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石磊

对《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质疑，笔者曾有《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质疑》一文，收录在安徽省徽学会2017年年会的会议论文集中。文章从徽州建置沿革、徽州方言、徽州习俗、汪道昆与《水浒传》的关系等方面反驳了以潘志义（笔名苟洞）为代表的《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持有者，但相关表述未尽，故而以此文重申先前的观点，即《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不能成立。

一.吴晗没有提出过“汪道昆说”

以潘志义为代表的《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持有者们，在论证自己研究的时候，习惯于牵扯上吴晗的相关研究，认为吴晗最早提出了“汪道昆说”。如持“汪道昆说”的单传洪，即认为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其“主流观点”是：“《金》最初作者最大的可能，是出生于黄山市西溪南镇松明山（古地名千秋里）的明代后期文坛领袖、剧作家汪道昆，或是以他为核心的文学群体。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吴晗，吴晗在1934年发表《〈金〉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推论《金》作者是汪道昆。”[1]

这里所谓的“主流观点”、“最大的可能”，都是单传洪自己臆测的结果，学界对于“汪道昆说”的接受，尚未达到如此的高度。除单传洪外，其他持“汪道昆说”的学者也多利用吴晗的研究来宣传，可是实际上，吴晗根本没有提出过《金瓶梅》的作者是汪道昆的观点，将《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归始于吴晗，源于这些学者对于吴晗观点的曲解。

为了证明吴晗没有提出过“汪道昆说”，我们来看被“汪道昆说”持有者用来证明吴晗最早提出“汪道昆说”的证据，原文如下：

“嘉靖中大名士”是一句空洞的话，假使可以把它迁就为王世贞，那么，又为什么不能把它归到曾著有杂剧四种的天都外臣汪道昆？为什么不是以杂剧和文采著名的屠赤水、王白谷或张风翼？那时的名士很多，又为什么不是所谓的前五子、后五子、续五子以及其他的山人墨客？我们有什么反证说他们不是“嘉靖间的大名士”？[2]

吴晗的这一表述节选自其《〈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背景》一文，意在否定《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的说法，认为仅仅凭借“嘉靖间大名士”这一标准，不能认为《金瓶梅》作者就是王世贞，并举汪道昆、张风翼等人为例，来证明“嘉靖间大名士”不惟王世贞一人，但并没有说过《金瓶梅》作者是汪道昆。如果依据上述文字就能认定吴晗是“汪道昆说”的最早提出者，那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吴晗最早提出了“屠赤水说”、“王白谷说”、“张风翼说”，或“前五子、后五子、续五子以及其他的山人墨客说”，毕竟在吴晗的论述中，这些人是并列关系的。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证明，吴晗不可能认为汪道昆是《金瓶梅》的作者，如吴晗认为“金瓶梅用的是山东的方言”[2]，并以此来反对王世贞说，而汪道昆与王世贞同样来自于南方，则从方言角度来看，吴晗也不可能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汪道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吴晗并没有提出过“汪道昆说”，《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持有者们屡屡用吴晗引证，明显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

二.《金瓶梅》中的物产并非徽州所独有

《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持有者们，注意从物产的角度证明《金瓶梅》出自徽州，如潘志义认为：“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实际上是以徽州为背景的，书中反映的是明代万历时期徽州富商大贾奢侈的饮食文化。”[3]其证据即是“《金瓶梅》写到的物产极其丰富，徽州出产的土特产品应有尽有。”[3]但为潘志义引为证据的许多徽州物产，却并非徽州所独有，因而即便《金瓶梅》中描述的物产有些徽州同样有产，也不能作为《金瓶梅》作者出自徽州的证据。

在《金瓶梅与徽州饮食文化考》一文中，潘志义举出了如枇杷、雪梨、板栗、笋干等物产来证明《金瓶梅》出自徽州，认为“徽州歙县出产的“三潭枇杷”和歙县上丰乡出产的“上丰雪梨”，就是在今天有着先进的运输工具的条件下，《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河北省清河县和山东的临清市的人民也难以吃着，何况400余年前船运马驮人挑的时代。”[3]殊不知枇杷的产地分布很广，北至甘肃等地都有枇杷生长，绝非徽州一地独有，作者并没有说到书中的枇杷，即是歙县所产的三潭枇杷。

同样，潘志义认为书中的雪梨就是徽州的上丰雪梨，并且认为“上丰雪梨，栽培范围小，产量不多，最远也就销往附近府县，不可能运往千里之外的山东销售。”[3]同枇杷一样，《金瓶梅》的作者并没有说书中的雪梨，就是徽州的上丰雪梨。其实《水浒传》中已有雪梨的描述，如：

话说当下郓哥被王婆打了这几下，心中没出气处，提了雪梨篮儿，一迳奔来街上，直来寻武大郎。[4](《水浒传》第二十五回)

众所周知，《金瓶梅》敷衍《水浒传》一书中的部分章节而成，其中同样描写到雪梨也是毫无问题的。另外，中国产雪梨的地方很多，比较著名的赵州雪梨距离《金瓶梅》叙事的地点清河、临清很近，为什么《金瓶梅》书中所写的雪梨不能是赵州雪梨而一定是徽州上丰雪梨，则无非是潘志义一厢情愿的解释罢了。

