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向北

◇巍巍华蓥山（陈云栋/摄）

1948年，这是风起云涌的一年。我们三年前就开始准备的华蓥山区武装起义，因为叛徒出卖不得不仓促提前，从8月10日曾霖大哥他们在广安代市打响第一枪开始，只进行了短短42天，就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失败了。

起义震惊了当时正在重庆召开的四川省参议会上的要员们，省主席王陵基当即指令：不能让华蓥山变成四川的“盲肠”。成渝各报也纷纷披露：共产党此举在于利用游击武力，发动农民运动，接应共产党的部队入川。那些上层人士都慌了，纷纷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派出“得力部队进剿”。蒋介石很快给四川的保安部队来电，责询华蓥山“土共”情况，命令迅速扑灭。

我们在这场斗争中的牺牲是惨重的。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牺牲了45人，被捕后被送进渣滓洞、白公馆关押并最后牺牲的有70多人，至于起义失败后在敌人“铁箅式大清乡”中和群众一起被杀害的，更是不可估算。这其中，不少是和我们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和亲人。

城里城外寻找从战场撤退下来的同志

◇华蓥山游击队员使用过的枪械

起义失败后，领导同志迅速分散隐蔽，被打散的战士和基层的同志们纷纷退到重庆。敌人派出大量特务，在大街小巷游荡，见谁不顺眼就跟踪，还兴了身份证、连坐法、查户口……特务们随时随地都可能带着叛徒，在任何地方搞突击搜查，甚至沿街抓人。重庆大大小小的看守所里，塞满了以种种荒唐理由逮捕的人员，等待叛徒特务和当地的地头蛇来逐一指认。我们也经常被跟踪，怎样甩掉这些“尾巴”，成了专门的“技巧”。

一天，宁君（廖宁君，林向北妻子）走到观音岩，发现后面又被“尾巴”盯上了。她走得慢，跟她的“尾巴”就慢，她走快了，那“尾巴”也快。她假装进百货店买东西，“尾巴”就在对面街上的铺子前等着。到了七星岗，她快步从小路进入江苏同乡会会馆，闪身进了一个房间，躲在角落里往外偷看。那“尾巴”眼看目标跟掉了，正在东张西望地着急，趁着那人一转身，宁君终于看清楚他的面目，原来是从华蓥山下来的冯群生。

宁君连忙从屋里出来，喊了一声“冯胖娃”，有些埋怨地说：“你怎么不打招呼，我还以为是特务跟踪呢。”

冯群生喘着气说：“哎呀我的个天，前几天好不容易找到你，就低头抽个烟锅巴的工夫，你就不见了，害得我又找了三天，今天才终于把你找到了。你打扮得这样摩登，我敢在大街上认你？刘石泉有要紧的事情找你们，急得很呢。”

第二天，老刘早早在约定的茶馆等我。我打破了秘密工作的纪律，把他带到了歌乐山我们的临时住地。诗伯（陈联诗，“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之一）看见刘石泉高兴得不得了，这些天她最担心的，就是老刘了。

老刘是从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因为是上了特务“黑名单”的要犯，处境相当危险。我建议他像其他离队同志一样，去外地躲一躲，可是他最担心的，却是从山上撤退下来的数以百计同志的安全。这些退到重庆的同志，有的本来打算投靠亲友，但是亲友怕事不敢收留；更多的在重庆没有任何关系，有几个小钱的还可以到鸡毛店或者是江边小船上暂且栖身，没有钱的只好流浪街头。天气渐渐冷了，他们没钱吃饭、没衣御寒，万一再落到敌人手里，麻烦的事情就多了。

老刘长叹一声，说：“自从今年4月份重庆市委的刘国定、冉益智被捕叛变后，我们先后有130多个同志被捕，起义被迫提前，连王璞同志也在武胜牺牲了，我们可是被叛徒害苦了。目前我们还没有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失散的同志们群龙无首，更可能出问题，你我要主动负起责任来，找到一个算一个，不要让他们去乱闯乱碰。”

老刘自1945年就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遣到华蓥山区，起义前是第七工委副书记和第七支队副政委，对起义的干部和战士都很熟悉，寻找和联络这些来渝人员，当然由他负责。我在重庆待的时间比他长，社会关系比他多，这些人员的安置工作主要由我来承担。我们每天上午九点钟，在指定的茶馆见面，交流情况，确定任务，然后分头去忙各自的工作。

刘石泉不幸被特务装进了“口袋”

老刘找人，有时候还有点线索，更多的时候是和冯胖娃一样，到大街上去碰。他心急火燎地整天在城内外跑来跑去，很少有空手而回的时候。在这特务如麻的山城，我每天都在为他担心，不得不提醒他：“你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是特务捉拿的头头，这样到处抛头露面，很危险哦。”

