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妍

清末民初以来，内忧外患，国内涌现了一大批有识之士，他们在科学、教育、经济等各个领域扛起救国大旗，其中还产生了一股实业救国思潮。在其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一反前代的陈腐观念，以学习西方、发展民族工商业来抵抗外来侵略，希图实现救国、富国、强国的梦想。受其影响的一批近现代企业家是周学熙、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当然，还有无数为中华民族崛起而竭力发展实业的一代企业家。创业时艰，他们为办实业付出了哪些努力？商场沉浮，他们的实业救国梦为何最终暗淡收场……本文将带领大家去感受前辈实业家们的家国情怀和为国家民族复兴而努力的担当精神。

1912年，孙中山还没来得及充分运用中华民国实业部为民国经济好好规划，就被迫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但当时，他仍未放弃为民族复兴而进行各种努力：“在我们面前，尚有大量的工作必须完成，使中国能以强国的身份与列强并驾齐驱。”失去了政治上的核心支撑，他很快便致力于“民生主义”实业救国事业，并开始了“以实业与商务重建我们的国家”的全国巡回演讲。孙中山的实业目标是这样的：工厂遍地、机器轰鸣、工人忙碌、高楼林立、火车轮船穿梭于原野江海。

事实上，作为一种思想倾向的“实业救国”，最早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爱国思想家魏源愤然而起，编撰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强调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以抵御外辱。此后，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始终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存在，是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代表人物所宣扬的、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即实业）作为救国救民主要途径的一种思想，在中国近现代众多的社会改革方案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这一思潮逐渐消退。然而，企业家们的行为没有停止，尤其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这更加刺激了企业家们的爱国雄心，他们试图通过竭力发展经济，为国家提供有力的后备支撑，对抗列强的经济侵略。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梦是当时诸多实业家奋起救国的一个缩影。“实业救国”这四个大字早已深深镌刻在中国近现代史碑上，影响深远。

周学熙：官办实业成败不由人

1900年，20世纪伊始，全世界都对这一年充满期待。然而，对中国而言，这一年不仅没有新气象，反而留下了许多尴尬与耻辱。

这一年的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义和团运动，一是八国联军侵华。

1911年前，清朝共兴建铁路9400多公里，其中大部分为清末10年所建。这部分铁路中，虽然有些为外国独资兴建，但自建铁路也多达4000多公里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国内最大的煤矿河北开平煤矿，直接就被矿务督办张翼盗卖给了英国商人。消息传出后，举国愤怒，当时担任矿务总办的周学熙（1866—1947）因送母入川不在现场。听闻这一消息之后，他异常愤慨，匆匆赶回开平。

顾不上旅途劳顿，一进开平，周学熙便直奔矿务督办府。早就料到周学熙来意的张翼给出的理由竟是：怕煤矿给外国人占了，才被迫签了这个“中外合办”的合同。何其荒唐！周学熙拒不在合约上签字，并决然辞去了总办职位，次年被候补分发山东。

周学熙

后世，罕有人知曉周学熙，即使被提及，或许也是因为一则戏剧“八卦”——曹禺创作的四幕话剧《雷雨》故事地点发生在天津，主人公是个大实业家，名叫周朴园，而其居所就叫“周公馆”，因此很多人猜测《雷雨》讲的就是周学熙家族的故事。

然而，出身官宦之家的周学熙，16岁考中秀才，28岁中举。虽是典型封建官僚出身，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近现代北方著名的实业巨子，他眼看国不富强，民不富裕，甚至还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备受西方列强凌辱，最终决定放弃举业投身实业救国队列。1906年，跟随袁世凯（袁和周学熙父亲周馥在李鸿章手下共事时关系不错，后来又结成了亲家，再加上周的个人能力突出，所以周在袁手下一直被重用）到了天津的周学熙，督办了天津官银号，将营业范围扩大至民间，再加上当时造币厂生产已步入正轨，慎重考虑后，他认为兴办实业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趁着全国大兴铁路的机会，办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水泥厂，至1906年7月，水泥厂得以建成。

