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莎莎

一.荣格原型理论和民间原型

“原型”最初是神话学研究领域里的概念。柏拉图将其用以指事物的理念本源，荣格又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发展，他把人格的总体称为心灵，认为心灵包含一切有意识和潜意识的思想、情感及行为，心灵由三个层次构成：意识、个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这是对弗洛伊德个体无意识的补充。集体无意识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世代积累的人类祖先的经验，其主要内容就是原型。

“原型”本意即“原始模式”或“某事物的典型”，最早是犹太人斐洛在谈论人身上的“上帝形象”时所用。1919年，荣格首次在《本能与无意识》中提出了“原型”的概念，“他认为，原型是祖先经验积淀中可以区分的一个个种类，它是一种纯粹形式的概念，只有当被意象、观点和母题等所充满时，它才能从中得到显示，从而遗传的是一种形式或模式，而不是具体的经验内容。”[1]这样一种形式或模式是典型的、原初性的、反复出现的，具有约定性的，是一种在人类的原始文化里隐藏着的“原始意象”。“借助西方原型理论，研究中国民间各种民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民间文艺形式中比较稳定的、反复出现母题、意象、叙事模式、人物类型等”，[2]现在有民间原型研究的称法，“更多出现在民俗事项、民间文艺形式中，体现民间艺人与普通百姓的审美情趣与追求。”[2]在这其中也“包括民间其他的文化艺术原型，如仙话、传说、故事原型等以及民间的生活原型、风俗原型、信仰原型等。”[3]很多作家依托各自地方文化、民俗风情、地方神话传说等民间原型再塑造经典形象及故事，古有《聊斋志异》、《红楼梦》等民间故事和神话原型，现代文学中有汪曾祺《受戒》中“桃花源记”的民间故事传说，十七年文学红色经典中的英雄原型，莫言《红高粱》中的英雄传奇故事等，都是从民间原型到作家故事的再创造，这些都是从民间原型汲取营养的经典传奇。

沈从文用诗化的笔调，以温和的心境，看取人生的真与善，为人们建构了一个独特的“湘西世界”。同时营造了一个诗意的、人性的而又带着神性的“希腊小庙”。在这一建构的过程中，作家在作品内容和人物塑造等方面也有对民间原型的借鉴和再创造，如民俗的神话起源、民歌民谣、民间故事等。沈从文通过这些原型体现，寄予着自己的文学理想。

二.故事人物中的神话仙话原型溯源

沈从文小说中，神话传奇的描写让作品多了几分朦胧诗意和神秘色彩，使人不免联想到上古神话人物。作品《月下小景》中，写到那个寨子的族人有追赶日月的故事，“贪婪的心同天赋的力，使他勇往直前去追赶日头，找寻月亮，想征服主管这些东西的神。”“结果这贪婪的人虽追上了日头，因为日头的热所炙烤，在西方大泽中就渴死了。”[4]这一故事的原型即是上古神话夸父逐日的传说，作家在这里引用此故事又对其再创造。夸父逐日是人类想要征服自然的表现，而族人追赶日月却是为勒迫它们在有爱情和幸福的人面前，把日子去得慢一点；在失去了爱心为忧愁失望所啮蚀的人面前，把日子又去得快一点。作家借此神话原型寄予了一种浪漫情怀，为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凄美圆满结局埋下伏笔。小说最后小寨主记起了这一神话传说：追求死亡才能战胜命运。他便那样去做了。这里也是作家借夸父逐日的故事反抗封建习俗,对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理想的表达。

沈从文在小说中也着力表现了更多的仙话原型。品读他的作品，总感觉像走进了桃花源般的仙境。不同于乡土作家们对农村社会的真实再现，沈从文为我们建造了一个俗世众人所向往的“理想国”，这正是他借鉴仙话原型的体现。“就文化创造的深层动因而言，神话中的仙话是原始人类生命意识觉醒的产物。”[5]仙话相比神话有更丰富的内涵，它表达着人类对无限延长生命的渴望、生命修炼以及快乐自由的追求。仙话包括着与其相关的仙人、仙境等内容。仙人是快乐逍遥不死的，仙境是飘渺梦幻、让人向往的。沈从文笔下描绘的故乡湘西是独特且充满神秘感的，山水景色如画如诗。而湘西的神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族的特殊性。历史上楚人都有着幻想情绪，屈原《楚辞》中就蕴含着丰富的仙话材料，有不同程度的“仙游”思想。沈从文把屈原当做楚地风情的记录人，为他的浪漫情怀所感染。小说中的写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景，而是“一种‘仙在山野’的民间信仰的逼真写照，是对潜蕴于中国民间及失意隐逸文人心魂中的‘桃源’仙境的追忆和构拟。”[3]沈从文正是通过对湘西自然景色仙境般的描述和创造，表达一种理想家园式的乡恋。在《边城》中，“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4]为了展现这样怡人的仙境，作家还有这么一处描写：“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4]这样的描写使我们感受到沈从文对故乡湘西的自然风景所寄予的依恋和神往。不只是《边城》，《三三》中也有如此的山水描写，“从碾坊往上看，看到堡子里比屋连墙，嘉树成荫，正是十分兴旺的样子。往下看，夹溪有无数山田，如堆积蒸糕。”[4]这正是沈从文要构建的人间仙境，也是他所向往的精神家园。

