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晶 陈聪

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

把爱国之情 报国之志

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

——习近平

“我的祖国更需要我”

2009年12月24日傍晚，伦敦希思罗机场的候机室异常冷清。这是圣诞来临前的平安夜，大多数人都选择在家中欢度节日。

一个黄皮肤、黑头发、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独坐在落地窗边的座位上，望着机场跑道出神。他脊背挺得笔直，身上的黑色呢子大衣被宽厚的肩膀撑得满满的，手边只有一个手提箱和一个黑色的双肩包。

这个人就是盛名远扬的航空重力学研究和深地探测领域的传奇人物——黄大年。他主要研究一种高级“CT机”，透视的对象不是人体，而是人类脚下的大地和浩渺的海洋。

“是时候回去了。”黄大年喃喃自语，低头看了一眼手中那张国航938航班的机票。中转站：北京；目的地：长春。

就在几天前，他刚刚把妻子张艳送上了这趟飞往中国的航班。张艳父亲病危的消息传来时，她什么都不顾地赶回了长春。

想到妻子这阵子憔悴的样子，黄大年的心一下子收紧了。他的思绪不由得飘回到半年前高平的到访。

高平是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2009年初，她把国家启动“千人计划”的消息传给了黄大年。

5月，正是剑桥最美的时节。按动门铃前，高平在黄大年家的花园洋房门口转悠了一小会儿。虽然早就听说大年是莳弄花草的高手，真没想到他家的花园竟然这么美。娇嫩的青藤從一楼爬上二楼，从墙里蜿蜒到墙外。花园里的樱桃树上，圆溜溜的小樱桃挂满枝头，像是晶莹闪烁的玛瑙。

“高平，快进来！咖啡煮好了！”屋子里传来又急又重的脚步声，还有黄大年清明透亮的嗓音。

高平走进屋内，发现大年家的条件比想象中更好：房间通透明亮，高大的壁炉气派庄重，一尘不染的钢琴上，摆放着一家人温馨的合影，房间里飘着咖啡的醇香，阳光给客厅铺上一层柔曼的轻纱。

寒暄了一会儿，高平转入正题，可是一开口，语气却有些不确定：“大年，我一直特别希望你回来，但是我现在看了你的家，还是想劝你，你是不是再好好想一想？毕竟黄潇还在英国上大学……”

“高平，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早就该回去为国家做点儿事情了。”黄大年身子前倾，坐得笔直，急切地接过了她的话。

“国内可能比不了国外的条件，你和张艳现在周末还能出去郊游，在国内可能是五加二、白加黑，还可能会遇到你本来没必要受的苦……”

“你知道的，物质条件对我一点儿意义都没有。”黄大年诚恳地望着她说，又站起身来，用手指了指窗外，“你看，我在这儿，充其量就是个花匠，过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我真的不用再想了，已经想好了！”

高平见他态度坚决，又转向坐在对面一直沉默不语的张艳道：“你呢？妹妹？你舍得回去吗？大年回去有他的事业，你回去呢？”

张艳看了看大年，又看了看高平，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微笑：“大年去哪儿我去哪儿。我知道他，他想做事。”

她的眼里，有藏不住的深深依恋。她知道，为了这一刻，大年已经等了太久。可是，她也难以割舍这苦尽甘来的剑河生活啊！

这里，有他们亲手布置起来的房子，有还在读书的女儿，有她成功经营的两家中医诊所，有简单平静的田园生活，还有相濡以沫的记忆：他艰苦求学，她守家烧饭；他熬夜研究，她捧上夜宵；他养花，她种菜，岁月静好……

她知道，一路走来，大年有多少骄傲的笑容，就有多少辛酸的泪水：1992年的那个寒夜，初到英国，找不到住宿地址，他在街边的电话亭里“蹲”了一宿；1997年，重返英国，进入英国ARKeX公司工作，语言刚过关又遇文化隔阂，他深感融合之难，常常辗转反侧。

人到中年，黄大年可谓功成名就，可他心中仍有一种难以填补的失落。那其中，有“总把他乡作故乡”的惆怅，也有“万里长城家，一生唯报国”的豪情。这些年，每当黄大年听说有国内师生要到英国访学开会，他就会连夜打扫卫生、购置食品，把自己的家当成他们旅途辗转的接待站；当他听说大学同学家中困难、身体抱恙，他会用最快的速度冲到邮局，给同学汇去几千元钱；当他得知北京要申办奥运会，就发动一批留学生走上街头，担任奥运志愿者；当他渐渐在国际上有了名气，就利用各种假期回国讲学，介绍各国专家到吉林大学做讲座，以至于后来为了方便接待他，学校专门为他创设“流动编”教授岗位……