周学熙对开平煤矿被英商侵占一事一直耿耿于怀，收回唐山细棉土厂（即周学熙所办水泥厂的前身，1900年曾被英商连同开平煤矿一同侵占。经过一再交涉，周学熙以7.4万元低价赎回，更名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后，周学熙于是年冬天向袁世凯建议，“以滦制开”，即在开平矿附近，再办一个比开平规模大的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围住，然后通过竞争压垮开平，使其就范，最终达到收回的目的。

这个想法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支持。1907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周学熙出任总经理，以50万两官银启动，另募200万两商股，明确表示“招股权限为华商，概不搭人洋股”。英商从一开始就动用各种关系对滦州煤矿进行打压，甚至亏本卖煤打价格战。周学熙向洋行借款维持生产运营，又遭到开平公司的暗中阻挠，最后不得不发行了150万两的债券。

然而，就在1911年10月，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朝廷岌岌可危，北方港口各国军舰拉响警笛，仿佛又在重现11年前“庚子国变”的凶险景象。滦州公司的股东们满心恐惧着是否会再次出现当年被洋人枪杆子夺走煤矿的悲剧，匆匆同意再议合并。11月，开平、滦州达成“合办条件协议十款”，同意合并成中英开滦矿务有限公司，股权对等平分，利润则由开平得六成，滦州得四成，管理权由英方把持。

开滦合并事件再次以最直接而残酷的方式证明了那个道理——国不强，则商不立。此后30多年，开滦煤矿始终被英资公司控制，一直到1948年年底才由国家收回。

这与周学熙的开办初衷完全背道而驰。周学熙对开滦合并的结局无比失望，他拒绝出任新公司的督办。在日记中，他写道：“吾拂虎须，冒万难，创办滦矿，几濒绝境，始意谓，将以滦收开，今仅成联合营业之局，非吾愿也。”他还在家中写了一副对联：“孤忠惟有天知我，万事当思后视今。”

不过，这一时期，周学熙利用袁氏背景还是创办了众多实业。1912年，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国库空空如也，周学熙受邀出任财政总长。但后来袁世凯称帝未遂，身死北京。周学熙失了靠山，以往优惠一一失去，许多实业更是成了军阀们的争夺对象。

周学熙也知道，借助官方力量做生意难以长久，所以他在20世纪初筹办青岛华新纱厂时，是自己家族人投的钱，但因为没有官方扶持，前前后后拖了好几年，又遭到日商恶意竞争，建成后没几年就开始亏损。到1924年为止，周学熙共创办了大大小小十余家企业，之后陆续辞去各公司职务，1931年后，基本从实业界退出，以读书、念佛自遣，1947年在北平去世。

关于退出实业界的原因，1925年，周学熙曾在日记里写道：“今岁年近六十，精力就衰，时事又多变幻，卒非老朽所能周旋，毅然辞去各大公司职务。”种种无奈，不得而知。

张謇：从“学而优则仕”到抱憾离世的实业家

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天，与周学熙并称为“南张北周”的实业家张謇（1853—1926）恰好在革命发生地武昌。

当时，正逢张謇的企业扩张之际。1911年10月4日，为了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到了武昌。纱厂的事忙完之后，他于10月10日过江到汉口等船，晚饭后上船东去。就是此时，他在船上看到了长江对岸燃起的熊熊大火，《啬翁自订年谱》中对此的记载为：“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

张謇

不过，当时张謇并不知道，那就是后来被载入史册的武昌起义的火光。几个小时之后，他在安庆下船（应时任安徽巡抚朱家宝邀请，到安庆来商谈兴修淮河水利）。然而，由于武昌事起，此时的安庆新军也在酝酿着起义，安徽巡抚根本无暇顾及淮河水利的事了。因此，张謇未作停留，便上船赶往南京。

这时的张謇仍然希望兵乱可以迅速得到平息，他还没有放弃“和平改良可以改变大清国运”的祈愿。然而，后来的历史走势却让他不得不放下对立宪的空想，甚至于放下对大清的满腔热血，带着“实业救国”的梦想走上革命的道路。

