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振武

光阴荏苒！我从英语学习的起步到现在正好四十年光景了，与改革开放刚好同步。细细数来，自己已经过了初中、高中、大学、工作、教书和经商，然后读完硕士研究生，做大学老师，再读博士研究生、出国留学和做博士后，评上教授和博导，教书、译书、写书，成为所谓的学者、作家和翻译家。但实际上，这些小成就无非是自己这些年来充分利用英汉双语文学文化优势的结果。

一、有兴趣再加上硬功，学好一门外语不算啥

上初中时，我们开始正式学习英语了。当时想找到像样的教材都是很难的。我们当时用的是辽宁省的英语教材，比较简单，老师说不够用，于是就选用了当时比较流行的《英语广播讲座》（上中下三册），辅之以许国璋主编的《基础英语》第一册和第二册。老师会经常油印一些阅读材料和习题给我们。那些油印的阅读材料真是好东西，因为那些材料多是短小精悍、幽默生动的小故事，这激起了我强烈的英语阅读欲望。

老师很有学问，也很有趣，教我们英语的时候，时常会说点儿顺口溜，把刚刚学的词串起来。

我在学校学book，门门功课都good，English不及格。

批评同学懒惰时，他会说：

早知如此lazy，何必每天study。娶个娇娇的lady，生个胖胖的baby。

要是放在过去，老师肯定会挨批的。但当时，社会气氛很活跃宽松，大家也很轻松放松。老师的课好玩，我们都很感兴趣。学的词汇越来越多了，我们自己也学着编，虽然编不好，但显然也在尝试着使用那些单词。过来的人都知道，学习使用所学的词汇和句子太重要了。

我同其他男孩子一样，也爱玩，但一看起书来，什么都能忘记。我总的来说是个好学生。每次课前，我都会做充分的预习，课上很少走神，所学的每篇课文都能熟练背诵，课下总是及时复习跟进，从不拖沓。学英语，我更是如此。

记得武术师傅经常跟我们说，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他总是教导我们要练硬功，不要练花拳绣腿。我二年级的时候，突然对字典感了兴趣，一本《新华字典》，我从头到尾看了三遍，里面字词的读音、释义、组合等内容我基本都了然于胸。随后还把《汉语成语词典》看了一遍，感觉非常好玩，像看故事似的。我的汉语水平的提高除了广泛的阅读之外，还特别受益于此。其实，学英语也是如此。我除了大量阅读和背诵外，还有一个自鸣得意的办法就是“背词典”，也就是逐字逐词地把一本词典读一遍。背词典真的帮了我大忙。它首先给了我自信，感觉常用单词也不过就这些。其次，相邻的单词大多有意义或拼写上的关联，这对系统掌握单词、了解释义和蝴蝶效应的产生非常有帮助。另外，背词典，到了一定程度，会产生化学反应，使你对英语词汇的方方面面非常敏感。当时我曾经一字不漏地看过一本牛津英语词典，还从头到尾看过朗曼英语词典和《新英汉词典》等工具书。

进入大学后，我主教英语系学生的精读。我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让学生们练硬功，方法之一是叫他们在“背”字上下功夫，既掌握经典知识，又练习语音语调，增强语言的感受力。每次上课变着花样让学生背诵，极大地鼓舞了同学们的积极性。我的一个学生叫杨俊，就是通过练硬功脱颖而出的。他本来是体育特长生，英语基础全班最差，但半年背词典的硬功训练，把他打造成了全年级的外语尖子生，词汇量为年级之最，六级考试等几种大型测试都名列前茅，被政府聘为专职翻译。杨俊等多名硬功好的同学工作后几次为师弟师妹们传经送宝，起到了传帮带作用，同学们的英语素养迅速提高。他们那一届精读课的最后一节课上，同学们把事先准备好的彩条披在我的身上，把写满他们祝福语的笔记本捧献到我的手上，接着又把写满他们中英文名字的T恤披在我的身上，然后全体起立，叫着我的名字长时间鼓掌。我当时激动地对大家说：“这两件物品是对我教书育人的最大鼓励，我要永远珍藏。”

