党统治时期，统治者不顾疫区百姓疾苦，慰劳捐、养猪税、壮丁谷、保甲费等名类繁多的捐税丝毫不减，成为压垮众多血吸虫病患者家庭的最后一棵稻草，进一步助长了血吸虫病的疯狂蔓延。

据统计，余江血吸虫病疫区面积约223平方千米，占全县总面积的23.67%，钉螺感染率48.13%，居民最高感染率69.4%。新中国成立前30年间，被血吸虫病夺去生命的达2.9万余人，毁灭村庄42个，2万多亩良田变成荒野。仅仅一个蓝田畈村，先后就有3000多人因患血吸虫病死亡。大量男性劳动能力的丧失，直接导致疫区农村生产力下降，土地产出减少，以致蓝田畈的禾，亩田割一箩，“草长比人高，野兽到处窜”。有些稻田因遍布感染钉螺，竟成为“头年人种田，二年人肥田”的“棺材田”。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被血吸虫病蹂躏数百年的余江人民迎来了希望。1951年初，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收到江西省水利局驻余江白塔东渠工程队反映工地周边村庄有血吸虫病人的报告后，即刻电示江西省卫生处派员前往调查。3月，省防疫大队派人深入余江实地考察，了解疫情。1952年6月，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所成立，有专职人员180人。但是，血吸虫病流行几百年，并非是一攻就破的医学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余江疫区血吸虫病依然十分猖獗，到处是一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状。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安山分场原书记齐鸿翔回忆说，当时的疫区有“六多”，即钉螺多、大肚子病人多、墳墓多、寡妇多、毒蛇野兽多、断墙倒壁多。1952年到农场工作后，还亲眼看见农场周边十多个村子变成无人村。

沈钧儒的来信，再次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随后，卫生部门着手对血吸虫病进行调研，并开始采取防治措施。毛泽东也经常通过外出视察血吸虫病疫区省市，或安排身边工作人员开展地方血吸虫病相关调查，以掌握血吸虫病第一手资料。

不能再让血吸虫病危害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健康了。1955年，毛泽东痛下决心，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11月17日至1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委书记及上海局书记开会，研究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其间，他要求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徐运北专程从北京赶来汇报血防工作。毛泽东指出，“血吸虫病，威胁很大，比其他病都严重，必须消灭”，而且“可以消灭”。要求中央成立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政府成立血防委员会。并提出了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想法。会后不久，农业部、卫生部和重点疫区省、市委书记或省长参加的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简称“中央血防九人小组”）正式成立。

中央血防九人小组甫一成立，立即于11月23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血防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总体部署。不久，凡涉及血吸虫病的省、市、地、县很快都成立了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

此后，毛泽东视察江西、广东、上海、安徽等地，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与干部交谈、向专家请教，督促规划落实，高位推动血防工作。

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把消灭血吸虫病摆在了“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的首位。2月17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

《纲要（草案）》的发布和毛泽东的号召，成为全党全民向血吸虫病开战的总动员令，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由此打响。

毛泽东题诗血防奇迹，赞叹“六亿神州尽舜尧”

1953年4月，江西省血吸蟲病防治所由浮梁迁至余江邓埠镇，选定马岗乡为实验区，防治组进驻上黄村，余江血防工作的大幕正式开启。12月，全县第一个基层血防领导机构——上黄村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成立。

一时间，血防人员深入上黄村，深入田间沟渠，深入百姓家中，查螺查病。他们的实地调研与防治试验，渐渐揭开了余江血吸虫病流行的神秘面纱。工作中，群众普遍反映，自白塔东渠竣工通水后，“冲走了锈水”“下水工夫，不大起红点子，发痒好多了”。同时，血防人员还发现：兴修水利，改善水源环境，可以有效地减轻血吸虫病的感染；开挖新渠，填平淤塞旧沟，可以使钉螺成为空壳，是一种消灭血吸虫的有效方法。实践出真知。这一创举，使余江人民在血吸虫病防治史上书写了人间奇迹。

1954年11月下旬和1955年1月，血防人员分别在邓家埠农场和马岗乡进行开新沟、填旧沟、土埋钉螺试验。3个月后复查，钉螺完全绝迹。此后，经反复试验，证明这一方法简单易行，效果很好，又能和兴修水利、改善水源环境结合起来，是灭螺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县委副书记李俊九等人将这一做法总结为“开新填旧，土埋灭螺”。自此，余江找到了以“开新填旧，土埋灭螺”为主，综合运用“三光”铲草积肥、茶枯、药物等方法为辅，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灭螺方法，为消灭血吸虫病作了充分的技术准备。

