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丽

胡风、冯雪峰、周扬在30年代因为共同的政治理想而联合在“左联”的旗帜之下，他们都是属于马斯洛所言的“他为了宗教、为了政治、为了人文主义的理想而冒生命的危险，而这些追求构成和表现人的生命特质。”[1]的那一类人。但他们又由于人生经历、文学思想、个性气质、身份角色的不同而有了其后不同的人生走向。“文革”中、“文革”后，当他们的人生走向晚年的时候，他们之间会有怎样的交往？回顾他们之间复杂的人生交往时，他们对彼此会做出怎样的评价？

1976年，身陷囹圄二十多年的胡风终于获得自由身份，但是由于狱中所患的精神分裂症的再次复发而住院。周扬在陪同下带着对胡风的第一份平反文件来看望胡风。

1976年，周扬来到冯雪峰的住处看望冯。这次见面对于二人意义重大，冯雪峰与周扬都激动地与友人讲到了这件事。

晚年周扬与晚年胡风、晚年冯雪峰的见面，在后人看来或许是平常之事。但对于在左翼文学史上占有极大分量的三位身份不同、性格不同、命运遭际不同的文艺者而言，意义却是非比寻常。

一.“文革”前后的握手言和

1.胡风与冯雪峰

胡风与冯雪峰30年代结缘，为鲁迅身边的青年同道。在胡风的回忆文字以及家书中可以探知，自30年代“口号论争”、《工作与学习丛刊》直至1955年，胡风与冯雪峰之间是渐生嫌隙，在其家书中，“二马”、“三花脸”，带有不礼貌成分的暗语称呼，代指的都是冯雪峰。胡风对冯雪峰的不满，既有“口号”论争中冯雪峰对“国防文学”方的“妥协”方式的不满，也有鲁迅逝世后，创办《工作与学习丛刊》冯雪峰找茅盾来合办的反感。曾卓回忆，50年代初“胡风对他解放后步步紧跟不满意，他讲了很多言不由衷的话。胡风与冯雪峰的关系，确实是渐行渐远。”[2]

在“文革”结束，胡风走出高墙重获自由，盼望晚年能与冯雪峰见面，但天不遂愿。冯雪峰于1976年患肺癌去世。晚年接待撰写《冯雪峰传》的作者时，“胡风和他们谈时，动了感情，不但是有问必答，还尽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做了一些分析，他希望陈将《雪峰传》写好。客人们走后，有感于雪峰晚年的痛苦生活，他为之很难过，沉思了好久。”[3]

胡风得到为冯雪峰追开追悼会的消息后，便奋笔疾书赶写了悼词。有研究者评价，“这是一首高度概括了逝者光辉的战斗一生的盖棺定论的诗篇。没有曾经与逝者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坎坷遭遇，没有对逝者伟大心灵的全面的深刻的了解，写不出这样的诗篇。”[4]

胡风满怀激情地给楼适夷写信，希望楼适夷向中央转达，应该给予冯雪峰全面高度的评价。从30年代到80年代，20多年的相识、相知到疏远，20多年历经劫难、波折后思想境界的升华，在这封信中展露无遗。“雪峰是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非给他应有的地位不可。否则一定要歪曲整个历史实际。”[5]胡风自觉有义不容辞的对于冯雪峰左翼文艺运动的评价不容歪曲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胡风当时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头上还戴着“反革命集团”头目的帽子，收到这样散发着灼热的光和热的一封信，楼适夷不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一句话也不提自己，满腔满脑还是想的文艺建设的大事业。”[6]

与胡风不可能为求过关而捏造周扬的材料的举动相似，冯雪峰在1955年，没有违心地积极参加批判的运动，除了一次应景式表态发言外，他没有写出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揭发胡风罪行的文章。这也成为反右运动中被批为右派的重要证据。晚年胡风无缘见到冯雪峰，但是，即使他们有缘在重获自由后相聚，他们的见面也是坦荡的、磊落的。因为，他们同属具有纯真人格与博大胸襟之人。

胡风在冯雪峰逝世后，虽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冯雪峰的文学、文化、政治的贡献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但这些并不代表胡风对冯雪峰的某些做法没有保留性意见。冯雪峰处理“口号”问题的态度与方式，他一直不能认同，直到晚年冯雪峰逝世后，胡风一直这样认为。这就是胡风。对于文学的理解，只要是经过现实实践检验与证明是对的，就要坚持，胡风对“民族革命战争文学”的态度就是如此。胡风一直无法释怀的是冯雪峰当时处理“口号”问题时的妥协态度。在胡风的理解中，冯雪峰当时应该按照原则，坚持到底地与周扬们就“口号”问题进行公开的理论论战，因为自信“民族革命大众文学”在当时无论在现实需求还是理论层面，无论是历史的回溯还是未来的民族政治与文化的走向层面，都是站得住脚的。胡风自从写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后遵从冯雪峰的意见，选择了沉默，并且沉默了多年，但是，就胡风的个性而言，他不会永远选择沉默。这不符合胡风的个性。把文学的问题讲清楚，讲明白，才符合胡风的性格。1979年写作的二十万字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在某种程度上很像50年代的《三十万言书》。

