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葵芬 黄小芳

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探讨高职质量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该文章通过米切尔评分法对新常态背景下新高职利益相关者进行划分，分析高职主要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在质量文化建设中的角色与境遇，提出树立多元利益主体需求的高职教育多维质量理念，形成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治理的共同治理模式，关注利益攸关者学生的诉求、树立人才培养为核心的质量价值观，加强理论与实证研究等途径，推动高职院校质量文化建设。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就指出，“国家和高校的决策者、政府和议会、媒介、教职工、研究人员、学生和家长、产业界和社区是进行改革的一支强大力量，这些利益相关者应成为联系密切的伙伴”。[1]建立共同利益、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启动深层次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式。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再次指出，教育作为一种共同利益，必须具备包容性，需要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指导，并且要开展适当问责。[2]高职院校是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不同利益相关者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引导学校形成健康向上的质量文化是高职院校质量建设最终目标。目前我国高职内部质量建设仍然停留在学校质量保障制度层面，尚未构筑广泛吸纳各种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质量保障机制。《教育2030行动框架》已经提出了“确保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目标，为了确保有质量的高职教育，要引导高职质量建设从制度、技术层面，转向关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广泛吸纳其参与到质量文化建设中，推动高职教育质量建设走向新常态。

一、以利益相关者为分析框架研究高职质量文化议题的提出

质量文化是学校文化在质量管理上的积淀和凝结，也是作为超越制度建设等技术手段之外的一种新型质量管理形式。一方面，以利益相关者研究作为分析框架探讨高职质量文化提升，是促进办学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形成办学特色，从管理向治理转变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构建积极健康的高职质量文化，也能够规定制约高职院校各利益相关者质量活动。在中国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构建背景下，如何使高职院校从关注管理制度建设到研究关注教师、学生管理者的利益诉求，促进高职质量文化提升，让自我保障、自我评估、自我监测成为大学的文化自觉，凝练成为一种质量文化，[3]成为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

由于高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目标和需求及关注的问题不同，甚至是冲突的，把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于质量文化建设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有研究者认为高职利益冲突产生的根源在于高等职业教育自身办学的先天不足，各利益主体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参与重视程度不够以及保证制度缺失。[4]因此，以利益相关者为突破口对高职质量文化建设探讨将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价值。

二、基于米切尔评分法对新常态背景下新高职利益相关者划分

高职利益相关者是高职院校社会责任的划定者和高职院校制度制定的参与者。尽管先前有极少部分学者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于高职院校，但利益相关者的分类，还处在不断的探索过程。近年来高职教育迅猛发展，高职院校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等发生变化，有必要对高职利益相关者进行重新界定与分类。

高职院校利益相关者发生变化表现在：一是国家层面正引导高职走向多元化办学格局，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与评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建立学校、行业、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开展多元投资主体依法共建职业教育集团的改革试点”；《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健全政府、学校、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提出“推动高等职业院校设立有办学相关方代表参加的理事会或董事会机构，发挥咨询、协商、审议与监督作用”。由此可见，利益相关者在高职办学作用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充分体系。二是面对中国经济进入调整结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新常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互联网+”“两化融合”“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社会发展新趋势，高职社会功能得到拓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失业人员、退役士兵等广泛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随着职业教育与培训一体化，生源结构由单一在校生走向多元化，内部利益相关者结构将会发生变化；随着高职增强服务区域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实体经济、小微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也随之发生变化。

鉴于米切尔评分法是利益相关者界定和分类的最常用的方法，本文参照米切尔“多维细分法”对经济新常态下高职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米切尔明确指出，利益相关者的认定和利益相关者的特征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并从合法性、权力性、紧急性三个属性上对可能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评分, 然后根据分值的高低确定某一个人或者群体是不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是哪一类型的利益相关者。[5]在高职院校中教师、学生(包括学员)、学校行政管理人员、上级主管部门、当地政府和用人单位是高职院校的确定型利益相关者，他们与学校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管理层必须十分关注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并设法加以满足；相关行业部门、校企合作单位、家长、企业、社会公众和其他中高职院校均与学校保持较密切的联系，他们成为高职院校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其他高校及科研院所、媒体、社会团体组织、当地相关职能部门（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社区及教育机构、捐赠者、贷款者、校友、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职职工、失业人员和退役士兵，他们对高职院校发展具有潜在影响力，成为高职院校潜在的利益相关者。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其目标不同就会对高职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和期望，需要时刻与利益相关者保持沟通交流，关注其需求。