岁月见证，当初那个从大山深处坐着绿皮火车颠簸四天三夜到校报到的青年，凭借不懈的努力，成为改革开放后新一代知识分子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多年后，当黄大年载誉归来时，祖国已今非昔比。空气中，仿佛处处涌动着创新的因子，那个深埋在他心中的“报国梦”就如火山，喷薄而出，势不可当。

每一次在圣诞假期回母校讲学，都是大雪纷飞的寒冬时节。黄大年总是一大早就来到学校操场，踩着厚厚的积雪走一走，然后热烈拥抱前来欢迎他的“同门师兄弟”，一道去往“地质宫”。

两个多小时的讲座结束，他常会微笑着问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然后继续和大家聊上个把小时，茶水早已放凉也浑然不觉。

一次次的越洋穿梭，回国这个想法，渐渐从朦胧的怀旧化作浓烈的渴望，成为他心灵深处激情澎湃的涛声。

2008年除夕夜，黄大年邀请外国朋友到家中聚会，大家被中国的饺子和春节晚会吸引了。他十分兴奋，一晚上都在给大家普及中国文化。后来，他一下子停住讲话，看着荧屏，出神地听着，眼中涌出了泪，此时电视里正响起《难忘今宵》：“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

张艳知道，黄大年放不下祖国，这里纵使千好万好，也无法取代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也无法取代那个实现他梦想的母校。他只愿做祖国大地上一株傲然挺立的松柏，而不再是剑河柔波里一条随风摇曳的绿草。

后来黄大年收到母校吉林大学发来的邀请，希望他借国家实施“千人计划”的契机，回长春去工作。当他兴冲冲回到家，把这个消息告诉张艳时，妻子知道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而她一直在纠结的选择终于摆在了面前。望着他激动的神情，她一时竟不知该怎样回答。而他，看出了她的犹豫，心中有些慌乱，脱口而出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这一次，你要是不跟我回国，咱们就只能离婚了啊！”

她一愣，眼圈红了。他上前轻轻按住她的肩膀，劝慰道：“你不跟我回去，我没法全心投入工作。”

那一晚，夫妻俩没再说什么。对着月光，他们坐在钢琴旁，你弹我唱，重温了恋爱时最爱的那首《爱在深秋》：“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等到女儿放假回家，他和女儿促膝长谈：“潇潇，有这样一个机会，爸爸等了很久，我想回到中国去。”

黄潇知道，爸爸早就有这个想法。她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爸爸，我支持你，这个想法挺好的！我一个人在这里没有问题。”

原本，时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只是试探性地给他发了邮件，但没想到，黄大年很快就回复说：“多数人选择落叶时归根，但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好，而我现在正是最有价值的时候，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去，实现报国梦想。”

很快，黄大年打算回国的消息传开了。

英国ARKeX公司的负责人立刻约他到办公室谈话：“黄，你对现状有什么不满意吗？”

“没有，我只是想回我的祖国去工作和生活。”

“你已经是研发部的主任了，你们中国人做到这样很不容易，你非常优秀，放弃这个职位很可惜。”

“谢谢！我回到中国还会继续这些研究。”

“你如果从这里离开，必须承诺不使用这里的研究成果，否则公司有权追究你的责任。这点你清楚吗？”

“我非常清楚，我会递交辞职报告、签署保密协议，终生恪守我的承诺。”

“可是黄，请给我一个能让我信服的理由，为什么非要离开？公司很需要你，你还有很多发展机会。”

“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的祖国更需要我。再次感谢！”

同事们都堵在走廊：“伙计，别走！”“我们都是冲着你来的，你在这里，我们会有更多成果。”

黄大年麾下三百人的“多国军团”是一支科技尖兵，可以运用飞机、舰船等快速移动方式，对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的地球深部进行穿透式精确探测；更是一支战略奇兵，他们掌控的核心技术不仅可以用于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也可用于潜艇攻防和穿透侦察。

“谢谢大家多年来的信任、支持！希望我回到中国后，我们还会有新的交流与合作！我会一直关注你们的进展。”

在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中，黄大年一米七三的个头不算高。此刻，他站在中心，卻像是将军点兵。他用目光扫视一圈，对所有人做了告别。

一个从剑桥毕业的青年科学家激动地落泪了，他听过这个中国人讲起他的祖国，过来搂住了他。一个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科学家也走了过来，拍了拍黄大年的肩膀，又和他紧紧握了握手，默默转身离开。大家纷纷围了过来，用同样的方式，与他郑重告别。