老刘说：“那么多人举目无亲身无半文，他们整天在街上乱窜，那才危险呢。”

老刘很辛苦，我也不轻松。歌乐山离城里还有20多里路，我每天早上六点起身，要走两个多钟头才能到城里，晚上八九点才回到歌乐山。老刘把找到的人交给我，我就得解决他们吃穿住的问题，还要给他们找工作作掩护，保障他们的安全。那个时候，肯为我们帮忙的人，是要承担风险的，我全靠一张嘴和一双腿，利用旧关系，寻找新门路，到处说好话，求菩萨，不管是守门的，打杂的，担水的，卖菜的……只要是人干的活路（重庆方言，即“事情”）都行。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已经联系到岳池、合川、武胜起义地区的撤退人员近百人，其中有半数以上是老刘找到的，其余的也是一个串一个联系上的。

不久，我终于和上级联系上了，来人居然是和我在江油一起工作过的黄友凡。一天，我同宁君在市中心的米亭子与老刘碰头，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并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在民生路一个茶馆里相会。

次日，我和黄友凡来到接头地点，等了一个钟头，还不见老刘的影子。按照地下时期秘密工作的原则：接头时间如果过了五分钟，就要立即撤退，并且马上改变自己的住处。可是对于老刘，我们压根就没往坏处想，于是第二天又去，第三天再去，依然不见人。我们这才担心：是不是出事了？

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那天我们在米亭子分手后，老刘去了和平路一个同志家，谁知这个同志头天已被逮捕，特务在他家里设下埋伏，老刘一去就被装进了“口袋”。

老刘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起义失败后，很多领导都隐蔽起来不再露面，诗伯也曾经让我为老刘找个地方躲一躲，他却为了大家的安危在重庆城里四处奔走。他的被捕，让大家都很震惊，不少人为他痛哭失声。

老刘在监狱里，受了很重的刑，除了坐“老虎凳”，敌人还把他吊在房梁上打，他也没有吐露半点秘密。他被捕之后，与他有关联的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因他而受牵连，我们的一切活动照样进行。后来我们收到老刘从渣滓洞送出的一张字条，大意是：不必为我担心，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时刻准备着。

这时候，人民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一向乐观的老刘在监狱里作好牺牲的准备，同时也在积极争取迎接解放。他用指甲和铁皮在囚室的墙壁上刻下监狱里发生的“大事记”，这样即使难友们全都牺牲了，以后人们也能够了解敌人的罪恶。同时，他还暗地里挖空墙壁准备越狱，不幸被敌人发现。1949年11月27日，蒋介石下令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政治犯进行大屠杀，老刘在解放军的炮声中走上刑场，年仅36岁。

给同志们安排职业解决生活

刘石泉被捕后，给我留下一个大摊子：这么多人要吃饭、穿衣、住宿，还要给他们找工作作掩护，一有风吹草动还得赶快转移——这些事情原来由我和老刘一起承担，现在都落到我一个人肩上，把我急得焦头烂额。我和宁君还有诗伯，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成天到处跑。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那些从来没有进过城、人生地不熟的乡下农民。好在他们虽然没文化，却有的是力气，什么活都能干。

我在万县时的好朋友吴昌文，此时也到了重庆，在城里夫子池艺术馆当总务主任，他大姐也在重庆，与别人合开了一个冰糕厂。八九月份，天气还燥热，正是卖冰糕的好时节，我马上安排了几个人去吴大姐的厂里，有的在车间做冰糕，有的背冰糕出来卖。冰糕箱是从厂里借的，冰糕也是从厂里赊的，卖完冰糕后才付钱。

◇1940年，林向北和廖宁君订婚，与家人合影。左起：陈联诗、林佩尧、林向北、廖宁君

但天气一凉，冰糕厂停产，靠卖冰糕生活的人也失业了。我就安排他们去卖报。我拉了几年的广告，在报界混得很熟，城里的《国民公报》《大公报》《新民报》《新蜀报》都有熟人，由我出面去接洽，可以卖了报纸再付钱。

城里遍地都是特务，听到谁的口音不对就要抓，郊区的防备相对宽松一些，我们就把好多同志安排到北碚、南温泉、巴县、马王场、土桥、蔡家场等乡下。他们可以到农民地里买来一些菜，在小河沟里洗干净后，再挑到街上去卖。秋冬季节，正是水果成熟的时候，他们可以到码头上的水果市场去批发由附近各县运来的橘子、广柑、梨子、柚子，或是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或者在路边摆个小摊。这些行当虽然辛苦些，但赚的钱也要多些，而且不限时间，不限地点，不上税，不交费，出了什么事情大不了扔下就跑，我们把这叫作“自由职业”。