三、高职主要利益相关者在质量文化建设中的角色与境遇

（一）高职内部利益相关者

首先，学生是高职院校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学生是学习主体，是学校办学质量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在直接利益相关者中，“学生”相对处于弱势，缺乏参与学校管理的机制和途径。而随着职业教育与培训一体化，生源结构多元化，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职职工、失业人员、退役士兵将成为高职学员，也成为高职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组成之一。其次，高职院校教师肩负着教学、科研和为社会服务的重要使命，由于在教学第一线，他们对课程教学质量关注度高。相比而言，教师在毕业生跟踪调查、就业市场分析方面的教学质量保障认识较欠缺。再次，行政部门受封闭式组织模式和管理理念影响，在质量文化中由于重复工作，工作量大，不清楚自身工作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质量意识较淡薄，学校政策制定极少体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和期望。

（二）高职外部利益相关者

首先，我国高职教育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政府作为高职教育质量保障的财政资金供给主体，往往存在着管理越位，造成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与建议往往被弱化或边缘化。[6]随着管办评分离，如何重新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学校自主发展、自我约束机制，加强社会在教育治理和评价方面的参与度是必然趋势。高职院校如何满足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诉求是高职院校必须考虑的问题，唯有如此才能从地方政府获取资金政策方面支持，获得更多办学自主权。其次，随着质量评估权力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外部利益相关者手中，第三方成为高职外部利益相关者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职业教育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特别指出：“注重发挥行业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开展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结构与行业需求的匹配度，鼓励企业、用人单位开展毕业生就业质量、满意度等评价，支持各类专业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开展质量评估”。[7]在第三方评价中，校方与用人单位如何双向沟通交流，通过信息收集了解用人单位的想法与期待，建立有效沟通机制，以适应就业市场的变化，使学生具有全面适应性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重要问题。再次，面对其他外部的相关利益者，如校企合作单位以及投资者希望在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有一定的发言权并得到及时回报，社会公众希望高职院校能够提高办学质量。面对诸多利益诉求，高职院校也应该做出相应的回应。

四、基于利益相关者诉求的高职质量文化建设路径

（一）树立多元利益主体需求的高职教育多维质量理念

高职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具有各利益主体的多维视野，承认冲突与差异的存在，才能求同存异，建立价值差异共存、博弈与共生的利益生态，形成一种基于相互信任、兼顾各方利益诉求，以社会契约关系为核心的整体性质量文化。

（二）树立人才培养为核心的质量价值观，关注利益相关者学生的诉求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大学的第一要务。人才质量是大学质量的前提和基础。背离这一要义，必然会偏离教育本质。“教育应以人类个性的全面发展，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友谊与和平为目标”。[8]若一味地迎合用人单位的需求，过度注重人才培养目标与企业岗位职业发展需求的匹配程度，而忽视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的本质属性，不关注个体自身及其今后终身发展，那么必然会造成“为了某一主体的利益，走任何一个极端”的结果，难以持续生存和继续发展下去。“完全依靠雇主，其评价是不够全面，这也是一种短视行为，因为雇主永远不满足；雇主往往无法正确诉求，需要进行引导以正确表达其诉求”。[9]工业4.0时代，一劳永逸的就业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注重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职业能力培养成为必然。“工业3.0”之前，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岗位技术技能培养为导向的教育，“工业4.0”时代，高职教育终极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可持续发展。[10]明确和关注学生群体的多重权益，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质量、校园活动、实践实训等环节体现 “学生”群体的质量管理诉求，以充分体现学生利益，树立坚守人才培养为第一要义的质量观。

（三）形成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治理的共同治理模式，实现质量管理的自治

质量文化与质量管理是一种共生的关系。相比管理而言，治理更强调大学内部自主精神。现代大学共同治理是大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教师、管理人员和学生是高职院校发展的根本力量。高职院校办学对政府、企业与行业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因此建立由这些“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以共同利益为目的、以互相尊重和信任为手段的合作伙伴关系，这对高职质量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权利的博弈与整合，在诸多利益主体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最终实现质量管理的自治。