再如鲥鱼，为一种珍稀的经济鱼类，多产自长江、钱塘江、珠江等流域的中、下游水域。潘志义认为“山东临清，河北清河县怎能吃着鲥鱼？徽州新安江有产，又临近长江，才有鲥鱼吃。”[3]实际上，鲥鱼在新安江有产确然不差，不过大多在新安江下游江段，徽州段新安江则鲜有。另外，明中后期时位于北方的临清、清河同样可以吃到鲥鱼，这与大运河及明代鲥贡制度有关。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定都南京，鲥鱼就是钦定的贡物，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鲥鱼虽然产自南方，但是为了“维持宗庙的尊严与帝王的嗜欲”[5]，便有了贯穿明代始终的鲥贡制度，即通过大运河来运输在江南捕捞的鲥鱼，以供北京的皇室享用。不过由于贡船在捕捞与运输中，许多太监任意科敛，因而除上供京师外，太监们手头也会留有大量的鲥鱼，这些鲥鱼大量流散于运河两岸，“太监和官吏们相互馈赠鲥鱼，以使用鲥鱼为荣，就成为了一种风尚。”[6]鲥鱼虽不产自北方，但北方的运河两岸则由于鲥贡的存在，而有大量的鲥鱼流散，又因为贡船先过运河后到北京，太监和官吏们可以在皇帝之前享受这一美味，所以《金瓶梅》中应伯爵在西门庆面前感慨说：“就是朝廷还没有吃哩！”[7]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即便《金瓶梅》书中的一些物产徽州有产，也不能证明《金瓶梅》其书诞生在徽州。一则这些学者不能证明《金瓶梅》中的物产，至少大部分产自徽州；二则不能证明这些物产只产在徽州，如果这些物产在其他地域也有产，便不能作为《金瓶梅》诞生在徽州的证据。

三.《金瓶梅》中的饮食习俗并非徽州所独有

关于《金瓶梅》中的饮食习俗与徽州饮食习俗的关系，潘志义先生在其《〈金瓶梅〉与徽州饮食文化考》一文中，曾举“看桌席”一例，来证明《金瓶梅》书中的饮食习俗属于徽州，但是这一论断却并不正确。摆“看桌”广泛存在于中国古代的饮食习俗之中，并非徽州所独有。

关于“看桌席”，魏子云先生在其《金瓶梅词话注释》一书中称：“一如今日之夜总会，桌席之设，位在可以一边吃一边看表演的地方。即此所谓‘吃看桌席’吧。”[8]魏子云先生将看桌席解释为看表演的地方，于意未恰。实际上，“看桌席”亦称看桌、看席、看盘、看食、额食、目食，是一种“专供观赏的大型工艺筵席。”[9]明人张自烈所编《正字通》即称：“今俗，燕会黏果列席前，曰看席。”[10]与看席相对的是吃席，吃席往往仅为满足人们口腹之欲而设，看桌相比之下更能“娱目”，因而更具展示奢华的功能，所以戏曲、小说中常有融合吃席和看席的，所谓“吃一看十席”、“吃一看二眼观三席”，来显示宴会的盛大，其着眼点更在“看”而非“吃”上。这种为“娱目”而设的看桌，至迟在唐朝就已经出现，因其凸显奢靡之风，故而皇室多使用以显示高贵。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民间奢靡之风盛行，这种为显示豪富的所谓“看桌”或“看盘”，就在一些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所办的宴会中流行开来，这些宴席中的“看桌”或“看盘”多见于明清小说之中，不惟《金瓶梅》所独有。试举几例：

1.看桌

见他吃桌之外另有看桌，料想终席之后，定要撤去送他，少不得是家人引领。[11]（《十二楼·归正楼》第一回）

2.看盘

桌挂绣纬生锦艳，地铺红毯幌霞光。宝鸭内，沉檀香袅；御筵前，蔬品香馨。看盘高果砌楼台，龙缠斗糖摆走兽。[12]962（《西游记》第七十九回）

龙文鼎内香飘霭，鹊尾炉中瑞气生。看盘簇彩，宝妆花色色鲜明；排桌堆金，狮仙糖齐齐摆列。[12]1150（《西游记》第九十六回）

3.吃一看十席

这行者与八戒、沙僧，对师父唱了个喏，随后众官都至，只见那上面有四张素桌面，都是吃一看十的筵席；前面有一张荤桌面，也是吃一看十的珍馐。[12]835（《西游记》第六十九回）

上面并排五席，乃是河漕盐抚按五院，俱是吃一看十的筵席。金花金台盏，银壶银折盂，彩缎八表里。左首雁翅三席是三司；右首雁翅三席乃徐、颖、扬三道，也是吃一看十的筵席。[13]（《梼杌闲评》第二回）

4.吃一看二眼观三席

那孙乡绅家三间大敞厅，点了百十枝大蜡烛，摆着糖斗、糖仙，吃一看二眼观三的席，戏子细吹细打，把我迎了进去。[14]200（《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

可见看桌席，或者与看桌席相关的吃一看十席、吃一看二眼观三席多存在于明清小说之中。另外，就地域来看，《霞外攟屑》一书称：“越人呼满汉酒席，为吃桌看桌，考唐人谓之看食。”[15]冯宝善在为《儒林外史》作校注时亦称：“清代江浙地区称大宴会上同时陈设的满汉筵席为吃桌、看桌。”[14]201似乎即以上引史料为据。可见，起码在清朝看桌习俗即在中国东南地区广泛存在，便不能因为徽州曾经存在过，便来证明《金瓶梅》出自徽州。

四.结语

从目前已知的《金瓶梅》的相关资料中，找不到任何与汪道昆创作直接相关的记载。而作为侧面证明材料，如《金瓶梅》与徽州方言，徽州特产，徽州习俗，汪道昆与《水浒传》的关系等证据也不充分。关于《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提出，似乎是为求新说而立新说，更兼其相关理论提出的同时，有地方政府的大量参与，而其学术价值更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