血防离不开科学。为破除疫区群众的迷信思想，血防人员下乡粪检或查螺时，一方面通过显微镜，将发现的血吸虫虫卵或活毛蚴请患者亲自观察，增强其直观认识；另一方面，将血吸虫生活史和防治方法等知识绘成图片、幻灯片，制成立体模型或编成演唱节目等，加强科普宣传，进一步树立疫区群众依靠科学、积极防治的信心。

1955年11月28日至12月3日，余江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大会，学习贯彻毛泽东“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和第一次全国血防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中央“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的七年消灭血吸虫病规划，对全县消灭血吸虫病的大致方案进行了讨论。上饶专区第一血防站站长张东来大胆提出至1957年两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设想，引起县委和广大与会者的强烈共鸣。“要求在1957年根绝此病”被写入《中国共产党余江县党员大会总结报告》。

12月7日，县委印发《关于防治和消灭血吸虫病害计划方案》，明确了两年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及步骤（1957年9月，两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被概括为“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并决定首先在马岗乡开展大规模群众性“开新填旧，土埋灭螺”试点，以积累经验。

1956年1月17日，余江县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正式成立（政府层面的县血防委员会已于1955年4月成立），吴早孙任组长。随后，区、乡、农场党委血防三人小组和行政血防委员会也相继成立。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在血防工作第一线，开新渠，填旧沟，灭螺与兴修水利相结合。各级血防小组既是领导机构，又是战斗部门，率领广大人民群众、科研人员和医务工作者，不畏艰苦，不怕感染，日夜奋战。在上黄村现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9块大字板依次排开，鲜红夺目；15个乡，15面红旗，迎风招展；4000多民工展开劳动竞赛，打夯声、欢呼声、号子声，此起彼伏，一派火热景象。在马鞍岭工地，夜晚风冷地冻，马灯晦明晦暗，人群里同样挥舞着县委副书记李俊九和血防小组组长吴早孙的铁臂银锄。奋战在一起的群众无不感慨：“世道变了，县老爷也不同了，跟我们作田人亲哩。”是啊，“共产党交我一方印，誓为百姓造一方福！”早已是他们立下的铮铮誓言。

上黄村、马鞍岭的灭螺战斗，仅仅是余江县血防工作的一个侧面。从1955年冬至1958年春，余江县在消灭血吸虫病战斗中，共发动人民群众3.6万多人，投入劳动日231.4万个；填旧沟347条，长191千米；挖新沟87条，长117千米；填旧塘503口；完成土方416.4万立方米，基本上完成了大面积的灭螺任务。

余江是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县、试点县。在充分调动自身力量全力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同时，余江县还得到了中央、江西省、上饶专区在技术指导、医疗支援等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1955年2月、9月，1957年7月至8月，在余江大规模开展“开新填旧，土埋灭螺”期间，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先后组织吴光、苏德隆、黄铭新、郑岗等血防专家跟进考察指导余江血防工作。中央血防九人小组成员、江西省委血防五人小组组长方志纯也把余江作为自己的血防蹲点联系县，先后多次到余江调研指导，并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帮助余江血防工作开展。看到余江探索出适合自己实际的血防办法并取得显著成效，方志纯欣喜万分之余，结合余江血防实践创作了《消灭钉螺歌》，先后在《江西日报》《人民日报》发表，并亲自总结了余江血防经验10条。

江西省也先后派出程崇圯、杨惟义等血防专家，江公铁等中医名家，共四批82名医疗工作者前往余江支援。令人感动的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杨惟义在将自己随身的血防小挎包转给学生王溪云时，特地嘱咐道：“从今以后，你走路，你吃饭，你睡觉都要想血防两个字，努力把工作做好！”青年医生李正兰“为了人民健康，血防工作我不干谁干”，把家都安到了余江。

1957年夏，余江取得了防治血吸虫病阶段性胜利。7月30日至8月10日，中央血防办和省地委血防办联合调查组在余江调查后，形成《关于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调查报告》，充分肯定了“开新填旧，土埋灭螺”的成效，并对“刨土培塘堤，藕塘变鱼塘”创新灭螺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次年2月7日，中央血防九人小组批转了《调查报告》，指出“这篇调查报告很好，可以说服许多人”，并勉励余江更进一步，“力争彻底消灭”。

中央的肯定和勉励，给余江以极大鼓舞。余江县委随即发出“乘胜追击，苦战三十天，全面彻底根除血吸虫病”的口号，将全县划分为六个“战场”。各疫区纷纷贴出决心书、挑战书、应战书……7000名民工再次上阵，一个月内，仅填的旧沟，即可绕余江县两周。

