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玉　丁汶萍　李帛彧

摘 要：本研究以西藏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放黄敏儿和郭德俊主编的《情绪自我调节方式量表》，对549名西藏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发现：（1）女生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调节频率都高于男生（2）民族对积极情绪消和极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频率影响并不显著（3）农村大学生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调节的使用频率都高于城市大学生。

关键词：藏族 汉族 大学生 情绪调节

1、前言

个体在适应生活环境中重要挑战、机遇、事件的生物反应倾向就是所说的情绪[1]。情绪是个体心理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对人的认知和行为的发生过程与结果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情绪表现方式多样，而情绪也被分为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积极情绪使人振奋，有助于人的学习和工作；消极情绪使人沮丧，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工作和学习的效率。美国心理学专家辛格和沙赫特表明情感的产生总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个体必须感受到高度的生理唤醒；而另一个则是个体一定要对生理状态的改变进行认知性的唤醒。生理状态、认知过程和环境因素在大脑皮层中的整合的结果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状态。

格罗斯（1998）从情感生产的过程出发，认为情绪调节是个体对什么样的情绪、何时、如何体验产生影响的过程，因此在不同的情绪阶段，会产生不同的情绪调节。我国学者黄敏儿与郭德俊的研究表明情绪调节是个体管理、调节或改变自身（或他人）情绪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根据相应的行为策略和机制的变动，情绪于主观感受、表情行为、生理反应等方面也发生相应的变动。情绪调节发生在情绪反应进程之中，我们可以将其区别为原因调节与反应调节。原因调节在情绪调节中着重调整的是（减弱或增强）情绪的评价过程，其基本调节方式包括评价忽视（忽视）与评价重视（重视）；反应调节主要调整（减弱或增强）情绪的反应成分，其基本调节方式包含表情抑制（抑制）与表情宣泄（宣泄）[4]。影响选择情绪调节方式的因素有很多，本研究着重研究民族、性别、户籍所在地这三个因素对选择情绪调节方式的影响。

本研究以西藏大学在校学生作为调查对象，一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549份，有效问卷549份，有效率达92%。并采用SPSS20.0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

2、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法，给西藏大学及内地大学在读生发放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49份。本次调查回收问卷549份，调查对象为西藏大学本科生，549份问卷中，男生163人，女生386人；藏族学生277人，汉族学生272人；来自城市的大学生245人，来自农村的大学生304人。

2.2 测量工具：情绪自我调节方式量表

本问卷是杨芳（2007年）根据黄敏儿等人（2001年）编制的情绪调节问卷而修订的问卷，问卷由50个项目组成，它用于测试日常生活中的10种基本情绪（2种正情绪、8种负情绪），即减弱型调节（忽视、抑制）、增强型调节（重视、宣泄）与自然调节的调节量，其中忽视和重视以及抑制和宣泄分别代表的是原因调节和反应调节[2]。该量表采用Likert点计分， 1—5 级计分的方式，从 1“从没发生” 到 5“总是发生”，此问卷测试得分越低则说明了个体采用某种情绪调节方式的频率就越低。

本次测量中总问卷内部一致α系数为0.85（n=395）。忽视量表α系数为0.70（n=401），抑制量表的α系數为0.65（n=405），重视量表的α系数为0.73（n=402），宣泄量表α系数为0.69（n=405）。，自然调节量表的α系数为0.74（n=406）。

2.3 实验程序

本研究采用集体施测，在当堂课老师的协助下发放问卷并在在课堂上进行，同时要求学生当场填写。在量表施测过程中同时获取被试的一般人口统计学信息，如性别、民族等。

2.4 统计工具

在对所有问卷质量进行考核的基础上，去除无效问卷，统共获得有效问卷549份。全部采用SPSS20.0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

3、结果分析

3.1 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调节方式偏好

从上表可以看出积极、消极情绪的调节频率偏低，自评得分均。可以得到积极情绪调节频率高于消极频率，大学生对宣泄的调节方式偏好最高，其次是重视与自然，抑制与忽视的使用频率较低；于消极情绪忽视是最频繁的调节方式，其次是抑制，宣泄、重视、顺其自然的使用频率偏低。