作为晚清著名的“状元实业家”，早期的张謇和传统的士大夫一樣，也是以“学而优则仕”为主导观念的。他是江苏海门人，5岁入私塾读书，接受的便是“读书一出仕一报效国家”思想。同治七年（1868）进入科场考试，第二年中秀才，受开封知府孙云锦和淮军将领吴长庆赏识，先后被招致入幕。后又得光绪帝老师翁同稣的青睐，1894年甲午恩科殿试中状元。早年的幕客生涯，使他目睹了官场的各种黑暗与衰败。中了状元的当日，他在日记里写的却是：“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表示自己参加会试，只是为了不违父命。

早在1886年，张謇就产生了“中国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思想，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更是给了他强烈的刺激，张謇对清政府允许日本在内地设厂深为忧虑，认为“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沾”，其后患必然是“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因此他主张：劝工惠商、振兴实业；如此“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这是张謇实业救国思想的明确表达。

张謇是如何彻底走上“办实业”道路的？起初，他参加过戊戌变法，但戊戌政变击碎了他变法图强的愿望，使他深感在官场上难有作为，遂借回籍丁忧，去国还乡，创建大生纱厂，走上实业救国之路。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再次燃起了张謇对民主政治的渴望，他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入到清末宪政活动。他欢喜于清政府的每一个改革，但清廷借立宪加强皇族集权的做法，却一次又一次使张謇大为失望。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张謇不得不思考如何改变现实，挽救危机。

确切来说，张謇的实业生涯是从1899年创办南通大生纱厂开始的。“大生”两字出自“天地之大德日生”，寄托了他“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的美好愿望。这是他在南通建立起来的综合工业中的第一个企业。除此还包括：1901年建立的面粉厂，1902年和1903年办的轮船公司，1903年建的榨油厂和酒厂，1905年建的缫丝厂和机器厂。这些实业的创办，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华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做实业的过程中，张謇愈发认识到经济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也意味着第一代企业家们不仅要革新经济，革新社会，也要参与革新政治。而成功实业家的身份，也让他在国家大动荡的时刻，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于是，在1911年南北和谈促成共和的关键时期，张謇投身其中，成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

到一战前夕，张謇已兴办各类企业二三十个，形成了一个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在东南沿海地区独占鳌头的新兴民族资本集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打仗，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张謇的事业也在这时达到了顶峰，他成了东南实业界的巨人。他的地方发展模式深深影响了不少有理想的实业家，如荣德生在无锡、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发展的实业。

不幸的是，这个时代充满血雨腥风。1922年后，张謇的事业从辉煌的顶峰猛然跌入黑暗的谷底。他大力扩展一系列教育、文化、慈善、公益等地方事业，而其经费来源仍是大生纱厂，使得经济包袱越来越重。但更根本的原因是，日本对东北的入侵使得通海关庄布（由南通生产的一种专销东北市场的传统土布）销路大减，关庄布所受威胁越来越大。日本在东北口岸进口棉布的价值指数上升，而关庄布输往东北的数量则大幅度下降。关庄布被挤出东北市场后，直接导致了大生系统各纱厂的亏损：当年，大生一厂亏损39万余两，二厂亏损31万两，张謇的商业帝国从此走向衰落。这也是同一时期许多实业家的共同命运。

一位日本学者曾将张謇与“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进行过比较。他认为，涩泽荣一在日本近代化事业中能够较顺利地取得成就，而张謇则在推进中国近代化事业中困难重重，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日、中两国近代企业的“经营风土”不同。涩泽荣一可经常得到政府的帮助，反观张謇却很难从政府得到保护和帮助。

张謇的一生，从传统士大夫最终转向坚定的“实业救国”，虽然最终抱憾离世：“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但“实业救国”论却是由他而开启的第一个高潮。胡适这样评价张謇：张季直（张謇，字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荣氏兄弟：只想老老实实办实业