国际航空物理学家乔纳森·沃特森后来回忆说：“当黄教授离开英国返回中国的时候，我们特别悲伤，对他的为人以及事业上的成就都非常尊重，许多人想让黄教授留下。”

有人曾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只有读懂了他独特的生存法则，才能理解他人生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才能理解他征程中的山高路远、激流勇进。

祖国，就是黄大年的人生归依。读懂了这两个字，就会明白为什么再好的物质生活也不能动摇他的心志，再多的名利诱惑也不能拖延他的脚步。

短短几个月，黄大年放弃了公司股份，处理了部分家当，和妻子商定把女儿留在英国独自完成学业，二人毅然决定回国。

有人联系张艳想要接手诊所。从早晨等到中午，黄大年都没有联系上张艳，他心里放心不下，赶去了诊所。

推开大门，径直走进屋里，眼前的一幕深深刺痛了黄大年：曾经井井有条的柜子凌乱不堪，药品、器械散落一地，张艳就坐在地上，守着这些年攒起来的“宝贝”，默默流泪。

原来，来人只是看中了诊所的位置，而这些物品需要张艳自行处理。

“她是学中医的，那是她一辈子的梦想啊！”黄大年一步迈了过去，一把将她搂在怀中。直到多年以后，他和友人说起那个时刻，依旧痛彻心扉。

飞机巨大的轰鸣声打断了黄大年的思绪。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回到长春，回归母校了。十八年的英伦生活，从此“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梦想，又一次启航

黄大年带着满腔的激情和一身的本领回来了。他要把这些年祖国对他的培养，他对母校的思念，都用智慧和汗水补回来！

回国不久，2010年2月，一个国家级的大项目找上门来。

“黄老师，我们领域正在部署一个航空重力梯度仪的项目，想在‘十二五时期取得突破。”科技部一位项目负责的同志开门见山，态度恳切。

这是国家正在酝酿的一个“863”“十二五”主题项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相关团队、仪器、设备都已齐备，只缺一个领军人物。有人向这位项目负责同志推荐了黄大年，经过简短的交流，来人发现他在这一领域的视野比其他人要宽广得多。怎么管理、用什么路线、怎么保证核心部件质量……他都“门儿清”。

“没问题。”黄大年笑容可掬地回答。“黄老师，我得和您说明一下，现在这个项目的情况是，您暂时拿不到一分钱、没有一个自己承担的课题，但是这个项目非常迫切，需要您做牵头人，请您来管团队、赶进度、帮忙指导技术……”

“没问题。”黄大年依然是这三个字，倒让这位同志愣住了。黄大年看着对方正色说道：“这是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重大研究，我愿意做。”

“做了牵头人，意味着这些项目和课题的评审、论证、验收，您可能都需要参与，需要额外占用您很多时间。”

“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干！没什么好说的。”黄大年语气坚定。

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一项战略尖端技术，这项技术就像在飞机上安装了“千里眼”，可以透视出地表下几百米深度内一辆卡车大小的目标，它不受地形限制，一天就可以高质量地完成传统方法几个月的工作量，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英等发达国家已使用这项技术进行军事防御和资源勘探。有人甚至把这个国际贸易中的“非卖品”称为“地球重力武器”。

没有谁比黄大年更清楚，在国外长期对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想要在这一领域取得从零到一的突破，有多难，又有多急迫！

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它牵涉材料、机械、电子、软件、大数据等众多交叉学科，仅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这种装备的研制就投入了十多亿美元。在近年来探明的国外深海大型油田、盆地边缘大型油气田等成功实验中，这项技术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前沿科技推动行业突破的典范。

但对于黄大年来说，航空重力梯度仪，也承载着他心中一个永远的痛。

那是2004年3月，北大西洋海底，黄大年正在专心做着试验。突然，有人通知他，家属来电话。

“大年！你还好吧？估计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了。”万里之遥，父亲的声音缓慢而虚弱。

“爸，您怎么了？”黄大年心急如焚。

老人突然病重，自感时日无多，家人几番辗转，终于联系上了黄大年。

“儿子，我理解你的处境……你要记住，你可以不为父母尽孝，但不能不为国家尽忠，别忘了，你是有祖国的人！”

“我们可以破例上浮，送你去见你父亲最后一面，但是你所从事的实验计划不得不因此中断。”舰长得知情况后，看着双手紧紧攥住话筒的黄大年，动容地说。

那时，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正处在军转民的关键阶段，如果不是黄大年的英国导师极力推荐，外方绝不会让一个中国科学家参与其中。如果中断试验，这个仪器可能就不会转为民用。而只有变成民用，中国才有机会接触这一技术。