在学习和教学中，我始终有一个习惯，就是对自己的听说读写译等经验进行及时总结。在教授英语作文时，我鼓励大家写自己身边的事，写自己最熟悉的事，然后抓住重点进行讲评，随后便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我把大家的想法汇总到一起，进行宏观概括，从而上升为同学们争相传诵的“作文八戒”：

一戒不审题意，离题跑题；二戒不列提纲，盲目下笔；三戒字迹潦草，不合规范；四戒不重结构，层次混乱；五戒不看文体，以叙代论；六戒用词单一，语句呆板；七戒比例失调，虎头蛇尾；八戒草率成文，不加修改。

翻译教学中，翻译标准是最难说清、最难统一的一个问题。根据同学们的翻译实践，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我又总结出了“译事十戒”和“译事十法”。

“译事十戒”为：

一戒言词晦涩，诘屈聱牙；二戒死译硬译，语句欧化；三戒望文生译，不求甚解；四戒颠倒句意，不看重心；五戒前后不一，一名多译；六戒无凭无据，不查辞书；七戒格式混乱，不合规矩；八戒草率成文，不加润色；九戒抄袭拷贝，惹祸上身；十戒应付差事，不负责任。

“译事十法”为：

一曰贴（紧贴原作）；二曰换（切换自如）；三曰化（回归本土）；四曰粘（前后呵护）；五曰减（删减冗赘）；六曰添（增字添词）；七曰合（合并散句）；八曰断（切断长句）；九曰注（注疑释典）；十曰诠（力求晓畅）。

在对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指导中，我对存在的问题更是及时归纳总结，有时则针砭时弊，如：

国人做学问，一心只为西。言必称欧美，论证专为彼。

通篇套理论，序号四五级。国学无点墨，引文很单一。

唯人马首瞻，奴颜又婢膝。虽是中国货，却是洋垃圾。

针对有人要取缔中医、全然失去文化自信和自觉的现象，我写道：

冬至吃水饺，仲景莫忘了。中医乃绝学，我辈勿轻佻。

呦呦得诺奖，只缘一蒿草。此中有真意，诸君切记好。

要想走出去，必须自己搞！

这样的顺口溜有几十个，也有写成随笔的，都是随时随地地有感而发，但都有很强的针对性。改革开放到了新时期，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不能丢失自己，不能没有自己，更不能没有起码的自信和自觉。

二、其实，英语是用会的，不是光学就能会的

我的英语能很快有长足进步，主要还是得益于每天的阅读、写作等真正的使用。英语是用会的，光靠学是不可能成为高手的。一般的本科毕业生至少都有十年左右的英语学习经历，其投入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但大多数本科生乃至研究生，他们的英语并没有形成起码的应用能力，因此，毕业之后，他们很自然地就把英语抛到了九霄云外，到了需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最后连自己的孩子都辅导不了。许多人学了多年英语，啃了不少教科书，最后却是越学越不会，越学越没信心。

其实，粗通一门外语，根本用不了十多年的时光，这里关键是我们教与学的路子出了问题。大家不是学以致用，所以当然也就不能立竿见影；只重短期效应，疲于应试，所以当然也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了。自以为每天都在学习生词、短语、句型，没完没了地做题，他们忘了，语言不同于数、理、化等学科，语言重在培养感觉和灵性，这种简单的量的积累并不能实现质的飞跃。其实，若是想一想，学了小半辈子的英语，最后连句像样的话都讲不来，连简单的英文报纸都读不来，你就会觉得我们的教与学有多么滑稽。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讲：“英语是用会的，不是学会的。因此，要在用中学，要通过使用来学英语。”语言是人类交流和传递知识的工具，不是光用来考试的。换句话说，以考试为目的的英语学习很难学好英语。事实证明，一个善于使用英语的人，应付各种考试的能力也自然要强得多。在我们这样一个汉语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语言环境里，怎样才能在使用中学习英语呢？一个最简便易行而又经济实用的好办法就是阅读。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曾说：“阅读应当是一种享受。”因此，我们应当尽情地去享受阅读。阅读可以提高多方面的素养，提高听、说、读、写、译等多方面的能力，可以学习多方面的知识，可以非常有效地复习、巩固所学语言的知识点。阅读在给人们带来快感的同时，从根本上提高了读者的语言感受力。