1917年，雄心勃勃的荣宗敬（1873—1938）和兄弟荣德生（1875—1952）筹划在无锡茂新面粉厂附近建造纺织厂，突然听说日本人经营的上海恒昌源纱厂要盘让出售。荣宗敬兴奋了，买下现成纱厂，时间成本将大大降低。荣氏兄弟俩赶到上海，以40万元买下恒昌源，经过改造后更名为申新二厂，于1919年3月正式投产。

荣氏家族素来因经营钱庄而致富，这两兄弟亦不例外，很早便投身于（广生）钱庄经营。到了20世纪初，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极大一部分民生物资被西洋人所控制，如果能由国人自己设厂生产，不但能供应民间所需，更能促进民生工业发展。荣氏兄弟就是因此迈出了自己的步伐。

面粉业是荣氏兄弟最先进入的实业领域。20世纪初，他们目睹免税的外国面粉大量进口，销路甚畅，十分担忧：长此以往，国内资本外流严重，市场极易为外国资本把控。于是，几经筹谋，在1900年10月，他们以6000元钱庄赢利作资本，与人合伙创办了第一个面粉厂——保兴面粉厂（后改名茂新面粉厂）。

面粉这种食品，在当时还属于一种新产品，一度传出“粉厂的大烟囱是用童男童女祭造，才竖起来的”“保兴面粉有毒，某地某家姑娘吃了已中毒身亡……”种种谣言令保兴面粉厂濒临破产，幸好后来荣氏兄弟以高薪聘来营销高手王禹卿，为工厂打开了销路。

1908年，荣家面临了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一方面国内麦收不佳，而美国面粉倾销，麦贵粉贱，茂新连续3年巨额亏损；另一方面荣宗敬因卷入投机风潮，亏本5万两，牵动了整个钱庄资本。

摆在荣氏兄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求助朋友，但这条路很难，债主纷至沓来，往来行庄都不信任他们；二是将钱庄歇业，集中力量办工厂。兄弟俩最终商定：保茂新、振新，放弃广生钱庄。此后，他们发愤用力，一心只想老老实实办实业。弃车保帅的选择对于荣氏兄弟來说是痛苦的，广生钱庄毕竟由其父一手创办，是他们创业的起点。

后来直到1910年，因为茂新机器新、面粉品质好，荣氏兄弟的营业才终于出现转机，中国人自己的面粉市场逐渐稳住。

当时，荣氏兄弟创办的茂新面粉厂起步后，又与人合资在无锡创办了振新纱厂，经过十几个风雨春秋，两厂规模日渐扩大，生产设备逐步更新，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并成就了风靡中国面粉市场近半个世纪的“兵船”名牌，由此终于在实业界站稳脚跟。

就在这时，迎来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民族工业发展遇上了前所未有的有利环境。荣氏兄弟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把创业的基地由无锡转向上海。1913年，福新面粉厂办起来了；后来又陆续创办了数家纱厂，形成了一个大的体系。

1929年，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大恐慌席卷东西方各国，中国也不免受到牵累；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崛起的日本，从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日商一方面收购中国中小型纱厂，同时在中国领土上大举设厂，华商纱厂受其压制，濒临全业崩溃的边缘。

“兵船”牌面粉

企业遭遇的财务困局能够解决，却无法躲过日本军队发动的侵略战争。荣氏兄弟的申新各厂屡遭日机轰炸，生产完全停顿。在轰炸之后，日本人仍不死心，居然还派出浪人到现场将残存的百余台精纺机统统捣毁，并将存厂的机物料和成品洗劫一空。

1938年1月4日晚，无奈于家国危机的荣宗敬对他一手营造的家园做了最后的巡礼，1月6日他辗转到达香港，心情仍不平静。他痛感国土沦亡，事业毁损，家人离散，悲愤抑郁，加上水土不服，最终引至病发。1938年2月10日，在香港溘然长逝。

