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丹

曾经在课堂上被问如何看待“红二代”“官二代”，曾经被学员要求“你讲国内的案例我比你更清楚，不如讲讲国外的”，曾经在挂职时被基层干部颠覆固有认知……这些，都是中共中央党校（以下简称中央党校）青年教师成长过程中的故事。

2018年6月22日，经济学教研部的青年教师郭兆晖在给县委书记研修班上完课后，发了一条朋友圈：郡县治而天下安。

同一时间，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崔丽华在云南调研，中共党史教研部的吴文珑在办公室备课。

这是中央党校青年教师的日常。

外人很难想象，一群年轻人是如何在这个培养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学府内治学教学的。如果说他们是“青椒”，那么，实践经验丰富的“领导学员”一定称得上“老姜”。人们好奇，“青椒”与“老姜”的思想碰撞，会如何产生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火花。

来自基层实践者的撞击

对大多数人而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是个颇为神秘的大院。隔壁的颐和园游人如织，而这个大院警卫森严，出入的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省部级、厅局级领导干部。

能在这里听课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于是又让人平添一份遐想，得有多高的水平才能把枯燥的理论课上得口碑如此之好呢？

带着这些神秘感，记者最先见到的是经济学教研部的副教授郭兆晖。一见面，他就主动揭去神秘面纱：“可千万别以为我们是老学究，也别把中央党校想得那么神秘。”33岁的他，来中央党校已经六年了。他研究绿色经济，有一种“绿色”自觉：开节能车，但骑自行车能到的地方就绝不开车，吃饭要“光盘”，就连衣服也以绿色居多。

在当下中国的实践中，领导干部在生态文明、绿色经济方面遇到的难题可以说比比皆是，这让郭兆晖的课尤其受欢迎。

6月7日，给厅局级干部进修班上完“生态文明建设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课后，郭兆晖在朋友圈感慨：“每次上这个课对我都是一次巨大的推动，学员从理论到实践提出大量问题与观点：怎样真正解决发展与保护之间的问题？怎么找到高质量发展模式？这些都是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的。”

一位县委书记曾对郭兆晖说：“老师，您讲中国的案例，我们比您更了解情况，不如多讲一讲国外的案例。”另一位则建议：“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一定要比我们县委书记更深入。”显然，从繁忙的日常工作中抽出两个月时间来脱产学习，县委书记们想接收的信息和知识比授课者想象的还要多。

这迫使郭兆晖思考：理论怎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真的应该多讲国外的案例吗？

一次犀利的提问

在中共党史教研部，吴文珑面对的提问来自思想領域。2014年博士毕业的吴文珑，要给比自己年长一二十岁的领导干部讲党史、讲领导人的故事。这事儿听上去就让人捏一把汗。“学员会认真听您讲课吗？”毕竟，走上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大多熟读党史。但吴文珑轻松笑道：“和你想的恰恰相反，学员很爱听。中央党校有自己的资料，我们讲授的内容，有学员从来不知道的部分，大家都很感兴趣。”

在这些大家都感兴趣的课堂内容中，党的初心与奋斗、党员干部的廉洁与本质都潜移默化在其中，讲课效果很好。但吴文珑在课堂上也没少被提问，有一次尤为犀利。

那次，他讲了老一辈革命家如何严格约束身边人的事迹，一位学员在讨论环节提问：“您怎么看待今天的‘红二代‘官二代？”这让吴文珑着实愣了一下神。

“学员在这个环境下提出这个问题，一定是看到了与老一辈革命家行为不符的后代，他心中有惑。但说实话，我没想到学员会直接提出这个尖锐问题。”吴文珑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学员的疑问，还反映出一种社会困惑。作为党校老师，他不能回避。

想了片刻，吴文珑用自己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件事来回答。那是在从北京回四川的火车硬座上，吴文珑和邻座的人聊天，发现对方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滕代远的孙子。“说实话，北京到四川的火车时间长，坐硬座很辛苦，我于是问他为什么要坐硬座。但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艰苦朴素的传统不能丢，能坐硬座就坐硬座了。你看，他们有他们的坚持。怎么能把他们群体化、标签化呢？”

