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欣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历史对他的定义为“政治家、思想家”。同为戊戌的120年前，在9月28日——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因变法失败而不愿出走的谭嗣同留下一句“我自横刀向天笑”，于是头颅轻一掷，慷慨燕歌行。

谭嗣同存世照片极少，仅有3张，分别拍摄于1896、1897、1898年，南京、上海、长沙三地，前人多不知其照片缘起以及相关的具体细节。今恰逢戊戌变法120周年，聊以其3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为读者呈现谭嗣同生平较稀见之经历，以此缅怀之。

1896，上海，“竹林七贤”合影

1896年9月25日下午，位于上海外滩附近的光绘楼照相馆迎来了7位客人。他们中的三位身着马褂，三位身着长衫，还有一位客人，则与几位宽袍大袖的同伴不甚相同。他内着箭袖对襟开衫，外披一件白色大氅，神采俊逸、气宇轩昂。

这张照片（见下图）中的最右者就是时年31岁的谭嗣同。他单膝着地，双手合十，神情肃穆沉静。与他一同合影的，前排左起为时任《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士人胡惟志、佛学家吴嘉瑞，后排左起为时任《时务报》经理的汪康年、两广总督李瀚章之婿孙宝碹、“浙东三杰”之一维新思想家宋恕。

这几位雅集于此的士人学者，皆为谭嗣同交往甚深之师友。在他们中间，有政治家、思想家、出版家、史学家，有文学家、教育家、政论家、佛学家。他们与谭嗣同的交往，成为晚清江南地区维新士人群体交游的一种缩影。

合影拍完后，孙宝碹在相片后题写了一则偈语：“众影本非真，顾镜莫狂走。他年法界人，当日竹林友。”并且，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记述了当天的情形：“诣谭复生，与燕生、雁舟、穰卿、仲巽、卓如及复生七人同映一像。或趺（fū）坐，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着地，或跽（jì）两足而坐，状类不一。”

之后，譚嗣同又与吴嘉瑞、宋恕一同前往傅兰雅开设在上海的格致书室购书，宋恕在其日记中亦记载其事：“十九日，浏（浏即谭嗣同）约照相光绘楼，共七人。复与浏、吴至格致书室买书。”

拍照此年，正是谭嗣同刚至南京担任江苏候补知府一职之时。在任上，他对南京陈腐的官场十分厌弃，却对相去不远的上海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上海，是当时“衰老”的大清帝国里最“年轻”的城市，也是西学传播的源头和“赛先生”上岸的地方，几乎所有冲撞旧秩序的知识和观念，都从这里传人、散播和发展壮大。

这张合影，即是谭嗣同与上海维新报刊《时务报》诸人交游之印证。冲印之后，吴嘉瑞从上海将照片带至南京转交谭嗣同。谭嗣同十分喜爱，专程写信要求光绘楼照相馆将底片留好，以便于他“随时晒印”。他还开玩笑道，倘若有一天此照流落尘寰，不知其中姓名的“考据家”或许会将其称之为“大魏龙门摩崖碑”。

随后，他将照片冲印多张随信赠予亲友。其中就有浏阳人刘善涵在收到照片后，题写了一则《题谭壮飞太守小像》：“图中左肩偏袒、右膝着地，手合十而气沉肃者，其我壮飞尊者乎？”目前流传最为广泛的谭嗣同双手合十像，即为此照中所截取。谭嗣同曾将自己的部分单独冲印并在旁签名以贻他人。

值得探究的是，《金刚经》中有言：“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深谙佛学的谭嗣同正是沿用了“偏袒右肩”这一姿势。然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的两位好友孙宝碹与刘善涵却不约而同地误述成了“偏袒左臂”，个中缘由虽不得而知，但却颇富意趣，值得方家指鉴。

几位晚清士人合影的光绘楼照相馆开业于1890年，位于上海曾经的四马路。刚开业时，《申报》还曾刊登过其广告：“房宇宽敞，铺置雅丽，所照人物、山水、房屋、内外，均有专镜。且用药料、裱纸均系西国极品，而金水、银水尤为加重，故能耐久不退，与众不同。”这家照相馆生意兴隆，不少名士高官都曾在此留影。从谭嗣同这张合影的清晰度上不难看出，光绘楼照相馆在当时的照相水准，是相当之高的。

1897，南京，武士装像合影

与前一张相比，谭嗣同的“武士装像”亦流传甚广，人教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上所选用的正是此张。然而关于此照的前因后果一直鲜为人知，也未曾有人考证。

1897年5月，刚写完《仁学》的谭嗣同还在江苏候补知府任上，当时，他的侄子谭传炜（仲兄谭嗣襄之子）随宦在旁。谭嗣同膝下无子，但素来对兄长子侄疼爱有加，当时南京并无良师可以为谭传炜担任教书先生，苦无良策的谭嗣同只得临时让同乡好友刘善涵、黄颖初先后教授。然而这并非长久之计，经人推荐，他了解到家乡浏阳的邱惟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月月初，谭嗣同写信寄往家乡，希望邱能来南京。