黄大年抬起头，两眼通红，他望着舰长，最终摇了摇头：“我不能放弃。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黄大年把嘴唇咬出了血，坚持做完了试验。

半个多月之后，他重回陆地，奔回老家，在父亲的坟前长跪不起。

两年后，大洋彼岸的万米高空，他仍在进行着这项技术研究，弥留之际的妈妈打来电话：“大年啊，你在国外工作，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早点儿回来，给我们国家做点儿事情……”

“哥啊！妈妈一直心疼你，你这辈子总是离家太远，她在临终前还嘱咐我和妹妹千万不要怪你。”在老人的坟前，听着弟弟黄大文的诉说，兄弟俩抱头痛哭。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儿子上了终生铭记的最后一课。

多年以后，回到长春的那個夜晚，黄大年含着泪水，在一份呈报学校的工作自述中这样写道：“我的父母属于那一代历经了诸多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对国家还是儿女，以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只讲奉献不图回报的优秀品质为我们树立榜样；以为国家培养优秀儿女为荣，他们在人生最后时刻仍然表现出对祖国自始至终的忠诚、傲气和责任，令人由衷敬佩、永远怀念。父辈们的祖国情结，伴随着我的成长、成熟和成材，并左右我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选择。这就是祖国高于一切！”

“现在，儿子回来了！儿子要遵照你们的遗愿，为国家做事情了！”

一天都不能等。他把行李往学校安排的公寓楼一放，再把刚刚经历丧父之痛的张艳安顿好，买了张机票就飞去北京了。

几个月的时间，他跑遍了十几个与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相关的科研院所，彻底摸过“家底儿”后，他就把自己关进办公室，通宵达旦地设计科研思路，提出“从移动平台、探测设备两条路线加速推进”的方案；他向吉林大学提交报告，创设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启动“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课题。

入夏时节，地质宫陈旧的砖瓦挡不住瓢泼的大雨，锯末铺就的单薄屋顶吸满了水，顶层五楼俨然成了闷热难当的渗水木棚，时任地探学院党委书记的黄忠民去检查修缮情况时愣住了：

507办公室能蒙上的地方都用塑料布蒙上了，屋里到处摆着脸盆和大桶。黄大年穿着T恤衫、大短裤，坐在屋子中央，专注地在电脑上敲着字。于平、王郁涵就在他旁边，替他打着伞，核对着数据。

“黄老师，这屋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的，咋还工作啊？”

“忠民，我们手头要做的事情很多，一天都耽搁不得啊！”此时，黄大年不仅担任“863”“十二五”主题项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的首席专家，还接下了国家“863”计划资源环境技术领域主题专家的重任，负责策划、协调和组织中科院、高校等资源形成高科技联合攻关团队。

一时之间，在黄大年面前，至少有十五个大项目排着队。从立项阶段对技术思路和关键指标的讨论，到每一个课题的任务细化和实施进展；从每个年度的进展汇报，到项目立项获批两年后的中期评估，每一步都需要他通盘考虑、细致规划、设计实施。

有的人搞不懂，问他这些事情你在国外也不是没做过，干吗还要回国来受这份累？黄大年却说：“作为中国人，无论你在国外取得多大成绩，只要自己的祖国在你所研究的领域落后很多，甚至刚刚起步，那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只有在国内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

“黄大牛”与“大黄牛”

作为首席科学家，董树文正在全力推进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地球深部探测专项。该项目设置八大项目、四十九个课题，集中了国内一百一十八家机构、一千六百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参与其中，吹响了中国向深地进军的“集结号”。

当人口膨胀、环境恶化等问题敲响资源枯竭的警钟时，埋藏在地层深部的丰富资源却在静静沉睡。从理论上讲，地球内部可利用的成矿空间，分布在从地表到地下一万米，世界先进水平勘探开采深度平均在两千五百米至四千米，相当于给地球“掏掏耳洞”。

对中国而言，向地球深处进军已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我们不仅探测水平落后于欧美国家近三十年，矿产资源勘探深度平均也只有四百多米，油气开采平均深度不足四千五百米，且有部分地形复杂的国土迄今还没有被勘查过，三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也亟待探测和守护。

考虑到中国在深探装备领域长期依赖进口的情况，有关部门提出在深探专项八个项目已全面启动的情况下，追加第九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该项目斥资三亿元人民币，牵涉技术领域众多，谁来“挑头”直接影响整个大项的进度和成果。彼时，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已经制定了初步方案，黄大年回国后，在科技部和财政部有关领导的引荐下，董树文与黄大年见了这一面。很快，董树文召集几家单位共同商定，并且经时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朱日祥院士同意，请黄大年主持该项目。这个项目为黄大年量身定制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