1958年春夏，余江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时刻。

5月10日，《我们是怎样根除血吸虫病的？》在《江西日报》发表。文章介绍了余江县的灭螺经验，宣布余江县通过开展“最后的歼灭战”，取得了全面彻底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实现了疫区人民多少年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夙愿。5月12日至22日，江西组织专业人员对余江进行全面复查鉴定，认为余江血防工作“不论在消灭钉螺、治疗病人、粪便管理方面，都完全超过中央制定的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取得了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5月27日，经专家小组审议肯定后，省委除七害灭六病总指挥部颁发《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

5月30日，《人民日报》发布《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6月1日《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在《江西日报》刊发，宣告余江在全国率先消灭了血吸虫病。6月5日，卫生部致电余江血防五人小组，祝贺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称赞余江“在与血吸虫病作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各血吸虫病流行地区树立了榜样”。

6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江西日报》记者陈秉彦、《人民日报》记者刘光辉联名撰写的《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长篇报道，称赞余江“在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战线上插上了第一面红旗——首先根除了血吸虫病，给祖国血吸虫病科学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页。科学家们认为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

几百年来，人们无可奈何的血吸虫病，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上下总动员，终于在余江县率先被彻底消灭了。这是何等喜人的消息！

当晚，毛泽东读到这则“棺材田”变丰产田、“寡妇村”变幸福村、枯木又逢春、百姓得新生的报道后，思贯古今，浮想联翩，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喜迎党的生日之际，“遥望南天”，挥毫题诗《七律二首·送瘟神》：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七律二首·送瘟神》，是毛泽东自注和解释得比较多的两首作品，充分体现了他对诗作的看重。诗前有小引，表明了创作的缘起和心境。诗后有后记，指出“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自己写这“两首宣传诗”聊为消灭血吸虫“一臂之助”，“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并总结道，“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10月3日，《七律二首·送瘟神》在《人民日报》连同手稿一并发表。同一时间，新华社以十几种语言向世界各国播发。余江一夜之间成了“国际焦点”。

毛泽东“送瘟神”精神，激励余江树起一面面红旗

消灭血吸虫病，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防疫战争，创造了人间奇迹。从1955年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到余江大胆提出“两年消灭血吸虫病”计划，从1958年余江摘得全国血防工作“第一面红旗”，到毛泽东题写《七律二首·送瘟神》，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人民领袖的为民情怀、共产党人科学态度和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迄今，60年虽已过去，但毛泽东“送瘟神”精神，一直激励着余江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谱写出一曲曲壮歌，树立起一面面红旗。

血吸虫病事关人民生存健康，为防止其反弹，余江县自1958年10月16日发出第一份巩固血防文件以来，历届县委、县政府紧绷巩固血防这根弦，始终把它当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一届接着一届干，坚持做到“思想不松、机构不撤、队伍不散、工作不停”。为纪念毛泽东题诗余江，不忘血防历史，全县很多路口都竖起了《七律二首·送瘟神》诗词碑。1967年，余江县将《七律二首·送瘟神》发表之日——10月3日定为血防纪念日，1968年建成送瘟神陈列馆，1978年又新建了送瘟神纪念馆和纪念碑。

自1958年以来，余江坚持组织大批干部群众投身到巩固血防成果第一线，组建起100多支查螺服务队伍。重获新生的血吸虫病患者及其家属纷纷自愿参与到血防巩固工作中来，做起了粪管员、查螺员。“苦妹子”邓梅 ，血吸虫病治愈后，主动担任查螺组长，坚持“把死虎当活虎打，无螺当有螺查”，数十年如一日。从2005年开始，余江县将每年4月30日定为“领导干部查螺日”，全县领导干部带头查螺。

至1983年，余江虽然时有残螺和感染血吸虫病的患者被发现，但钉螺经解剖均为阴性，未受血吸虫感染，患者多为输入型，并得到及时救治，发现残螺的地点也都及时采取“三光”、药物、土埋等综合方法，进行了复灭。1986年，余江县发出第一份查螺奖励通告，凡在该县境内发现钉螺者，一只奖励30元，2004年奖励标准提高到300元，2017年又提高到1200元，但至今未有人申领。余江奇迹般地赢得了巩固血防成果60年的重大勝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防治血吸虫病的有效方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余江县在大规模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前后，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白塔河两岸先后兴建了白塔东渠、白塔西渠和白塔新渠三大饮水、灌溉工程，总称白塔渠。

