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敏

冬如女士的这部作品以黄柏河60年的水利建设和历史变迁为主线，其中又穿插了许多为黄柏河水利建设做出贡献的人物，他们带着鲜明而独特的性格，或活跃于黄柏河的水利建设过程之中，或沉静于黄柏河六十年的流淌之中。他们带着特殊却又平凡的故事，于工作，于亲情，于爱情之中留下了别样的印记。

读罢作品，我悲痛于被大石块砸死的十七岁生命——民工秦昆；我感叹于心系建设工人，说出“死人是大事！”的枝江县县委副书记张忠民；我感动于分别六年再次相见最后又天人永隔的王昌鹏与叶枝之间的爱情……从作者笔下的人物身上，我看到了国家困难时代水利建设的窘境；看到了水利人团结一致，承担责任的决心；看到了人定胜天的意志和天灾人祸对水利人和百姓的折磨……

首先，从叙述手法上来说，这部作品一改单线叙述模式，以黄柏河的水利工程建设为主线，同时穿插了对水利人的刻画和人物故事的叙述。作者穿插使用第一、二、三人称。如果说第一人、二人称自然地拉近了距离，同时便于作者发表评论和感慨，那么第三人称的使用就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适当的距离感呈现出了一定的文学色彩。比如在第五章“浴血奋斗”中对于昌鹏和叶枝孩童时代的描写就展现出一定的文学性：

昌鹏可不一样，孩童时代就跟山里的女孩儿叶枝呆在一起，两人在山上放牛、溜树、砍柴、寻猪草，你追我赶度过了两小无猜的好时光，还练出了一双“飞脚”。

这简单的几句话，却有极强的画面感，装点以合适的文学想象。作者一改前几章冷静的笔调，对王昌鹏和叶枝的儿时相遇相伴的时光进行细腻的刻画。在这段叙述中，作者更像一个旁观者，带着活泼的笔调写出。上半段的回忆连接下半段的现实，亦真亦幻，着实有一种朦胧之美。

从内容上来看，作者在叙述黄柏河六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展现了几个特殊的年代里“天”和“人”时而和睦相处、时而对抗的矛盾。作者想要表达的，是民生与水利之间的关系，是水利建设工程一路走来，水利人人定胜天的意志和天灾人祸对于百姓的挑战和折磨。作者选择了“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文革”两个特殊的时期。她写到了1960年代的陈品芳夫妇，描写了在那个缺粮缺物资的年代背景里，陈品芳夫妇用河里的水煮野花椒吃的场景。那个又冷又饿的夜晚只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小小缩影。作者还写了水利的奇迹——黄柏河流域上的第一个大型工程东风渠，是在“文革”时期到处停工停产的背景中诞生的。

作品中始终有一定的哲学思辨意味——关于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探寻，到底是以人不遵守自然的规律而对自然进行改造从而受到惩罚为结果，还是以水利人敢于尝试、勇于奉献的精神和带着人定胜天的意志和大刀阔斧的决心进行黄柏河水利工程建设为终点？在黄柏河的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有许多次意外发生。东风渠正式通水当天晚上普溪河渡槽的垮塌，是我们不愿意看见的悲剧，而在第五章提到的天福庙基坑深处地质结构变异一事，则又似是对心情迫切的建设者的一次戏弄。作者在对指挥长阎锦华心情的描写之中，似又陷入了自己的疑问：“我们能停止前进的步伐呢？——放弃现有坝址，让宜昌人民在1974年冬季大干水利的意义和实际利益荡然无存。”一面是残忍的天灾人祸，一面是水利人和普通民众对建设水利工程的热情和勇气。是向自然妥协，还是在和谐相处的基础上迈出改造自然的步伐，所谓的决心和意志在现实面前是否还有其存在的意义？

回望过去，再看今日。这部作品在最后的几章中写了黄柏河流域的水生态问题。作者不仅坚持了“生态平等”的原则，明确表达了政府对于黄柏河水资源保护的鲜明态度，而且还提出了“经济与生态背向发展”这一现实问题，毫不含糊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人们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作者在第十六章问道：