晚年胡风没有机会与冯雪峰交流关于文学的见解，关于多年的政治波折带给他们的思考，这对胡风是人生的一大憾事，对冯雪峰也未尝不是如此。冯雪峰如果看到胡风在自己的政治处境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满怀激情地向中央上书，给出他关于文学贡献、文化位置、政治地位那样高的评价，在悼文中满含神情地说出的“我个人青年时期的诗情诱发者，在三十年代若干年四十年代若干年政治上的对敌斗争和文艺上的倾向斗争中给了我恳挚的关切和援助的知己和战友。”[7]冯雪峰会感到欣慰吗？会发出“人生得一知己足以”的感慨吗？

2.胡风与周扬

虽然，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无论周扬等人如何公报私仇，胡风的悲剧都不取决于个人的恩怨。”[8]但不可否认的是，周扬对胡风的个人作用，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最终坐实，正如一些与周扬共过事的其他文艺领导者以及许多研究者所表述的，胡风、冯雪峰的1955年后的人生命运转折与周扬的处理方式与态度有直接的关系。如丁一岚所言：“周扬整人，一是积极执行当时的政策，二是有没有文人间的矛盾在起作用？”[9]王力也有这种印象：“反胡风时虽然是毛主席批的。但周扬执行得要过一点。”[10]

周扬在内心里应该也是有这种认知的。周扬在去看望胡风说：你受苦了。我也受苦了。现在好了。中央决定给你平反，是个错案。责任由中央承担，后来有小声地加了一句：“当然，我们也有责任。”[11]从这段回忆中，可见，周扬是真诚地向胡风道歉了，当然，他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承担多少责任，周扬是没有说出的。或许，在周扬这里，也不清楚自己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步步升级过程中，应该承担多少责任。但是，他毕竟直面自己的错误，坦承了自己的责任，虽然用的是“我们”。

在“文革”结束，胡风问题的解决过程中，真如胡风家属所认为的那样，周扬是胡风案件平反的绊脚石吗？没有直接的材料证明。在“文革”后的第四次文代会上，胡风问题欲被聂绀弩、吴奚如提出以期尽快地得以解决的时候，周扬确实找他们谈过话，从当时的安定大局和中央出面解决这个问题的角度出发，劝阻他们暂时搁置。

差不多在同时期，周扬也曾在公开场合讲过胡风问题，也坦承自己的责任，当然又一次用了“我们”。

“胡风问题大家都关心，现在这个人已经出来了，到了北京。七十八岁。五五年到现在，二十多年了，文艺界有些人对他很同情。现在这个问题中央来抓了，因为这个案子一直是中央、毛主席直接抓的，公安部处理的。公安部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现在中央给他做了结论，说搞错了，他们文艺思想有错误，但不是反革命集团。中央在结论里说，这一错案责任在中央。我们开始把他当作文艺思想问题来批判，后来主席批评了我们，说我们书生气十足。那个时候拿我来说，确实感到自己思想水平低，没有看出问题。现在看来是搞错了，这件事我们也有一定的责任。”[12]

当时人和后来者都无法准确地推测这是周扬的惯用文法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应承担责任的弱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周扬承认胡风案件,他本人是有责任的。

3.周扬与冯雪峰

周扬在“文革”后得知冯雪峰即使在高压之下被迫写揭发材料，冯雪峰没有对他落井下石，周扬发出了“他还是比较公道”的感慨。冯雪峰的胸襟与气度感动着周扬，周扬去看望了冯雪峰。晚年周扬与冯雪峰，消弭了多年积怨，握手言和。

周扬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谈到了这次会面，冯雪峰也以文学家的方式创作了《两只锦鸡》纪念这次珍贵的见面。见面回来后，周扬为了实现冯雪峰“重新入党的愿望”，给中央写信。“我去看他，他身旁就放着一封给中央的信，要求给冯雪峰恢复党籍。他让我看，给我的印象很深。”[13]

材料与注释周在给友人的信件中提到了他和冯雪峰见面的情景：“冯雪峰同志病中，我去看望了他。我预料他在人世间的日子只能以日计算了，我将和他永别。我对他说，我们相交数十年，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我们要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互相砥砺。我一时抑制不住我的情感，他也被我的情感所激动。”[14]