重庆人临江居住，由此衍生了一个行当：挑水夫。当时重庆只有极少的地方有自来水，大多数居民还是吃的江水。比如从合川撤退下来的张大汉，有的是力气，又不怕吃苦，就到长江边去挑水卖。张大汉每天挑着两只能装百来斤水的大桶，来到临江门，涉水走到江边荡起一大挑水，再一步一步登上二三百步石梯，再走一大段路，挑到较场口去卖。这一段坡高路陡，路途较远，每天只能上午一挑下午一挑，所以工钱也特别高——每挑水要卖一块大洋。那个时候，我们发给同志们的基本生活费每天只有两角至五角钱，张大汉辛苦挣来的两块钱，可是个大数目。他只给自己留下很少的一点儿钱，其他的都给了那些生活没有着落的同志。

除了这些农民同志外，还有一些党和游击队的骨干，早已成为特务注意的重点，不能满街转，必须找一个可靠的职业或单位作掩护。好在他们大都年轻，有些文化和交际能力，我们就通过关系，把他们安排到年轻人成堆而且流动性大的学校去当学生。当时重庆的大学中学很多，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如重庆大学、省教育学院、勉仁学院、南泉新闻专科学院、东方人文学院……甚至诚善中学都有我们的同志。

还有一个重要的去处，就是利用国民党军队大崩溃正四处招兵之时，趁机安插我们的人，既可掩护自己，还可进行策反工作。我的妻弟廖亚彬带了几个人，打入杨森20军79师一个连里去当兵；冯群生被安排在一个师管区当文书；从武胜来的王香西，去了市中心的小什子派出所当文书；到后来，还派了张平和等人打入了看守渣滓洞、白公馆的特务武装。

度过寒冬迎接曙光到来

冬天紧随而来，让人头疼的是，这么多人要吃饭穿衣，钱成了个大问题。因为打内战，国统区的经济很萧条，市面上物价飞涨，工商业纷纷倒闭，以前很赚钱的拉广告也不容易了，我得另寻门道。可是做什么呢？卖中成药吧，不赚钱；做买卖吧，物价一天几涨，用刚刚卖出的货款就买不回新货来，肯定赔本。我成天在城里寻找机会，终于发现了一个行当。

当时国民党为了强迫老百姓用他们发放的金圆券，就禁止银圆流通。可是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发行的金圆券成了废纸，银圆非但禁而不止，反而成了保值存储的“硬通货”。别说手里有些积蓄的达官贵人，就是一般的小职员，手里有几个钱的小老百姓，都纷纷急着把手里的法币换成银圆。城里的银圆市场上，从清早到深夜都是人来人往，拥挤不堪，其中有资金雄厚的投机商，成千上万的买进卖出，操纵市场；也有不少小市民和无业游民，凑上十块八块的本钱，整天在市场里窜进窜出，逢低买进，有赚卖出，赚几个伙食零花钱。这行当不但可以赚钱，还因为形形色色的人进进出出，能够掩人耳目，是我们接头活动的好场所。

找准机会后，我就把过去做广告挣的钱，连同手里的那点中成药卖了凑点钱，加入银圆贩子的行列。那时候人年轻，脑子灵活，没几天工夫，赚钱的诀窍就弄得一清二楚。我每天拿着几块银圆叮叮当当地敲着，从人群的这头挤到那头，口里喊着“三年呢——闭眼！”意思是我手里拿着的是民国三年造的银圆，上面有袁世凯闭着眼睛的头像，这是当时最值钱的货色。运气好的时候，我一天能赚上一两块银圆。分散在各地的联络员，也在这里和我碰头，向我汇报情况，要我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大都长话短说。对那些生活困难的同志，我以每天五角的伙食费为标准，给两元以解燃眉之急。

有一次，我正在和一个买主做交易，远远看见几个便衣警察手执敷满沥青的警棍，追赶着银圆贩子和看热闹的人。我跑慢了一步，被警察追上来，照着我就是一警棍。我一转身，那警棍打在我背上，一件还有几成新的白衬衫“哗啦”一声挂破了，沥青沾了我一背。好在人多，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边跑边把衬衫脱下扔掉，光着个脊梁跑到艺术馆老吴家里。老吴夫妇看我背上青一块黑一块，还以为我挨了打。

冬天寒风凛冽，同志们来时还是暑天，穿的衣服很单薄，天气一冷，大家吃饭都很困难，哪有钱去缝制棉衣。我只好发动一些家在重庆的同志找亲友想办法借点旧的，在清华中学教书的汪国桢也在学生中发动募捐，加上我们在旧货摊上买些便宜的旧货，总算解决了一批棉货，帮助同志们勉强度过了严寒。

这些同志一共214名。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市民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