夷陵区在短短十年内由穷县变富县，在经济建设上一跃而为宜昌之老大靠什么？

作者正是以生态学的观念重新审视自然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作品中所体现的“生态自我”不仅仅是人类的“自我”，更是整个生态环境的“大我”。作者在表现了对现实生态问题高度关注的同时，亮出了自己的生态主义立场——万物皆有灵性。如此下去，人类终归步其后尘。

从人物塑造来看，本部作品运用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等塑造了一系列立体化的人物。福斯特将其称为“浑圆人物”。即非静止的、概念化的，而是立体的、复杂的、矛盾的。以这部作品最动人的人物形象叶枝和王昌鹏为例，在作品的第三章中，首次提到叶枝和昌鹏：

她一上山就跟野兔一样，漫山遍野地跑，眨个眼睛，就把一起寻猪草的昌鹏远远地甩在后边了……他一着急就滑倒了，叶枝却不知躲在哪儿“咯咯咯”地笑……从地下爬起来，捂着腿上的伤口在树林里寻找，却怎么也找不着，又着急，又喊。

这段对两人初识的描写运用了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从听觉、视觉、动觉多个角度刻画了两个天真烂漫、活蹦乱跳的小孩形象。“叶枝的手掌心里已经结上了厚厚的茧，昌鹏就拿住了叶枝的手，把那只手拿起来，贴向自己的脸，两个人的身体也靠近了，近得互相听得到对方的心跳。”这里将两个人物的浓烈而又含蓄的爱意点缀得恰到好处。第八章的结尾处，昌鹏永远离开了叶枝，“颤抖的手指”、“吐出一口鲜血”、“三番五次克制自己没有倒下去”，这一系列对于叶枝的描写随着作者叙述节奏的加快让生命的陨落始于激烈，归于平淡，然而平淡中更见其悲痛。

而作品中第十一章对郭德明等人的刻画则有别于对叶枝和王昌鹏两人的刻画，体现了“功能性人物观”的观点：人物作为一个行动的单位对整个故事进展具有推动作用。

好事多磨！尽管分管部门的领导表示，只要万里签字了，没有问题，但实际办下来还有个过程，这过程长了一点，谁让你们打破常规，走上层路线呢！

郭德明和秦诗华走下火车时，两个人胳膊弯里都搭着脱下来的外套，随身带着的1094号文件，似电暖煲，一路暖和着他们的身体。

这一部分叙述运用了“以人带事”、“以点带面”的创作手法，寥寥几句就将上京一事叙述得很清楚。

一个人物的人物性格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灵魂。灵魂的展现离不开肉体的支撑，实际上也就是离不开场面和环境的描写。作品中既有对自然环境的刻画，又有对社会环境的描写。自然环境的描写主要在主体部分，这样的描写也契合了本文的主要线索——黄柏河六十年的变迁以及水利建设的发展。例如在《保卫天福庙》中就写到了天福庙大坝被洪水围困的那天杨绍金的遭遇：

只见眼前一片白茫茫的浪花，洪水淹没了公路和田野……波涛一阵又一阵猛烈地撞击着山脚，他不得不抓住些灌木枝慢慢地朝前移动……。

恶劣的自然环境带给人本能的对死亡的恐惧，但这个在洪水中挣扎的生命又放心不下自己设计的二级站。这种生与死的磨难，交织着每一个水利人的敬业精神。而到了后面的几章，就着重于现实问题——黄柏河近年来污染问题，对社会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的描写比较多。在这部分描写中，以国家、政府、公民的态度和作者的立场为主。作者以黄柏河的污染问题延伸到全国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重大污染问题，主线与副线结合。

最后，《中国有条黄柏河》中还体现了作者以叙述主体身份介入的情感性表达。例如作者对沮河的回忆：

提到沮河，我就感到异常的亲切。当知青时，我们来来去去，总要从城关过，从桥上走过沮河。那是一条怎样古老、原始、清澈而美丽的河流啊！而今，这条河流却被污染了！

这样的情感性表达至真，至诚。虽然作者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更多地是以一种回顾的方式去叙述的方式，但是由于她自身的情感性表达，使得作者与其笔下人物、事件并未体现出时间的隔阂。作者与刻画对象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平行对话”。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黄柏河精神”的传承。这样的“黄柏河精神”，凝聚了每一个水利人和普通民众的心血，承载了每一个为黄柏河水利工程建设付出过的人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