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蒙之　刘乔

摘要：“二战”期间，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秉持“图书是思想战争中的武器”的信念，将图书视为“慢速媒体”和“纸质子弹”加以重视。从1942年到1947年的五年间，委员会精心策划、编辑、出版了规模庞大的以宣传美国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图书并发行到军队与海外市场，起到了提升士气和宣传美国价值观的效果，对战后美国价值观的输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慢速媒体；战时图书委员会；宣传

战争不但是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的较量，也是宣传能力的角逐。图书作为一种“慢速媒介”（Slow Media）的“思想武器”價值在“二战”期间受到美国政府与出版界的高度重视。“图书是思想战争的武器”的观点是由美国出版人W.W.诺顿（William Warder Norton）在1941年明确提出的，后因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重申而得以广泛传播。在此理念影响下，进入“二战”不久的美国在1942年成立了战时图书委员会（Council on Books in Wartime），以美国政府与出版界强力结合的方式专门管理服务于战争需要的图书出版活动。从1942到1947年，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遴选并出版了规模庞大的具有明确指向和宣传意图的图书，发起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图书出版和发行活动。这些被精心挑选出的具有知识、思想、文化和娱乐价值的图书通过军事和非军事渠道分发到美国在海外的各大战场及由英、德、法等国主导的国际图书市场，不但为前线士兵提供了精神力量，而且在海外宣传了美国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

一、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成立的性质与宗旨

1942年，在战时宣传的迫切需要下，美国政府联合图书出版业成立了战时图书委员会。战时图书委员会是一个志愿性的非政府组织，由70家出版公司、10多家印刷厂和纸张供应商组成。委员会理事会由出版人、书商、发行商、作家和图书馆员组成，其中包括诺顿、法尔拉·雷英哈特、约翰·法勒尔、哈考特·斯宾塞·斯科特和兰登书屋的班尼特·瑟夫等出版人，W.W.诺顿是执行委员会主席。与战时的其他组织一样，战时图书委员会具有权威性、执行力及与政府机构的密切协作关系。委员会与战时新闻局与其他政府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其活动被置于美国战时宣传战略的整体框架之下。战时图书委员会是美国图书出版业致力于为战争做出贡献的产物。罗斯福总统认为：“图书不可能被烈火消灭。人死了，但图书永远不会死去。永远没有人也没有武力能够将思想关进集中营。没有人也没有武力可以从世间夺走图书，图书中包含人类针对暴政永恒的反抗。在这场战争中，图书是武器。”在此观念指导下，战时图书委员会把战争动员与战时宣传以各种形式纳入图书出版和发行活动中。

因此，战时图书委员会是美国战时宣传系统的构成之一，与其他战时宣传机构一样，其终极目标是协助政府实现打赢宣传战的战略目的。“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和军方曾经提出许多指称“宣传战”的概念，其中被接受最广的是“心理战”和“宣传战”两个术语。美国政府制定了执行宣传战争的体制，从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包括国际新闻署、公共安全署、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均介入其中。图书作为一种“慢速媒体”，不能像报纸、广播与电视等媒介那样快速直接地传递信息，但图书能让读者潜移默化地接受价值意义，传播效果更加深远持久。总之，美国图书出版业共同体认识到，图书出版与阅读活动对于战争的胜利是不可或缺的，而战时图书委员正是美国政府协调图书出版和发行活动，实现战略宣传目标的关键机构。

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的使命是通过图书出版活动服务战争和国家利益。图书委员会从事制定出版和阅读清单、举办出版培训讲座、制作广播节目和新闻短片以及直接进行图书和推广等工作内容。在国内，委员会通过图书出版与阅读活动影响国民对战争的看法，加强国民争取战争胜利的意志。服务于战争需要，委员会重视出版一些缓解士兵精神压力和激励士气的图书。在国外，图书出版活动既面向美国的盟国和中立国，也针对美国的敌对国家。图书委员会坚信对外图书传播能提升外国人对美国战争的同情和认同。赫伯特·阿加的《伟大的时代》是委员会策划出版的—本书，在欧洲读者当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撒切尔夫人在自传中曾写到这本书对自己的影响：“阿加的这本书让我明白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对于社会的文明和人类的命运也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图书委员会甚至为中国组织翻译了《缅甸医生》《瓦塞尔医生的故事》和《美国》三种中文版图书。