正如上面所说，我小的时候酷爱读书，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中文书，好在我当时还算不上“家贫，无从致书以观”。这种兴趣转到了英语阅读上，发现同样有无穷的乐趣，特别是读了大文豪马克·吐温的姊妹篇《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之后，我的英语阅读便一发不可收拾。不光是乐在其中，现在想起来也的确是受益无穷。从我在文科上的学习经历来看，谁的阅读量大，谁的水平就高，谁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就强。我从一名中学生成为本科生，再从一名硕士研究生成为博士研究生，最后成为博士后、教授和博导，成为一名大家所说的“翻译家”，这些都与我积极、主动、广泛的英语阅读密不可分。是阅读改变了我的人生。钱锺书先生把自己那高深的英语水平和文学造诣归功于在图书馆的博览群书，包括阅读各种报纸杂志和文史哲方面的书籍。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连中学都没能毕业，他把自己的文学成就归因于：什么书都要读，天文、地理、文学、艺术、法律、经济，尽管去读。我国诗圣杜甫也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著名诗句。英国大文豪培根在《谈读书》中也大谈特谈读书给人们身心带来的各种益处：“读书可以怡情，可以傅彩，可以长才。”以《达·芬奇密码》《天使与魔鬼》《数字城堡》《骗局》和《失落的秘符》等著名小说称道于世的美国当红作家丹·布朗也认为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大量的阅读基础之上。

转眼几十载光阴过去了，现在往回想，才悟出其中的许多道道。光学外语，学得再好，还只是具体技能而已，并不是万人敌。因此，真正的外语学习，是要深入到目标语的文学文化中去，但这还要有个前提，就是要把自己的本民族语言文学文化学好，要站在自己民族立场上，去考量外国文学文化，这样才有意义，才能在更高层次为人所认可，为国外人所接受。

说来也是缘分。我大一的时候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学作品就是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两个战士》，从此我与福克纳结下了不解之缘。福克纳的全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我基本上都研读过。那以后，英美名家的小说基本上都有所涉略，说是一网打尽显然是过头了，但说大多数都了然于胸还是不为过的。

我曾作诗曰：

熟读古今书，通晓中外体。博采百家长，就为成自己！

三、学外语是为了派大用场，是为了建构中国学者自己的话语体系

许多人知道我都是因为我翻译了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等一系列文化悬疑小说，所以我被介绍的时候，往往就是说我翻译了这个翻译了那个，但实际上大家也可能知道我还是一个教授，还是一个搞研究的人，我既研究文学也研究文学翻译，不光是做文学翻译。我做研究和做翻译与许多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始终是立足本土，打造自己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建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文化自信的问题。我们要善于反思我们自己的学习、翻译和研究方面的问题。

我记得我10年前就写文章来探讨这个文化自信的问题。文化自信不是要和国外的文化体系对着干，指的是我们也要有自己。我注六经，也要六经注我。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有的时候过于膜拜了，所以我写了系列的文章。比方说过去的人，把American翻译成“美利坚”，我们知道这是美化翻译，这种翻译包含了译者的文化认同，是一种膜拜式的仰视翻译，说这个国家美啊，船坚炮利。Great Britain翻译成“大不列颠”，显然是让人们知道，这个国家真是太伟大了，永远不能颠覆。这些文化意象都是融进去的。至于Middle East，我们翻译成“中东”当然没有错，但是我们使用“中东”这个词就有问题了。什么叫“中东”呢？它明明在我们的西边，我们怎么能把它说成“中东”？中东在欧洲的眼里当然是中东了，在我们眼里那是西边，在我们古人眼里那是西域。所以我们缺少一种话语自觉，缺少一种自信，缺少一种自我建构。再如，我们把Christmas翻译成“圣诞节”问题也很大。Christmas没有“圣”的意思，没有saint的意思，为什么要翻成“圣诞节”？如果是基督徒，把这个词翻译成“圣”，可以。我们非基督徒似乎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将其翻译成“圣诞节”。过去，许多老人将它翻译成“耶诞节”，我倒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这说明什么呢？既不要歧视地翻译，也不要仰视地翻译，更不要奴译，就像奴才那样翻译，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