而在此之前，为保存荣氏基业，荣德生已受命转移，得以保全。到上海解放前夕，对国民党彻底失望的荣德生不愿与国民党出逃，全力阻止迁厂逃资，使企业的绝大部分机器设备得以完好保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范旭东：“股东以享有中国国籍者为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一个名叫范旭东（1883—1945）的中国青年辗转奔走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希望考察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碱企业，学习工业制碱法。然而，在号称“世界碱王”的英国卜内门公司，厂家负责接待的人知道他来自中国后，竟然将他领进锅炉房，说：“你们中国人看不懂苏维尔制碱工艺流程，只配参观我们的锅炉房！”范旭东由此愤然离开英国，发誓要创建中国自己的制碱工厂。

4年后，早已垄断中国纯碱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的首脑到中国与刚诞生不久的永利碱厂的创办人进行会谈，企图通过“合作方式”将刚刚崛起的对手消灭于无形，但最终被永利碱厂以“股东以享有中国国籍者为限”为由而拒绝合作。

这家工厂的创办人就是范旭东。光绪九年（1883），范旭东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在兄长范源濂帮助下，范旭东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东渡日本留学，在留学期间，他将原名源让改名锐，字旭东，以表自强奋进的爱国之志。1905年，他考入岗山第六高等学堂，想“习兵救国”，为此找校长商议。校长不以为然，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他。1908年，他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主修应用化学。虽然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十分痛恨，但他对日本民族那种奋发图强的精神也有很深的感受。他认为，中国只有效法日本，改革政治，发展实业，才有出路。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他毅然回国，准备一展“工业救国”的宏图大志。

但革命后的政治状况仍然让他失望，在北洋政府北京铸币厂负责化验分析不到两个月，他就不满官场的腐败，毅然辞职。

1915年，范旭东与人共同招股5万元，以抵制洋盐走私、增加国家税收为由，获得政府许可，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

虽然久大公司为范旭东带来滚滚财富，但制盐毕竟只是一种简单的提炼工艺，并没有高附加值。长芦盐区是中国最为著名的产盐区之一，在明清时期曾经诞生了无数的盐商巨富，但垄断式的纲盐制度并没有培育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本国新兴的肥皂、纸张、玻璃、印染、食品等工业所需的纯碱均由外国高价采购而来。范旭东在盐滩上发誓：“为了这件事，虽粉身碎骨，我也要硬干出来！”

缺乏成熟的技术支持，要实现工业化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范旭东虽然说服了董事会，但是他深知技术自强必有赖于杰出人才。就是在这段时间，范旭东找到了日后与他共同推进中国化工事业的杰出科学家——侯德榜（福建闽侯人，早年考入清华大学留学预备学堂高等科，后留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

1924年8月，永利依靠自己的技术生产出第一批产品，但质量低劣，完全不能上市。一时之间，股东们怨声载道，要求以外国工程师取代侯德榜。范旭东不为所动，他说：“我搞不成碱，宁可去自杀。”最终力排众议，继续支持侯德榜从事研究。终于在1926年，他们生产出了第一批合格纯碱。

英国卜内门公司吞并之计未成，转而又采取减价竞销的办法，企图将刚刚恢复元气的永利碱厂压垮。对此，范旭东一面稳步提高产品质量，一面降价应战，还与日本三井公司达成代销协议，将产品远销日本，使战火延伸到卜内门公司的固有势力范围，迫使其放弃在华竞销策略。

1945年10月4日，当范旭东准备派员分赴久大、永利等厂接收原有财产之时，急性肝炎将他击倒，这位一生心系民族实业的企业家抱憾离世。

卢作孚：弃教育，开实业

范旭东的实业路是这一时期许多实业家怀抱救国梦的缩影。同一时期，还有很多这样的实业家。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曾说，有4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和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

出生于四川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的一户贫苦人家的卢作孚（1893—1952），从小好学。1914年，前往上海结识了黄炎培。在黄影响下，卢作孚认为要使中国富强，政治改革并不可行，必须从发展教育开始，所谓“推广教育，以开民智”。但经历了两次失败，卢作孚也感到“纷乱的政治不足凭依”。