除了湘西仙境，沈从文还塑造了一个个带着“仙味”的自然之子。中国仙话作品中的神仙都是神性和人性的完美结合，是人类美好理想的化身。沈从文在作品中塑造了集灵、肉之美于一身的美丽仙女形象，正是对“仙人”原型的借鉴再创造，《月下小景》中的女孩子，“一张小小的尖尖的白脸，似乎被月光漂过的大理石，又似乎月光本身。一头黑发，如同盘踞在山洞中的女妖亲手纺成的细砂。眼睛，鼻子，耳朵，同那一张产生幸福的泉源的小口，以及颊边微妙圆形的小涡，如本地人所说的藏吻之巢窝，无一处不见得是神所着意成就的工作。一微笑，一眯眼，一转侧，都有一种神性存乎其间。”[4]小说《三三》中的三三也是成长在自然山水之间的灵性女儿。《边城》中的翠翠更是“美”和“神”的化身，“她在风日里长着，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4]沈从文塑造这样冰清玉洁的灵性人物，是其审美理想的表达，也是借超现实的灵性美对俗世以批判与反抗。中国仙话中的螺女型故事也可看做此类形象的原型，表达一种仙妻情结，是对美的追求，也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形象化反映。当然，不只是这些女子，也有如寨主独子、傩送、天保等生长在灵气山水间的善良质朴的自然之子以及他们朴实热心的祖辈，他们都是作家美好理想象征的表达，也有仙话中注重个体生命修炼的体现。

三.爱情命运中的民间故事原型体现

沈从文在构建湘西世界，塑造湘西人物的同时，也写了许多爱情故事。作家对一些民歌民谣等民间艺术原型以及民间故事传说原型加以再创造，从而使作品中的爱情故事多了些浪漫和传奇的诗意色彩。

首先在湘西系列的小说中，人物之间爱情的发生总是以当地民歌民谣为载体掺加着“对歌”形式。《边城》中傩送和天保两兄弟为共同喜欢的女孩子翠翠隔岸唱歌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月下小景》中女孩子和寨主独子相偎在月光下对歌互诉彼此心声，《萧萧》中花狗为萧萧唱歌表白，这些都是作家对民歌民谣这种民间艺术原型的再创造，为作品增添了浪漫色彩，也是作家对自然民俗风情的真切表达。

其次沈从文借鉴了民间各类爱情故事。《月下小景》中的男女主人公相爱却受当地的封建陋习束缚不能在一起，最后选择用死亡来战胜命运。可以看出这一故事原型来源于民间梁祝化蝶的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求学中相识相恋，却因祝英台中断学业，许配马文才，两人生不能聚便同死而化蝶。《边城》中翠翠和两兄弟之间的感情纠葛以至最后的结局，不可忽略有天意命运的成分，更多的存在人为因素，无论是翠翠祖父、团总还是两兄弟自身，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阻碍，而这些阻碍造成了天保溺水，傩送出走，翠翠一人在溪边等候的结局，而这正是对牛郎织女、董永七仙女等人仙恋的民间故事的借鉴，牛郎织女遭王母反对，最终被银河阻隔难以相聚；董永和七仙女同样是受到天庭阻碍没能在一起，这里实质上是仙话中人仙婚恋的原型体现。仙话中的人仙婚恋的基本模式都是以彼此分离的悲剧结局告终，但其中仍然反映着普通人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这也是沈从文借此原型创造的审美理想体现。作品最后关于傩送会不会回来的悬念，为作品增添了浪漫诗意色彩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爱与美的自然生命的追求。

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中，不论是作品内容、人物塑造还是人物之间的爱情命运都体现着荣格的原型方法。不仅有神话、仙话原型的借鉴，也有民歌、民间故事的原型体现，这些原型的借鉴和再创造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也体现了作者的审美情结追求，这正是沈从文所追求的文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