我们的英语老师经常批评学生，说他们太Chinglish——Chinese English，也就是中式英语，动辄发音不对、语调不对，不是pronunciation不对，就是intonation不对，要不就是单复数不对，要不就是时态不对，要不就是搭配不对，总之就是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孩子英语学不好讲不好，主要是因为老师没教好，因为你老打断他，总是让他丧失信心。大家想一想，中国人不讲Chinese English，讲什么呢？我们中国人讲一点带中国味的英语，那就是我们的identity身份。你讲得再地道，英语世界还缺一个讲地道英语的人吗？他们真正缺的是什么？缺少有中国文学文化功底的人，有中国元素和这方面有积淀的人。Chinese speak Chinese English.Japanese speak Japanese English.（中国人讲中国英语，日本人讲日本英语。）这很正常。我们讲Chinglish有什么不好。第二种情况就是经常批评我们写的文章都是Chinglish，经常教育中国学生或学者You have to think in English（你得用英语思维）。我们为什么要think in English（用英语思维）？我们需要用英文写文章的话，我们肯定是think in Chinese and write in English，用中文想，用英语写，肯定是要这样做，要不然就是meaningless，没有意义。It’s a waste of time，是在浪费时间。为什么？英语世界的人是想看到我们的东西，不是想看到我们怎么崇拜他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知道我们很崇拜他们，我们崇拜了那么多年了。

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学英语，学到“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的翻译，老师就教我们说，Money is everything，我们听了以后很崇拜，这话你都会说。到了大一的时候，老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谚语两个字就解决了，Money talks（钱说了算）。我当时想，Money talks，这么精练！膜拜了好一会儿。等看完莫言作品的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我知道了，这些翻译都不好。葛浩文怎么翻译“有钱能使鬼推磨”呢？他翻译成：Money can make the devil turn a millstone.喻体、寓意，从内容到形式，一条都不改，事实上他多数地方都是这么忠实地译，就是我们术语中说的“异化”——foreignization，也就是紧贴原文忠实地翻译。假如“牛鬼蛇神”不会翻译，但牛、鬼、蛇、神这四个英文词总会吧，葛浩文就直接翻译成Ox demons and snake spirits，他就这么翻。大家想一想，“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么生动形象逼真的句子翻译成英语，竟然就变成了Money talks（钱说了算），那你翻译它干嘛？你自己写不就行了吗？

所以我很赞成葛浩文的翻译理念。葛浩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我也像有些汉学家那么翻译，怎么翻译呢？就是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过去之后，让目标语读者看不出这是中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没有任何关系了。他说，如果我也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不就像是一个文化殖民者了吗？好像在说我们的语言更好，不需要你们语言中的任何表达法。事实上葛浩文的确是按照这个翻译理念去做的。葛浩文的这种做法给我们的话语建构以很好的启示。

我们的文学文化要走出去，不是要一味地迎合西方，特别是一味地满足英语世界的表达和思维方式。其实，国外读者，特别是西方世界，已经越来越希望看到原汁原味的中国元素。我们到了说我们自己的话、打造自己的话语体系的时候了。我们要以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需求和国家交流为中心，从我们自己的目的出发，为我们自己服务。汉学家们翻译是要为汉学家们服务，是出于兴趣或是出于文化建构等。我们中国学者的工作重心当然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讨好别人，不是阿谀奉承，不是卑躬屈膝。我们就是要做自己。

经历了这些年的学习、教学、翻译和研究，特别是经历了多次的对外交流，我认识到，外语人必须是文化人，否则就只是掌握了一般技能的人。外语人，必须是有情怀的人，要有家国情怀，否则，不光是走不远走不出去，还会被人瞧不起。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文学创新和文化自信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对作家、艺术家们如何广泛学习、如何走自己的路，做出了深刻阐释，对我的启发很大。

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我越来越认识到，作为外语人，我们一定要打破单一外语人的壁垒，切忌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我们要做学者型外语人、思想型外语人和复合型外语人。作为高校教师，我们还要教研并重、中外互补、内外兼修，庶几方能有大的作为，为中国梦的实现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