从1942年到1947年，战时图书委员会连续推出系列图书的出版和发行计划，包括专门针对美国军人的“军队版本”以及面向欧洲国家读者的“大西洋系列”“新世界书架系列”和“海外版本”。“大西洋系列”图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学诸多领域，翻译有英语、法语、荷兰语等版本。“新世界书架系列”图书印刷精良、销售稳定，收有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与温德尔·威尔基的《天下一家》等书。“海外版本系列”出版流行的平装书与口袋书，有多种语言版本，其中尤以“军队版本”的作用最为突出。1943年初，委员会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推出“军队版本”图书出版和发行计划。“军队版本”是委员会与军方合作开发的小型平装书，主要为在海外服役的士兵提供休闲阅读，同时在政治、历史和军事等问题上教育士兵。图书委员会精心挑选书目，严格控制质量，规范图书开本，从选题策划、封面设计、内容编排到图书风格对图书进行重新策划。他们根据各个国家士兵的阅读习惯和喜爱程度对图书进行组稿编排与装帧设计，以满足士兵在语言、心理上的不同需求。仅1943年一年内，“军队版本”口袋书就印刷了3800万册，与香烟和糖果一样，“军队版本”图书对士兵也具有极大的诱惑。到1947年，“军队版本”总共发行了122 951 031本。这些精心挑选、质量优异、价格低廉的图书填补了战区文化的匮乏，娱乐士兵，慰藉心灵，对美军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战时图书委员会“军队版本"图书的出版活动

1943年初，美国各大出版公司和军方开始合作出版“军队版本”图书，这些图书因为受到军人的喜爱而发行量大增。图书和弹药、粮秣一起被运送到前线战场，成为军需品。“军队版本”图书的出版和发行工作由范·多伦·斯特恩（Van Doren Stern）总负责。范·多伦·斯特恩曾经担任企鹅出版公司的平装书编辑，具有丰富的图书出版经验。他就任后与陆军部、海军部、印刷厂、纸张公司、排版公司、图书咨询委员会以及战时图书协会的全体成员保持紧密联系，对战时图书出版项目的策划、编辑、印刷与发行开展深入研究，保证了战时图书出版活动的成功。

战时图书委员会为“军队版本”图书设置了严格的出版标准，限制那些包含错误知识、触犯美国联邦宗教、含有种族歧视或与美国精神相违背的图书的出版发行。乔治·桑塔亚纳的《人世沧桑》、赞恩·格雷的《荒野情天》等图书就曾经被限制出版。委员会精挑细选出一系列知识与思想上乘的作品出版。虚构类图书包括经典名著、当代畅销书、传记、戏剧、诗歌和类型小说。非虚构类图书包括传记类、宗教类、自助类、科学类图书以及一些幽默故事、严肃文学、希腊哲学、冒险故事等。其他的图书类型还包括漫画、音乐、自然、游记、科学与新闻动态等。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贝蒂·史密斯的《布鲁克林有棵树》、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莱奥·罗斯顿的《海曼·卡普兰的教育》、杰弗里·迪弗的《芝加哥的年轻人》等图书成为士兵争相阅读的热门图书。

为了适应战场实际与行军生活需要，“军队版本”图书必须便于携带和翻阅。委员会在尺寸、封面、印刷、价格等方面进行精心设计。“军队版本”图书有四个特点：第一，图书的宽度大于高度，每页能够容纳两列2.5到3英寸的短文本，因而可以避免士兵在阅读中过度疲劳，即使在较暗的灯光和室外运动环境中也能正常阅读。士兵们可以随时将这些图书插入裤袋或者塞入双肩包里，在战场上、睡袋里等地点阅读。第二，图书封面使用坚固、厚重的纸张印刷，具有明亮鲜艳的颜色，把原版图书封面的缩略图印在新书封面上，书名和作者都突出显示。第三，图书的印刷工作为印刷组装模式，封面由卡曼德·罗斯公司统一印制，内容由几家印刷商联合印制。为防止昆虫啃噬粘胶和潮湿天气造成的粘胶溶解，“军队版本”图书采用订书机装订。第四，“军队版本”图书价格最低廉。考虑到陆军部与海军部的预算限制，委员会将“军队版本”图书廉价卖给政府，加上一分钱版税，这一分钱版税分给作者和原出版公司。