如果说“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项目就像在飞机、舰船、卫星等移动平台上安装“千里眼”，看穿地下深埋的矿藏和潜伏的目标，那么“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就是研制给地球做CT和核磁的仪器装备，让地下两公里甚至更深处都变得“透明”。黄大年感到，这是祖国对他莫大的信任，这两个项目如果能在他的努力下比翼齐飞，祖国的深探事业不可限量。他恨不得立刻就全速推进，把“国家失去的三十年时间追回来”。

孰料，在深探专项第九项目的首次讨论会上，黄大年的亮相引起一片哗然。

黄大年说：“既然我们落后很多年了，就不能从零开始，而是要把国外最先进的设备买过来，对关键部位和插件进行升级改造，让我们的‘蓝军直接进入‘红军的心脏，一举站到巨人的肩膀上。”

所谓“蓝军”，原指在军事模拟对抗演习中专门扮演假想敌的部队，通过模仿对手的作战特征与代表正面部队的红军进行针对性的训练。黄大年的“红蓝军路线”，就是通过红军、蓝军之间的结合与比拼，利用西方已有的技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巨人。

所有在座的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红蓝军路线”。中国地学界长期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荣，黄大年这种“把人家后台数据库买过来，进行插件升级再卖回去”的想法，可谓“惊世骇俗”。

黄大年丝毫不介意众人异样的眼光，继续说：“好比一场马拉松，别人已跑了半程，中国要从头起跑，恐怕很难赶上，我们也等不及，必须另辟蹊径！”会上，董树文虽然也没有完全理解，但他相信：“从大年嘴里说出来，一定有着深远的考虑。”

会后，黄大年拿出他的调查报告，向董树文解释说，中国深部探测的关键设备九成依靠进口，国内中档设备可用的不到10%，甚至这里面还有不少核心技术和重要部件也是国外的。国外拿出一套设备，肯定是市场卖一套，家里存一套，正在研发的又是一套。如果不找到后发优势，我们和国际上的差距可能相差至少三十年并且始终难以缩小。

董树文被黄大年的激情感染了，也被他提出的“后发优势”说服了。

“首席支持我，我就这么干。”黄大年雷厉风行，立刻跑出去搞市场调研。没过多久又旋风式地来到北京，张口就说要建平台。”

“什么平台？”董村文看着眼前背着大包，兴冲冲进来的黄大年问道。

“移动平台综合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平台。”黄大年边回答，边掏出手绢擦着汗。

搞油气的人知道，平台是一套软件系统，所有的地质、地球物理和钻探数据在这里集成。黄大年提出的预算，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可以买两套。

“你买两套干什么？”

“不是，我只买一套，咱们连后台和元数据都买回来，买回来以后做插件，马上去升级，升级以后我再卖给他。”

董树文最终批准了。很多人听说后摇摇头，并不看好这些“玄乎事儿”。

可是黄大年不以为意，他就像一台刚刚装载的新马达，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机器的转速带到最高。

他找人翻译出版了一本《疯狂科学家俱乐部》，送给参与项目的各个机构和单位，书中介绍了美国进行组织创新、开展大科学研究项目的先进经验。他逢人便说：“真正的研究不是分散的、自发的，而是系统的、集成的，应该借鉴国外大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组织重大科研项目，征集最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完成重大攻关。”

他又引入一套项目管理系统，把第九分项的任务分配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用计算机记录工时。哪些属于智力问题、哪些属于资源问题、哪些属于人为阻碍，他都会实时监督，直接干预并询问指导。

有的人直接抗议：你把科学家当什么了？！我们是科学家，不是机器人！

黄大年却坚持：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一周的目标就是一周的目标，每天几点到几点必须把目标完成！

晚上11点，黄大年通常会登陆管理系统，浏览每个环节的工作进度：项目是否进展顺利？之前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技术和资源上有没有他能予以支持的地方？

对黄大年来说，这个软件就像是一片安眠药，吃了这片药，晚上就能睡个好觉；同时它又像是一支興奋剂，点开一看，他提笔就列出一个问题单，往往又是一夜无眠……

可是，没过多久，黄大年发现，自己浑身的劲儿像是打在了棉花上，一些人认为“外来的和尚乱念经”，压根儿不认可他的学术权威和领导能力。

焦虑、失眠、进度慢……黄大年一度患上带状疱疹，甚至萌生了辞退首席科学家、做普通教授的想法。

高平找到他，说：“大年，你不能走，你不能轻易把这片刚刚看到的阳光撤走。”

沉默半晌，黄大年说：“我再考虑考虑，我没想到，真的很难。”