于是，他的救国理想逐渐转向了实业。1925年，32岁的卢作孚在家乡合川筹办民生公司，开始了实业报国的征途。在此之前，他的理想是“教育报国”，他当过中学老师，还干过泸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深入民众的通俗教育活动。但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卢作孚感觉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从小小的“民生号”开始，几年内，卢作孚就完成了长江上游的航运界整合。到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总吨位达18718吨，职工3991人，资产1215万元，接下了长江上游70%的航运业务，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平津陷落、淞沪败退，首都南京惨遭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身处大后方的民生公司积极参战.护送大量川军至抗战一线。四川军阀刘湘率麾下川军子弟出川时，乘坐的就是民生公司的轮船。

然而，中国军队节节败退，重镇武汉很快失守。从长三角一带转运至武汉的大量设备、物资以及人员很快就撤到了三峡一线——宜昌。

与此同时，日军步步逼近，中国军队且战且退，日本人的飞机已经在不停地轰炸宜昌。此时，宜昌江边9万多吨的物资和大量人员几乎是国家避免亡国命运的希望所在。

更为可怕的是，40天后，长江就将面临枯水期，物资无法通过轮船运送到大后方。当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是最重要的运送力量，宜昌上游的三峡，既是阻拦日军沿江上侵的天然屏障，却也是宜昌大撤退的最大阻碍，而且，只能白天运送，夜间装卸。

对此，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纪回忆：“长江航线，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两天，费时太长，必须采取尽量缩短航程的办法，以争取多运物资。于是，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这样就节省了一半的时间。更轻、更不关紧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即开回宜昌。这样，每天早晨，必有六七只装满物资的轮船从宜昌开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来，充分地利用了难得的40天中水位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运输能力，使成千上万吨至关紧要的军工和民用工厂设备，从宜昌抢运出去，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虽然卢作孚及其民生公司牺牲惨重，仅人员牺牲就达117人，伤残76人，低成本的运作更是让企业难以为继。但最终，宜昌大撤退成功完成，成就了教育家晏阳初所评实业界创造的中国“敦刻尔克”，为中华民族保留了长期抗战的火种。

民生轮，1926年上海订造的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

1940年3月，前方军粮告急，后方粮食市场告急。在粮食问题已经对整个抗战进程构成威胁而又經三个月不得解决的关键时刻，1940年7月，在未解除卢作孚交通部次长职务的前提下，国民政府紧急任命卢作孚出任全国粮食管理局长。这是卢作孚在宜昌大撤退之后的又一次临危受命。卢作孚每天日夜奋战，制定运输方案，动员大量人力，几个月内，充足的粮食已经集中在一些公家的粮仓，这才解除了危机。

1943年7月6日，冯玉祥在给卢作孚的信中称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

“实业救国”从兴起到消亡，再到后续影响，恰是中国民族危机最为深重的一百年，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结束，人们试图挽救中华民族命运的各种努力应运而生，清末民初以来的那一批企业家用自身的经济手段直接参与了这一历史的演变进程。然而时代赋予中华民族的使命并没有在这一时期完成。直到1949年国民党离开大陆之时，中国只有汽车使用和修理业、没有系统成熟的汽车制造业，只有来源于援助的飞机、却没有自己独立自主制造的飞机，许多工厂、矿井、铁路、航运、水利设施和民生企业均遭破坏，中华大地上满目疮痍，一代实业家的救国实践最终在历史烟云里无奈消散。但是从周学熙等为代表的一批人的期冀保护大清帝国，到张謇为代表的一批人的逐渐觉醒、继而奋起加入革命道路，再到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等人以实业抗战，奋起救国，尽管“实业救国”思潮已经消散，但要用一己之力为国家为民族的富强自立而奋战的实业精神却早已深入这一代企业家的灵魂与血液，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为同一个“为中华复兴”的梦想而崛起。虽梦未圆，但魂长存。

（责任编辑：北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