“军队版本”图书出版以后被投到欧洲、太平洋、非洲、印度和新几内亚等地区和国家。1944年，在诺曼底登陆后的几个星期里，美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图书发行行动，有360万册图书被运到美军战场。当部队准备登陆诺曼底，士兵登上前往法国海岸的船只时，每位士兵都收到一本图书。这些图书被潜艇、战舰、散兵坑和病床上的士兵急切地阅读着，并尽情享受书中的乐趣，成为士兵娱乐和慰藉的重要手段。历史学家迈克尔·哈肯伯格（Michael Hackenberg）认为：“军队版本图书系列为廉价、大众市场的阅读材料奠定了最终的许可。出色的图书设计、参与者之间不同寻常的合作、令人满意的分发、精心的目标和接受的受众，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军供版项目获得成功。”士兵们不断传阅这些图书或者按章节撕开，一本书就可以同时让两个或更多的读者阅读。这些图书带给士兵无与伦比的快乐与惊喜，在军队中逐渐形成一种阅读的风气。图书在士兵中实现了相互传阅，甚至被在作战中偶然受赠的士兵带到瓜达康纳尔岛、博拉群岛以及南太平洋上的其他小岛。更多的士兵发现，第一次接触到有趣的书如同吸鸦片般上瘾，沉浸在故事情节中而无法自拔，逐渐养成阅读习惯。

三、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图书出版活动的历史影响

談到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的历史功绩，美联社曾评价说：“战时图书委员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推广图书来影响美国人民对战争的思考，建立和维护胜利的意志，揭露敌人的真实本性，传播技术信息，提供放松和灵感，并澄清战争目标和和平问题。”战时图书委员会的图书出版活动主要发挥了四个方面的历史作用。

首先，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布朗曾说：“要取得胜利，没有其他工具的帮助——粮食、图书，甚至坦克飞机都是没用的，但是这些东西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必需的。”战时图书委员会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内容严密、管理有力的图书传播机制对士兵进行有效的激励，使士兵心理状况按照有利于美方作战、减少损失、增大战果的方向发展。图书委员会推广的图书以其鲜明的故事色彩吸引士兵，传递知识和信息，教育和激励士兵，从而为夺取战争胜利提供精神动力。战争期间，《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军队中印刷了155000本，成为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图书之一。《戴尔的战争》扉页写着：书是武器——在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每个人都可以读到他喜欢的东西。战时图书委员会打造了发行数量巨大的军队畅销书，对前线士兵起到了教育和鼓舞作用。这些图书构建了一个与战争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让士兵远离战争造成的伤痛、阴霾与恐惧，集中精力为夺取胜利和幸福生活而英勇作战。

其次，起到了思想“解毒”（detoxification）的作用。战时图书委员会的使命之一是将图书分发到那些从轴心国的军事镇压中解放出来的读者手中。图书委员会希望利用图书对其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帮助那些深受纳粹和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影响的士兵从纳粹的洗脑中摆脱出来。在参与海外宣传时，战时图书委员会力求兼顾图书的文化内涵、意识形态与传播效益，从而向海外传播美国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由于战争导致欧洲各国图书出版业相继衰落，战时图书委员会出版的图书填补了海外市场的空缺。在解放法国的战争中，美国军队运来成箱的图书分发到法国各大书店和报刊零售商店，这些图书抵达各销售点后马上会被抢购一空。在德国，战时图书委员会参加了对德国出版业的“去纳粹化”改造。在日本，委员会通过推动日本军国主义治下的“禁书”出版活动和大力引进美版翻译图书促成日本出版业迅速恢复。

再次，传播了美国主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战时图书委员会策划的图书数量众多、选题精良，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其中《伟大时代》《美国如何生存》《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的战争目标》等图书有英语、法语、荷兰语等不同语种的版本，在海外市场广受追捧。战时图书的筛选、出版、发行与阅读活动，影响了敌我双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战后美国的主张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奠定了基础。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阿克顿的《自由史》、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的《美国》等图书输出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念、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和自由平等价值观。这些图书所承载的“美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一种看似平和、实则激烈的文化竞争，在国内外读者中间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宣传效果。

最后，拓展了海外市场，培养了读者群体。“二战”之前，美国拥有完整的图书生产、发行和销售体系，但政府和出版业对于开拓海外市场没有太大的兴趣。美国出版业的实力与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出版强国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伴随着战争的持续推进，美国政府和出版业意识到向海外推广图书的重要性。在战时图书委员会的推动下，美国将本国图书传播到过去自身力量难以渗透的国家和地区，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战时图书委员会将图书发行到欧洲、中东、北非和太平洋地区的海外读者手里，为美国出版业拓展世界市场奠定了基础。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贝蒂·史密斯、海明威等在海外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

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主导的战时图书出版活动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心理战”和“宣传战”的作用。在1942年到1947年的七年间，战时图书委员会充分调研军队和海外读者阅读需求，出版了诸多战时系列图书并把它们发行到美国军队和海外市场的读者手里，向世界传播了美国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美国战时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基于国家利益，宣扬了美国思想和价值观，鼓舞了军队士气、化解了意识形态冲突，淋漓尽致地挖掘了图书的媒介功能与宣传价值。挖掘这段并不遥远的书史，对我国出版业认识图书的媒介性质和宣传功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