黄大年常常一个人走在学校操场的跑道上。一个团队的师生们都不忍心去打扰他：“黄老师想干事，我们能理解他那种痛苦，也能感觉到他那种孤独。”

2010年7月，有关部门邀请七十多位“千人计划”专家赴北戴河疗养。和这群“千人计划”专家在一起，黄大年感到轻松自在，思路开阔不少。

“大家有一样的理念、一样的情怀，回国以后都遇到不少类似的苦恼。”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回忆，他和黄大年在那里初识，找到了一种“无须语言交流，一个眼神就够”的默契。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竟前来探望，倾听大家的想法和建议。

“国家领导人是有眼光、有想法的。”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黄大年的心境变得从未有过的旷达，就像暴风雨过后的大海，浩瀚而平静；又像鼓满风帆的航船，期待着新的远航。

回到长春，他发现电视里播了这一新闻，“周围的环境很快发生了改变”，他的创业热情再度迸发。

黄大年找来钉子、锤头，亲手把在北戴河休假的合影挂在办公桌对面的墙上，还对团队成员说：“士为知己者死。国家这么一搞，大家对我们‘千人专家的认可度提高了，我得努力干啊！”

2014年下半年，深探专项第九项目传来捷报。移动平台综合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平台的二十四个插件完成了，整个系统实现了升级换代。

黄大年大张旗鼓地在全国搞了一次培训。当初卖给他平台的公司发现：“你们用的怎么比我们的好？我们也要买这套系统。”黄大年嘿嘿一乐：“项目完成后成交！”

這就是“红蓝军路线”！谁也没想到，黄大年一击即中，实现了预期目标！如同拨云见日，整个中国深探领域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

“地壳一号”万米科学钻被称为“人地望远镜”，是深探专项第九项目的核心内容。

董树文受到启发，提出建议：“我们能不能用大年的观点，做万米钻机？”研究单位说：“我国目前只实施过五千米科学钻探，目标研发七千米钻机已经很不错了。”

董树文说：“石油勘探已经使用万米钻机，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平台上，研制核心部件升级改造，一步到位。”

对方又说：“可是我们花了一千九百万购买的是七千米的平台。”

“那再争取预算，向财政部报告。”

后来，“地壳一号”这个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庞然大物从四川运到大庆油田时，用了五十辆六轴大货车运送，一举创下了地下六千米钻探的亚洲纪录，并且还在向地心进发。被国外一直垄断的设备终于换上了“中国芯”！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德国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地下万米钻探技术的国家，黄大年团队成功了！过去不服气的人开始另眼相看，一些人还友好地送给他一个绰号——“黄大牛”。

黄大年的助手渐渐发现，来找黄老师的单位越来越多，想要寻求他支持的课题越来越多，黄老师承担的任务也越来越多。

虽然黄老师的名片上只印有“吉林大学教授”这一个名头，可实际上，他承担了国土资源部、科技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的项目决策、专业咨询和课题评审等很多义务工作。

于平经常会在半夜接到黄老师的紧急电话，让她组织团队即刻进行一些数据分析。有很多事，属于国家应急需要，与团队的工作并不相关，不仅是于平，团队的其他成员也都怕黄老师的“夺命连环电话”。于平劝过黄老师：“咱能不能少管点儿闲事？”结果他呵呵一乐道：“都是国家的事，哪里有闲事！”

黄大年还应邀担任国家“千人计划”联谊会科技创新工作组副组长，牵头发起成立鲲海创新研究院，并担任首届副院长，组织“千人计划”专家与国家战略发展需求进行有效对接，使其成为推动前沿技术与军民融合发展的公益平台。

在黄大年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千人计划”专家和海归科学家开始意识到：一个优秀的科学家要具备深远的战略眼光，他规划与完成的事情，应该服从于国家需要，应该站位于国际前沿，应该集成符合国家利益的成果，更应该具有可以冲向世界巅峰的创新力量。

浙江大学医学院杭州滨江医院副院长、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田梅清晰地记得，2016年10月29日，第二届“千人计划”执委会扩大会议在京召开，黄大年就像平常一样，提着黑色的行李箱匆匆赶来，满头是汗。然后，他观点鲜明、逻辑严谨地分析了我国在科研领域方面的短板，又从规划政策、组织攻关、创新创业、实施举措等方面提出意见。会议一结束，他又赶往别的地方……

七年如一日。黄大年办公室里的九组书柜塞得满满当当，除了专业书籍、项目报告，还有一沓又一沓的学术笔记、发言汇编。最右侧的柜门里，挂满了参加各种会议活动的挂牌，下面还极不相称地塞了一床棉被。无数个赶进度、做课题、修改材料的深夜，他就是裹着这床被子在沙发上凑合几个钟头，第二天起来又是精神抖擞。