此后三年间，吴文珑还时不时想起这个问题，每次都会想得更深一点。“今天我再回答，肯定会比那时说得更好一些。‘红二代‘官二代这个称呼出现的背景、表达的情绪、反映出的社会进程中的思想认识问题，都可以再分析”；“人和人是不同的，我们不否认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人出现了贪污腐败的情况，但更多的是在默默无闻地奋斗、贡献，这你不能抹杀吧。所以，怎么能把他们简单贴一个‘二代标签来讨论呢？这不能一概而论”。

讲理论也可以很生动

吴文珑的想法往深了说，就到了崔丽华研究的哲学领域。2011年从北京师范大学读完哲学博士后，崔丽华来到中央党校，第二年开始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程。

“这是一门正本清源的课。”课程性质让崔丽华从未遇到过来自学员的犀利问题，但压力仍然不比其他人小，“中央党校老师面对的学员层次比较高，青年教师必须快速成长。”对崔丽华来说，学生到老师的身份转换是从一个校门迈入另一个校门；但对踏进中央党校的学员而言，身后是广袤大地上的实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在他们日常的每一个决策中，而那些尚待解决的现实难题则急需从党校的学习中得到理论指导。

崔丽华最重要的“修炼”是2016年至2017年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挂职副区长的经历。这段经历让她受益匪浅。

在龙湾区，崔丽华分管文教卫工作。她没有错过任何一次会议，也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研究决策的过程，基层调研更是常态。这种全身心的投入颠覆了她的一些认知，比如对基层干部工作能力的看法。“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真正到地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超乎想象。”回到中央党校后，再次面对学员时，她“发现自己多了一个‘同行者的身份”。因为更好地理解了学员的日常工作状态，崔丽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得更生动了。“我把挂职的工作放在大的教学和科研背景下，回过头来站在讲台上，讲的就不再是空洞的理论了”。

教学科研与中国实践

郭兆晖从县委书记那里感受到压力后，很快找到了解题思路。2013年，给那一届县委书记班上完课，他注意到浙江海宁（县级市）市委书记提到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在经济体系中，土地、水、电、厂房等都属于生产要素，而它们并没有实现高度的市场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出身的郭兆晖，敏锐地察觉到这项改革的重要性，决定前往海宁实地调研。

海宁就在郭兆晖的家乡嘉兴市，他前后三次在海宁调研，20天里却忙得一次都没回过家。

2014年，浙江全省推广海宁的要素市场化改革经验。2015年，郭兆晖完成了整个研究报告，从理论高度对这项试点进行了经验总结。两年后，郭兆晖在学习十九大报告时发现，自己的研究契合了顶层设计：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对中央党校的青年教师而言，在教学与科研中找到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是价值所在。崔丽华的研究是助力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不能由西方学者定义，我们如何在国际社会拥有话语权，在于我们能否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在这一层立意下，崔丽华用研究支撑教学，又用教学反过来丰富研究内容。这套话语体系能作用在学员身上，“表现为大家对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自信”。这种自信，与经济问题打交道的郭兆晖感受最深，“前几年上课，有的学员一上来就要求讲国外的案例。这几年提这种要求的人少了，大家更愿意听一听国内成功的案例和好的经验”。

与其他两位老师的研究不同，吴文珑的研究更多的是往前追溯，有一种“以史为鉴”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吴文珑深有体会。在与学员的交流中，在与地方党校同行的交流中，他深切认识到：“研究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对当下的现实问题有诸多借鉴意义，对当前的各种社会思潮也能有更清醒的认识。”

采访中，崔丽华总提起一个词：使命感。“我们在中央党校，时间久了就越发地有使命感”。这也是环境浸润的影响，身在中央党校，研究问题，指导实践，与领导学员形成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这些都时刻提醒自己肩负的使命。

（吕丽妮荐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