不出几日，邱惟毅如期而至。当时的谭嗣同住在南京东城墙之内的东关头街巷内，这里紧邻秦淮河桃叶渡码头，静谧秀美。秦淮河至此原有一座“利涉桥”，后被拆除，著名的二我轩照相馆就在此地。“二我轩”是一家老字号照相馆，创建于清光绪年间，总部在杭州，在南京亦有分店，是杭州最早使用“电光照”技术的照相馆，专门从事黑白人像拍摄与人物写生绘画。

初见不远万里、跋山涉水从故乡而来的教书先生邱惟毅，谭嗣同欣然邀请其与小侄传炜一同来到家门口的二我轩照相馆拍照合影。在当时，这是一件非常“洋气”的事情，邱惟毅并没有经历过。

大约在1897年的初夏，谭嗣同、邱惟毅以及刚满9岁的谭传炜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见上图），算作他们师徒与家长关系的正式确立。照片正中央的，正是时年32岁的谭嗣同。他外穿月白色大氅，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剑眉星目，气宇轩昂。靠他右侧坐在椅子上怀抱一柄宝剑的孩子，正是谭传炜。而站在他左侧身材颀长、手执洞箫，神情动作却并不太自然的那位，则是邱惟毅。

此后，谭嗣同又将此照冲印多份，签名题字，赠予师友。他后来所执教的时务学堂中，有一位名为郑晟礼的学生十分有心地将此照留存下来，并在谭嗣同殉难后，将其赠予了谭传炜之子谭恒锐。于是，笔耕不辍、专擅谭研的谭恒锐在其所著的《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中记载了这件事的一些细节：“越年公居金陵，又有一照片，公中立外着长衫，内着武士装，左方立者为邱菊同先生，手执洞箫，右方双手捧剑者为先父也，时方九龄。此像乃郑世伯（晟礼）见贻，郑为时务学堂学生。时余旅居首都，特将公照映出，分赠亲友，今人间流传武士装像，即此照也（像后有‘金陵利涉桥二我轩戳记）。”

除去上述合影之外，在谭恒锐的记载中，还存在一张谭嗣同少年时期的照片。彼时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官至甘肃布政使，驻地天水市，其军队驻扎在定西市。谭嗣同于甘肃随宦，时常至安定军中历练。他曾于此拍摄过一张立于旌旗之下的照片，惜已遗失。据曾经亲眼见过的谭恒锐回忆：“余曾见一模糊相片，旌旗行行，百余健儿罗立，公立其中。先祖母言，此乃公少年照片，无法复照。十九年兵燹后，不知浮沉何处。”

1898，長沙，时务学堂教习合影

1897年10月末，由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已是33岁的谭嗣同再也不愿在昏聩腐败的官场浪费生命，该年腊月，他毅然辞官回乡，投身维新运动之中。这张合影正是拍摄于他归乡之后第二年的早春三月。

在长沙时务学堂的筹备时期，谭嗣同发挥了许多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为学堂筹措资金、购置仪器，聘请梁启超、李维格为教习，又出资为时务学堂购买数百张图纸，并代为订购几何模型。

1897年11月29日，时务学堂正式开学。熊希龄任学堂总提调，谭嗣同任学监，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又与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杨毓麟担任中文分教习。李维格担任西文总教习，王史、许应垣为西文分教习。

执教之时，谭嗣同向学生阐发了不少民权民主思想，学生深受启迪，小小的学堂里埋下了不少革命的火种。然而，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在无意中拿到了时务学堂学生的札记，并交予山长王先谦过目。王先谦看后大为震惊，他认为这些激烈的言辞中存在着倾覆清王朝的思想倾向。于是，他联合了十余乡绅，拟定了一份名为《湘绅公呈》的上书，呈请陈宝箴解散时务学堂，并辞退该校教习。新旧之争已是势同水火，一触即发。

在这种于新政、新学不利的情况下，谭嗣同深夜造访时任《湘学报》主笔的好友唐才常，请他入时务学堂执教，以声援势单力孤的梁启超。唐才常欣然同意，并在不久后就被添聘为中文分教习。

然而就在这时，梁启超却病来如山倒，不得不离湘治疗。在梁启超走后，谭嗣同与其他教习合拍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见左下图）。照片中从左往右依次为：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这就是为何时务学堂教习合影中有唐才常而无梁启超的原因。

并且，此照还有效印证了一个事实，即谭嗣同是否在时务学堂亲自任教之争议。不难看出，照片中人员皆为学堂教习或高层管理人员，如不在学堂任教似不能参拍此照。另外，在1981年第一期《湖南历史资料》中还收录了谭嗣同写给学生林圭的札记批语：“侃侃而谈，深中时弊。”皮锡瑞的《师伏堂日记》中还有关于谭嗣同为学生出考题、定名次等记载。由此可见，谭嗣同亲自执教时务学堂，应为确凿。

在这张合影拍摄的两个多月之后，谭嗣同即北上参与新政，变法失败后因不愿出走，于1898年9月28日遭清政府杀害，“时务学堂教习合影”就这样成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张照片。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