大家又给这位“黄大牛”起了一个绰号——“大黄牛”。

是熔岩，也是清流

一天深夜，黄大年的好友、时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的杨长春接到了他的电话。聊了没几句，杨长春就听出黄大年情绪不对。其实，他已风闻“圈里”一些议论，大概是说黄大年“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人情世故”。

比如，项目启动要先写规划，有些专家承担的科研任务比较多，不能全程参加，他不论名头大小，一律通报：“如果想要点卯挂名，就不用来了。”开论证会，无论什么人在场，他发言从不穿靴戴帽、寒暄客气，而是直指问题，一针见血。

又比如，参加项目评审，他语气和善，却随时“开炮”：数据引用有问题，他立刻指出；指标参数不清晰，他不予签字；PPT里有错字，他也要一一纠正。

黄大年想不通，说：“这都是按科学规范做事，为什么有人不理解？”

杨长春劝他道：“你刚回来，人生地不熟，你这干的全是得罪人的事。”

可是黄大年却说：“我就是想干成事，不这么干不行啊。”很多机构和单位想要参与深探专项第九项目。黄大年不看介绍材料，也不提前通知，直接钻进人家的实验室和车间，查验对方的资质水平。“相中”了以后，他就直接给对方打电话，上来就和人家说：“我有个上亿元的项目，你们的技术符合我们的要求，我可以提供经费，一起合作完成这个项目。”接电话的一头雾水，以为是骗子，有的还曾打电话到吉林大学核实真伪。

有一段时间，刘财陪同黄大年外出拜访、争取经费，发现“大年到了人家那儿，从不谈钱”。

有一次，他们去见财政部一位司长，两个多小时，黄大年掰开揉碎地只讲国际上都在做哪些尖端技术，这些技術对中国有什么用，似乎把经费的事情忘在脑后，这让一旁的刘财暗暗心急。没想到那位司长还没听够，中午把他们留下来吃了盒饭，此后不仅痛快地批了经费，还一直追着黄大年做项目。这种情形在平时是很少见的。

有自认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专家找来，想替某科研机构“拉点儿经费”，他一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直接把对方噎了回去。后来对方发现，就连黄大年所在的吉林大学也没有多拿一分钱，也就没多大怨言了。

黄忠民看他整天飞来飞去，手头的项目却大多给了外校，十分不解地问他：“我说大年老师，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忙？你忙我们地探学院的事情我当然大力支持，忙吉林大学的事情，我也非常支持，但是你帮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出谋划策，帮他们设计项目，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要是争取到一大笔钱，可能意味着咱们这边要少一部分经费了……”

黄大年却十分耐心地对他说：“忠民，咱们不能那么狭隘，我们要站在国家层面来考虑问题。在我们能力之外的，就应该联合国内更多高校共同来把事情做好。”

但有一次，超然物外的黄大年发了大火。

按照项目要求，深探项目第九分项要召开月度项目课题组长视频答辩会。

“怎么回事？小王，你都催过了吗？”黄大年迈着大步，急匆匆地跨进会议室的门。

“都催过了啊，黄老师。”王郁涵偷偷瞄了一眼墙上的钟，9点50分了！

此时项目千头万绪，正是确定各个课题具体目标的关键阶段。距离开会还有10分钟，要求提前上交的材料还没收齐，视频会场的人也没到齐。

“人浮于事！”黄大年突然把手中的滑盖手机砸向地面，手机屏幕摔了个粉碎，在场的几个人都惊呆了。

“我们拿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怎么能如此草草做事呢？汇报的PPT不好好做，开视频会也不按时到。我们得遵守契约精神啊！”那天会后，黄大年还在生气。王郁涵默默地把手机递给他，屏幕已裂成了蜘蛛网。

事后，黄大年对董树文坦言道：“我有时很急躁，我实在无法忍受有人对研究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下去，中国会赶不上啊！”

“大年，你要服水土，很多事情要慢慢来，逐步跟你的想法对接！”董树文善言道。

“那不是我！要是那样，我就不用回来了！”黄大年执拗地说。

董树文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别看大年平时乐呵呵，急脾气上来很犟的，“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黄大年着急啊！一身绝技施展不开，他着急；在深探领域祖国和世界存在着看得见却摸不着的差距，他更着急。他想用五到十年，使我们国家成为在国际上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掌握高精尖技术的国家，他觉得就应该抓紧实干！

黄大年坚持以项目管理的方式抓科研协同。他提出“滚动中淘汰”，“前期给了五百万，干得不行，下一期的钱就收回来”。“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很吃惊：“钱都答应给了，怎么可能收回来呢？”