3.2 性别对情绪调节方式偏好的影响

对积极情绪调节方式使用频繁程度进行两因素（情绪、调节方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的主效应明显[（1，547） = 15.440， ]，男生对积极情绪的调节低于女生。性别与调节方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对消极情绪调节方式使用频繁程度进行两因素（情绪、调节方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的主效应显著[（1， 547） = 15.440， ]，女生的对积极情绪的调节频率高于男生。

3.3 民族对情绪调节方式偏好的影响

对积极情绪调节方式使用频繁程度进行两因素（情绪、调节方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民族的主效应、民族与调节方式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对消极情绪调节方式使用频繁程度进行两因素（情绪、调节方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民族的主效应、民族与调节方式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4、讨论

通过此次的调查发现，在校大学生的性别、民族、户口所在三个变量在对情绪调节的方式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女生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调节频率都高于男生，两者之间差异最小的是抑制，差异最大的宣泄；对于消极情绪，男生使用更多的调节方式是抑制与忽视，使用最少的是宣泄方式；女生使用最多的调节方式是忽视，其次是抑制，抑制的使用频率高于重视及顺其自然；宣泄的使用频率与抑制、重视、顺其自然三种调节方式之间无显著差异；重视与顺其自然之间的差异亦不显著。对于民族不同的学生来说，在运用情绪调节策略上也有着一定的差异性，但此差异也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这说明民族对于情绪调节方式而言造成的影响并不大。而对于户口所在地不同的学生来说，在情绪调节方式的选择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农村大学生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调节的使用频率都高于城市大学生；在各种调节方式上，农村大学生的调节频率都高于城市大学生，其中差异最大的是宣泄方式，更多的农村学生采用宣泄的方式。对于城市大学生，采用宣泄方式调节消极情绪的频率是最低的；而对于农村大学生，忽视的使用频率最高，忽视、抑制和重视居中，且忽视与抑制、重视两种方式的使用频率无显著差异，最少使用的是顺其自然的方式。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新发现。

本研究原本假设大学生的情绪调节方式会因为性别、民族和户口所在地的不同而呈现非常大的差异，但结果发现民族的差异对于情绪调节方式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当大学生在面对消极情绪的调节的时候，更多的采用的是减弱调节。这大概是由于评价忽视能有效减弱负性情绪对心理活动的负面影响，而表情抑制可有效的掩盖情绪，并且促进社会适应，保护人际关系（黄敏儿等，2002）[3]。而增强调节则会导致个体扩大对负性情绪的感受，从而出现抑郁与不良情绪的症状，这是不利于心理健康的发展的。[1]而这也为我们高校在对学生做心理辅导的时候提供了新思路。

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现今的大学生在情绪调节的方式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在面对消极情绪的时候积极应对，选择合适的调节方式进行引导，只有这样，高校才能从根源上防止校园恶性事件的发生[4]。在本研究中，性别和户口所在地在情绪调节方式上都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基于研究结果，我们建议西藏大学在对学生情绪调节进行引导的时候，应更加注重对男生的引导，而在面对户口所在地的时候，也更应该注重对城市户口的学生进行引导。学校的恶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源于学生对于自我认知的错误和情绪调节方式的不当。因此，除了学校对学生进行疏导以外，学生自身也应该正确的认识自己，掌握正确的情绪调节的方法。

5、结论

（1）女生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调节频率都高于男生。

（2）民族对积极情绪消和极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频率影响并不显著。

（3）农村大学生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调节的使用频率都高于城市大学生。

参考文献：

[1] 黄敏儿，郭德俊.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与抑郁的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1（06）：438-441.

[2] 杨芳.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D].华南师范大学，2007.

[3] 窦凯，聂衍刚，王玉洁，刘毅，黎建斌.青少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情绪调节方式的中介作用[J].心理科学，2013，36（01）：139-144.

[4] 李娜.Gross情绪调节模型及对心理健康的影响[J].社会心理科学，2010，25（03）：96-99+102.

作者简介：覃玉（1996-），女，四川遂宁人，西藏大学2015级教育学（学前教育方向）专业在读本科生。丁汶萍（1997-），女，河北邢臺人，西藏大学2015级教育学（学前教育方向）专业在读本科生。李帛彧（1997-），女，陕西西安人，西藏大学2015级教育学（学前教育方向）专业在读本科生。

基金项目：西藏大学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实验训练计划项目藏汉大学生情绪调节行为特点研究（项目编号：2017QCX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