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玉

《橡树路》主要写了四个（组）人的出走：一是昔日“橡树路上的王子”庄周，二是吕擎的导师许艮教授，三是高校里的吕擎、余泽、阳子等人，四是离开研究所进入杂志社的宁伽。这些人中除了许艮教授比较年长，其余都正处在人生黄金时代的青壮年，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很不凑巧地生在了两个时代的接缝上”，他们的命运“注定了要被挣扯、分裂，要在地上到处转圈儿，像丢了魂儿似的，四处寻找”。②但在城市中，在父辈的压迫下，他们无法寻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出走”便显得刻不容缓。

一.庄周和许艮

庄周本是橡树路里的高干子弟，家境优越，夫妻幸福，父亲曾是这座城市里“教父”式的人物，他自己也负责“青年艺术家委员会”的工作，前途似乎一片光明。但是，“平均一分钟得罪一个人”的庄周过得并不顺利，他被追名逐利、心怀不轨的各色人围攻从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但他并不轻易妥协，而是以不迎合姿态以示抗议。然而，在九月里一场严厉打击“腐化行为”一案中，庄周曾经签字的一份指控苍白青年的材料被他人利用，成为置苍白青年于死地的证据，也成为他和好友桤林友谊的藩篱。因为自己的言行而导致的发小的死亡、好友的断交成为最后一根稻草，让庄周义无反顾地舍弃优越滋润的日子，开始了体罚式的自我放逐生活。庄周最后也厌恶了自己，以至于走进了无处可逃的绝境——因为一个人除了自我确认的深重无赦的罪恶感，再也没有其他更为折磨人的东西了。

在三十多年前的“文革”中，为了逃避运动审查，许艮与妻子不告而别，躲进了深山老林，与猎户女儿鱼花结下了一段情缘。三十多年后，他抛开城里的优越生活，舍弃心爱的学术事业，返回大山请求鱼花的宽恕。许艮教授是流浪者中的佼佼者，他不仅在流浪的时刻，即便在出发之前也是独身一人。从深山中回来的许艮也一直与妻儿保持距离，相比于三十年前的出走，现在的回归更像是一种临时迁就的结果。有人认为他的第一次逃离是不能被原谅的，一个还没受到多大冲击就可以一声不吭撇下发妻独自出逃的人，该是多么铁石心肠、自私胆怯！但其实在动乱年代里是否一定要留下来受侮辱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有人可以忍受一切，但也有人一有机会就会跑开。说到底许艮当年能一口气跑开，是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回到城市中的许艮在外人看来是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所以处在古稀之年的他选择又一次逃离是为大多数人所不能理解的。但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不是逃离”，而是“回来”，在出走的前一天一夜，他“在纸上写了几个大字,因为用力把纸都划破了”，所写下的是“我不安！我行动！我反抗！我生活！”③

庄周和许艮的出走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的“无心为恶”——庄周没有想过由自己签字的一份材料会导致苍白青年的死亡，许艮为了学术理想背弃对鱼花的诺言选择回归。他们本无心伤害别人，其罪行是可以被原谅的，只是他们不能原谅自己，所以庄周选择了与流浪汉为伍，许艮回到大山履行曾经的诺言。在世俗世界中，人们所想的不是承担责任，而是逃避罪责。在小说中，新兴企业“环球集团”为牟取最大利益，不惜污染环境导致附近村民怪病频发，甚至明目张胆地进行滥用童工、逼良为娼的非法勾当。面对罪行，企业负责人不仅没有任何反省行为，反以“为了经济发展”为逃脱借口。在庄周出走以后，他的父母庄明、爱旭夫妇对此表示过极大的不解和愤怒，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最无情的背叛，而许艮的妻子陶楚对于丈夫的再次出走也怀有很深的不解和怨念，但其实只有庄周和许艮自己知道，这样的出走是摆脱精神枷锁和追求自由生活的不二选择。

二.吕擎等和宁伽

同庄周继承父亲的官宦衣钵相比，橡树路上的另一个优秀青年吕擎则以积极介入和反击姿态应之。他不想继续父亲的学术之路，更加不想重蹈父亲的不幸遭遇。“父亲是个书生，他没有能力反击。”④“谁也没有权利让我走进父亲一族。”⑤吕擎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道路，他为了防止暴力发生在自己身上而采取的练习打沙袋的行为显得幼稚，但这表明了他的绝不屈服和随时迎战的姿态。当所处城市乃至于大学校园都笼罩于一种官商勾结、金钱至上的氛围中时，吕擎再也坐不住了。参与抵制学校某个商业项目而遭受到有关方面威胁的吕擎以此为契机，同余泽、阳子等人利用假期时间到南部大山做一次长途旅行，考察民情、打工、义务教学。和庄周、许艮的“赎罪”之旅所不同的是，这是吕擎等人主动选择的与父辈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也是他们找寻自我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所在。

成为橡树路女婿的宁伽本可以居住在岳父家中，但是他还是尽自己的努力搬离了象征身份特权的“橡树路”。宁伽看到一个城市中既有橡树路这样的贵族区，也有寒酸棚户那种贫困区，而上一代人今天的优裕生活正是建立在这种亦趋两极分化的不平等现实之上的。父辈们不仅希望下一代人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他们带来的物质条件，还企图用自己的权利和威信禁锢后辈的思想与自由。而宁伽早就洞察出他们和父辈们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曾表达过对岳父这辈人的不满。不满于父辈们的专制压迫、厌倦了复杂人际关系的宁伽来到杂志社，本以为找到一份好工作的他很快发现杂志社也不是洁净之地，不愿意昧心与徒有虚名的势利之徒合作的宁伽只能选择重新出发。

孙隆基在分析中西文化差异时说过，“中国人的每一代都不是盛开的花朵。每一代在被上一代抹杀了以后，又去将下一代抹杀。”相比于西方人强调关系的“断裂”，“中国人对代际矛盾的答案，则是要求下一代完全向上一代投降，并且认为只有做到完全认同的地步，才称作是‘孝’。”他进而指出，如果西方文化是“弑父的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就是“杀子的文化”。⑥虽然父亲从未要求吕擎按着自己曾经的学术道路走下去，他还是陷入了母亲以及周围人期待的怪圈中去，是否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了他需要反抗的沉重枷锁。宁伽的岳父更是希望自己的女婿按着自己为其铺设的道路走下去，不能反抗更加不能背叛。幸运的是，不管是吕擎还是宁伽，他们战胜了传统的“杀子文化”，他们用“一心向善的恻隐之心，胸怀匡正天下风气的‘仁人志士’之意，要求用绝对的道德标准去衡量社会关系，苛求自我，追求‘洁净的精神’。”⑦他们不愿跳入世俗的染缸，所以他们选择不停地出走和背叛。

《橡树路》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枢纽式的人物，虽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作为“道德家”的庄周、吕擎等人的出走和背叛并未使现实做出改变，也未能给社会带来繁荣，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出走行为和背叛精神是对“商业化，‘物质主义’的猛烈痛斥，对堕落的社会道德和畸形文化的激烈反击。”⑧他们身与心的生存，指引着我们理解和展望这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

注 释

①②③④⑤张炜：《橡树路》，作家出版社2010 年版，第1页，第158页，第448页，第152页，第157页.

⑥ [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198页.

⑦⑧王万顺：《张炜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0页，第165-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