洪子诚的评价：“这些话虽然说得恳切，让人心动，不过，50年代权力拥有者以“反党”名义所实施的那种严酷、无情的打击，仅仅以‘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一笔带过，也是有点轻描淡写。”[15]洪子诚先生的这段话,确实是立足于在那场运动者受害的一方,发出的感同身受般的切肤之痛的真实感慨，又是站在一个与现场保持适当距离的客观者角度呈现的理性之思。

颇有意味的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冯雪峰在周扬看望他之后，也是发出了与周扬如出一辙的感慨：“我告诉你，周扬同志一出来（指隔离）就来看我，一手抱着我，一手握着我的手哭了。”又说：“我们俩人毫无拘束地谈了许多，心情都是愉快的。”[16]

作为周扬与冯雪峰江湖一见泯恩仇的间接见证者，郑育之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多少年来他在生活上、精神上、政治上受到那么多、那么重的压制，周扬同志来看他一次，就那么高兴，把自己的一切苦难全部付之东流。”[17]同时不禁感慨冯雪峰的心胸真够宽阔、纯真。或许，正因为曾经深受其政治不宽容与性格促狭方面的双重伤害，周扬觉悟到心胸的宽阔、待人的宽容是多么的珍贵。

郑育之曾经回忆问过周扬的问题：“我又追问他说：“为什么周扬同志抱着你哭？”雪峰同志说：“从他现在的处境，想到他过去有不对的地方。”[18]

周扬过去对冯雪峰确实有过不对的地方。

1957年9月16日，周扬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作了《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的长篇讲话，关于20世界30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也有了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定论。这篇名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的长篇讲话，后经毛主席多次修改，最终定稿为著名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洪子诚认为，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从第四次会议开始的反击、批判，自然是针对丁玲、冯雪峰等的‘反党’现实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周扬等一开始就将事情引向‘历史’的清算。”[19]对于当时的周扬而言，这是为其“正名”的最佳机会。

郭小川回忆：“我清楚地记得，周扬谈的左联问题，我当时感到非常惊讶，闻所未闻。而在这次谈话之前，周扬们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周扬极力‘描写’他们的困难，外有白色恐怖，内有冯雪峰的打击，简直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说到这时，周扬哭了。然后他告诉冯雪峰：“一定要经受一次批判。”[20]

只有冯雪峰承担罪名，成为右派，才可以实现周扬摆脱口号论争包袱的愿望，实现为自己“正名”的目标。正如《周扬传》的作者所言，“在这场反右斗争中，周扬的确伤害了许多人，这首先是不容讳言的事实，而且周扬也的确拥有足够的权力可以使他像一些人所指责那样掌握别人的命运。”[21]

“文革后”，周扬晚年深切地意识到这篇讲话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深深的伤害。

二.矛盾主要源于30年代的“两个口号”论争

30年代的口号论争使周扬与冯雪峰、胡风本就不太和谐的关系更加不和谐，扩大了彼此之间本就存在的距离。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中，若隐若现地可以看到三十年代的“口号”论争对于他们命运轨迹的影响，不论是公开的，还是无法确实捕捉的隐秘的心理层面。在晚年，他们对“口号”问题有过不同的解释与反思。

1.胡风晚年创作《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

不论是1957年政治形势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还是“文革”已经结束，胡风的“平反文件”已经下达后，周扬、茅盾都是把胡风与冯雪峰捆绑在一起进行批评与攻击。胡风被周扬、夏衍、茅盾等认定鲁迅和他们之间关系恶化的挑拨者，甚至是破坏者。胡风尽可能地力求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讲明白。“文革”后的胡风不想再沉默了，他必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说明白，他必须对不实的言论，对不合当时的现实要求和历史要求的口号做出有力的回击。由此，《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中能够读出胡风思考这个问题不是短时间的，可以说，自从“口号”问题论争那时候起，胡风就在心中一遍遍地做出过回应、辩论与还击，这些文字给读者很强的鲜活感，论辩色彩特别突出，有一种蕴积了太长时间不得不发，发而必中的目标感。

作为“口号”论争的主要参与者，周扬多年后承认“口号”是他的一个癌。而这又未尝不是胡风人生遭际的一个解不开的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胡风和冯雪峰共同斟酌提出的口号，征得鲁迅的同意，由胡风以个人名义写文章发表出来。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包括一系列的逐渐升级的批评与攻击。而胡风在冯雪峰的授意下，对此没有发表只言片语，一直保持沉默。在提出这个口号以来，不被允许，也没有机会详细论述关于“口号论争”的真实想法。胡风在四十年后终于实现了阐述“两个口号”的愿望，详细地阐发“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文学”的不同，辩证细致甚至不惜给人以啰嗦之嫌地来论争“国防文学”的不合理性以及“民族革命大众文学”的历史的与现实的合理性。这恰恰又是胡风的特点，就是要不惜文字不惜得罪对方地解剖麻雀般地把问题论证清楚。