白塔渠自南向北贯穿整个血防疫区，彻底改变了白塔河流域钉螺孳生环境，在消灭血吸虫病和巩固血防成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兴建白塔东、西渠时，始终把兴修水利与血防相结合，采取开新渠、填旧沟、土埋灭螺的方法，从上游到下游有计划地寸土必清，为1958年余江县在全国首创消灭血吸虫病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白塔东、西渠，自兴建到管理维修，所用贷款于1961年连本带息一次归还，等于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干渠、支渠、斗渠、毛渠四通八达，一匹匹白练串起白塔河两岸一块块农田，21.5万亩高标准园田化农田彻底告别旱涝灾害，这一数字超过了白塔渠原设计灌溉面积的21.47%。

1965年8月12日，《江西日报》发表“学习白塔渠办好水利事业”的社论，指出：余江白塔渠从建到管，都发扬了党的依靠群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创业的优良传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为全省……水利事业树立了榜样。10月13日，省委、省人委发出学习白塔渠经验的号召，11月作出《关于在全省开展学习白塔渠的革命精神和先进经验的决定》，指出白塔渠是全省水利战线的一面红旗。这是余江摘得全国血防战线“第一面红旗”后，夺取的又一面红旗。10月23日至11月1日，水利部在鹰潭召开全国水利管理现场会，号召全国各地学白塔、赶白塔，将余江自力更生建设水利的精神推向了全国。

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曾是余江疫区广大青年无限渴望却终难企及的梦想。曾几何时，他们在疫水里劳动生产，受血吸虫病感染，很难符合应征条件。有一年，马岗乡50多名适龄青年满怀热情参加征兵体检，结果竟无一人合格。自1953年省血防所搬至余江开始收治血吸虫病患者后，特别是1958年消灭血吸虫病以后，困扰疫区青年的入伍体检再也没能阻挡住他们参军的步伐。

1958年，全县第一批接受治疗并获得痊愈的蓝田畈竹园村青年张国栋，闯过120多项体检关，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余江第一位空军飞行员。多年后，由空军航空兵某师政治委员职位退休的张国栋接受采访时，一再说：“没有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没有血防站，可能我早已不在了……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当飞行员。”

60年来，余江一直把征兵工作作为党委工程、政府工程、民心工程来抓，县委书记挂帅征兵工作，定兵环节实行“县委常委集体定兵”，创造了60年无责任退兵的殊荣，先后4次受到国防部表彰，多次荣膺“全国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全国义务兵征集第一县”“征兵工作模范县”等殊荣，余江又在全国树起了征兵工作的一面红旗。

人民创奇迹，山河添锦绣。喜看今日之余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千村薜荔人遗矢”的血吸虫重灾区，早已是“青山着意化为桥”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迈入新时代的余江，传承弘扬“送瘟神”精神，以改革再出发的气魄，勇立全面深化改革潮头。2015年3月，余江县作为全国15个、江西唯一一个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率先在全域范围内推行改革试点工作。

三年多来，余江坚守改革底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和创造精神，探索形成了“以制度生成为主线、以资源整合为依托、以基层组织为保障、以百姓满意为标准”的工作思路，实现了全县1040个自然村改革全覆盖，村容村貌由旧到新，农民集体意识由散到聚，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由弱到强，并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一套覆盖县、乡、村组的宅基地管理制度体系，为全国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提供了可复制、能推广、利修法、惠群众的“余江案例”。

与此同时，余江坚持改革联动，注重改革的协同性、耦合性、系统性、全局性，开创性地提出了“一改促六化”美丽乡村建设思路，即以“宅改”为主线，系统推进农业发展现代化、基础设施标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村庄面貌靓丽化、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村治理规范化“六化”建设，放大了改革效应，促进了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共同改善和融合提升。

余江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成功实践迅即引起了各方关注。中央深改办、全国农办、原国土资源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31个省（市、自治区）的兄弟县市前来余江调研考察学习，《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深入报道，全国宅基地制度改革推进工作现场会在余江召开。余江宅基地制度改革在全国作出了示范。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提倡奋斗精神，并将奋斗精神提升到伟大民族精神的高度。鹰潭市委、市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在余江积极打造一所以奋斗精神为内核的干部培训学院，借以激励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创新创业，不断发扬奋斗精神，为共绘新时代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新画卷贡献智慧和力量。★

（课题组组长俞银先；副组长：卢大有；成员：罗军生 徐新玲 万义兵）

责任编辑 / 梁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