首先，建立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质量论证与决策机制，加强利益相关者在顶层设计中的作用，决策权交由高职质量的利益相关者委员会来完成。其次，建构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多中心高职院校治理模式。高职院校的各相关利益群体可以根据他们的责任感、所具有的权力、能力和意愿等来共同参与高职院校治理，各行其责，各得其所。高职内部直接利益相关者承担质量管理的计划、执行、检查、处理等职责，高职外部利益相关者主要责任是监督、质询与评议，对大学办学的质量路线、保障措施、成果成效提出质询、做出评价。而政府既要宏观管理，又要 “简政放权”，通过修订《职业教育法》，建立健全各利益主体间的法律关系，以供各利益主体参照。

（四）注重利益相关者自下而上的推动，促进质量文化形成

欧洲的质量文化工程鼓励每个院校从自己的历史、使命、目标、定位以及所面临的环境出发，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形成自己独特的质量文化。因此，尊重自身历史传统，根据高职院校自身特点来界定质量，通过一种质量文化意识将管理者、教师、学生等高校内部的多个利益相关者有机融合在一起，以一种协商和对话方式共同致力于质量提高。[11]高职院校质量监督要致力于塑造教职员工积极向上的质量价值观、质量道德和质量信念，推动学校各级组织内部及教师个人养成自省质量的习惯，注意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大学决策和管理，培养行政人员质量服务意识，理顺教师和行政人员在院校质量保障过程中的关系，处理好教学自主权和管理自主权的关系。形成以学生为评价主体，辅之以教师、校友、校内外专家等不同群体实质性参与的质量保障制度体系，营造一种人人研究质量、及时更新质量、处处体现质量的文化氛围，[12]自下而上推动促进高职质量文化形成。

（五）加强利益相关者高职质量文化理论研究

一方面，目前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研究较多，而关注高职领域质量文化研究甚少。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文化结构与层次特征，分为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四个层面。但高职院校与普通高等学校相比有其独特性，一些研究者提出凸显高职院校质量文化的特色应借鉴和吸纳企业文化的元素。质量文化是随着质量实践逐步超越其技术范畴的必然趋势。在目前高职院校质量建设中，高职质量文化如何形成，其形成受制于哪些因素，有哪些独特性等都需要去研究。如何抓住质量文化的核心要素，引导全体教职工树立质量价值观，也是当前高职质量文化建设必须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将“利益相关者”和“高职质量文化”二者结合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命题。虽然“利益相关者”在高职教育管理应用研究中逐渐受到重视，但利益相关者研究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理论尚未系统化。高职院校作为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利益相关者有其独特之处，如何进一步分类，以区分高职利益相关者不同诉求，促进高职质量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后续理论研究。

（六）加强研究工具在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实证研究

研究工具在利益相关者诉求的使用中越来越迫切。一是满足用人单位诉求，可通过市场调研，获得数据以便实现更广泛应用，从“批判视角，采用非正式工具与企业高管进行关键性对话，探讨对毕业生期待”。二是学生满意度调查，包括对教学质量的评价，管理质量和服务质量的评价，可以从学生对学校办学的诉求入手，找出学校办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切实加以整改引导学校更加重视学生的合理要求，主动为受教育者提供优质教育服务。总之，通过数据收集与跟踪等实证研究，促进质量提升。

由于高职质量文化建设处于起步阶段，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在基于高职利益相关者基础上构建质量保障机构、制度、程序等，形成质量文化的初步意识，使质量意识深化到广大师生内心，配合使用多种质量保障工具，使之真正成为质量提升的内在动力。

注释：

[1] 明轩，编译.《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概要[J].教育发展研究，1999,(3):81-83.

[2] [3][9][1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规划所（UNESCO-IIEP）、中国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与就业：内部质量保障的贡献”国际研讨会[C].厦门：2016-06-09.

[4] 刘晓. 利益相关者参与下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47-49.

[5] 贾生华，陈宏辉.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方法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5):13-18.

[6] 刘春花，李宝斌.利益相关者视域中的高等教育质量:诉求与路径[J].大学教育科学，2015,(5):30-33.

[7] 教育部等六部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EB/OL].http://www.zjchina.org/mms/shtml/216/news/1488.shtml.

[8]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题组.迈向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和全民终身学习 ——《教育2030行动框架》之前言、愿景、理念与原则[J].世界教育信息，2016,(1):7-11.

[10] 蔡泽寰.应对工业4.0 高职教育的趋向 ——坚守高职教育本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EB/OL].http://www.tech.net.cn/web/articleview.aspx?id=20150611142719543&cata_id=N0182015-06-12.

[11] 张应强，苏永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反思、批判与变革[J].教育研究，2014,(5):19-27.

[12] 陈寿根.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亟需厘清的若干问题[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2):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