2.晚年周扬对“口号”论争的解释与反思

文革前，周扬说：“我有两个癌。一个是肺癌，一个是30年代。”[22]周扬认为，三十年代是他的一个癌。这个癌需要周扬用一生对抗和医治。据与周扬共事多年的于光远的理解和回忆：“周扬到延安后，同毛泽东谈了好几次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幸好他去延安早，不然他的精神负担会更重。”[23]

“两个口号”论争如影随形的伴着周扬，直到“文革”时，周扬被打成“两面派”的理由也包括：“他又乘机翻案，篡改他在三十年代执行王明右倾主义、提出‘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号的一段历史，反污鲁迅是‘宗派主义。’”[24]

1936年“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之间激烈的水火不容的论争，对周扬一直是块压在身上的石头。文革结束后，周扬在许多讲话中谈到这个问题。

周扬认为，即使口号本身有问题，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国防文学”口号是他们所尽其所能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材料，所能提出的符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策要求的合适合理的口号。鲁迅也没有在当时公开表示过反对。陈漱渝《周扬谈三十年代》“当然，提“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可以的，不能说“国防文学”是反动口号，鲁迅也从未根本否定这个口号。”[25]

周扬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口号”时的行为是有所自信的，至少他认为自己是坦荡的，没有阴谋。所以，在周扬的意识中，也希望对“口号”问题能够弄清楚:“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是人民内部的争论，争论中的是非曲直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讨论，大家都可以各抒所见。”[26]

同时，周扬也是在解释中有所反思的。反思当时年轻幼稚，对鲁迅不够尊重，没有认识到鲁迅的伟大，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问题在于左翼文学运动中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或多或少地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往往不能冷静地正确地对待问题，致使争论复杂化。例如“两个口号”论争，本来鲁迅认为“两个口号”是可以并存的。但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却不愿接受鲁迅的这个照顾大局的看法。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是没有正确地对待鲁迅，没有尊重鲁迅的许多正确意见。”[27]从30年代以来，直到“文革”开始，周扬一直扮演着“口号”的提出者，阐释者，执行者的角色。多年来的口号生涯，决定与影响着周扬对“口号”本身比他人更多切身的理解与感受，或许也有五味杂陈的感觉。所以，在晚年，周扬能够更全面辩证而慎重地思考“口号”问题：“我觉得任何口号都是可以随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也可以不改变原来的口号而对它作些跟过去不同的解释，使之更完善或具有更多的新的内容。没有什么口号提出来后就不能改了，那就是把口号固定化了、偶像化了，那怎么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呢？有些人特别热心口号，我说，不要这样，我过去也是提口号的人。口号这个东西，常常时间变了，口号也就变了。”[28]

三.政治与文学天平的不同倾斜

胡风晚年对冯雪峰的认知未尝不是自己经过几十年的磨难与淬炼后得出的真知灼见：“抗战后，雪峰就是要搞文艺，要作为一个作家而被承认，他自己说，文艺上的地位不被承认，党内就不会有地位。实际上呢？如果在党内没有地位，文艺上的地位是空的，那是很容易被拿掉的。”[29]胡风建国初的命运遭际，就恰恰印证了他的这种深刻的认识。而这个胡风用接近三十年的时间得出的结论，周扬早在50年代初就曾经向胡风表达过。

在与周扬打过二十多年交道后，胡风晚年对周扬有了这样的认识：“问起对周扬的看法，他只说了一句：‘他这个人政治上真敏锐！’接着又重复了一遍，脸上露出了惊讶而又有些佩服的神色。”[30]胡风对周扬的认知恰恰切准了周扬的特点，虽然毛主席在1953年后不断地批评周扬“政治上不开展”，但“政治敏锐”放在周扬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在同时代的文艺界是取得共识的。

周扬在晚年对胡风的评价是怎样的呢？据胡风的儿子张晓山回忆，聂绀弩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与周扬交流时，周扬在谈话中表示，“在对文学理解之深刻程度上，胡风是中国最高的，他自己远远不及。但他是一直跟着党走的，而胡风却是背离的。”[29]两人的差异可见一斑，胡风的文学理解最深刻，周扬远远不及；而在政治上，在与党的关系上，胡风与周扬相比，就是天壤之别了。由此可见，周扬对自己，对胡风，对两人之间的差别是深深地了然于心的。

胡风、冯雪峰、周扬这三位并驾齐驱的文学理论重镇，以不同的特质，不同的行动，在左翼文学史上、新中国文学史上分别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曾因共同的政治理想而聚集又因性格特质、精神世界、思维特点、行为方式的不同而疏远，彼此产生龃龉，甚至又因权力身份的不同而使一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方的命运走向。但是，晚年，他们又或握手言和，或以文字向对方伸出了橄榄枝。

晚年的胡风、冯雪峰、周扬都是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