可黄大年硬是拉下脸来，在管理中形成了中国科研前所未有的倒逼机制。

杨长春理解他：“大年追求的是科技的极限，他不是去抢跑，而是在做事情之前，就先想明白科技的巅峰在哪儿、极限在哪儿，他想到了极限，就争分夺秒去跨越极限、赶超极限，这就是他着急上火想去突破的原因。”

高平也跟他深谈过多次，到最后黄大年说：“咱俩聊过以后我心里好受多了，我回来干吗？不就是要迎接这些挑战吗？！我一定会适应环境，努力去改造环境。”

在祖国的科学事业面前，黄大年的激情就好像大地深处的熔岩，喷薄而出，奔流向前。深探专项经常开会，特别是在策划重大专项时，议程常常是今天通知、明天开会，可身在长春的黄大年十次有九次都会按时出现。董树文说大年是出勤率最高的核心专家组成员。高平问他：“你累不累？前天刚走，今天又来。”他却说：“这么重要的会我一定要来。”

高平很感动，她从没看到黄大年疲惫的样子，看着他聚精会神的样子，不知道他牺牲了多少休息时间，可以想象，他是怎样行程满满、天南海北地奔波。

会议讨论时，黄大年的那种方式一开始让董树文也受不了。他跟人们也交流过，会上最直接的就是黄大年，台上还没讲完，他底下就给你“捣乱”。

“院长，这个目标我认为定得有点儿不太科学！”

董树文隐忍地问：“大年，你等我讲完再说行不行？”

结果黄大年愣是回了句：“不行！你们不能这样说！”

慢慢地，董树文意识到这不是坏事，间接地也就接受了。此后，凡是深探项目的会议，大家把事情都放在桌面上讨论，不再“弯弯绕”，也没了背后的“小动作”。

深探专项第九项目做第一次年度汇报的时候，黄大年的课题按次序被排在最后。他上台汇报的时候，已是下午了，底下的领导和专家走了一大半，剩下的人也都满脸疲态。黄大年当着众人的面跟董树文“发飙”了：“领导怎么这么不重视？两天的会，第一天下午就走了。你也不重视！”

“我怎么不重视了？”

“装备是深探事业的硬件基础和关键支撑，你把我的汇报安排在最后一个，大家都没有兴趣听了，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反馈，这么做还有什么意思？”

董树文听了，觉得有道理。第二年汇报，他说服其他项目，把第九项目安排在了第二个，结果黄大年就像孩子得了块糖，心满意足。

从会议形式的创新，到项目机制的变革，深探专项不是第一块“试验田”。一张表格上，密密麻麻记录着七年间黄大年一力承担的诸多项目。还有许多项目，无法在这张表格上一一列出。

2016年6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黄大年与中国科技界首位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国际著名量子通信专家潘建伟、国际著名生命科学专家施一公等，一起上榜。

很多人并不清楚黄大年从事的地球探测项目究竟有何深意，但却记住了他和善的微笑，还有他简洁明快的座右铭——为梦想而行动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

为梦想而行动！7年间，黄大年带领四百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显著成果，为产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基础；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无缆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统工程样机研制突破关键技术，为开展大面积地震勘探提供技术支持；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样机“地壳一号”横空出世，超深井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向前迈进……

而刮起“大年旋风”的深探专项，更是以第九项目的结题为标志，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国深部探测五年取得的成果超过了过去五十年，国外专业期刊这样评价：中国已正式进入“深地时代”！

有些成果，是看得见的贡献；有些事情，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平说：“大年对待科学是很‘任性的，他不唯上不唯权不唯关系，不允许‘你好我好大家好，带回来一股清流。”

以至于有些会议他不到场，有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就会问：那个“爱提问题”的专家怎么没来，科技部的一位同志认为，“黄大年能围绕一个问题讲到方式方法的层面上，而不是提出‘瓶子没拧紧‘线画得不直等表面问题去规避风险。”

很多青年学者见了他，总是既忐忑又期待，忐忑的是任何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期待的是他不仅会提出课题报告中有哪些问题，还会提出下一步怎么改进、怎么规划、怎么转化成产品。

黄大年说：“我在国外时接待过很多国内的团组，我很想把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他们，不要再走弯路。”

杨长春感到，如果一个首席科学家，认真地带着情怀去做一件事，这件事或多或少、或快或慢还是会被推动起来的。有很多过去感到“不舒服”的人后来也意识到，黄大年的建议是有益的、真诚的，也开始向他求教，与他交流。

渐渐地，只要知道他在学校，总会有本校的、外地的青年教师来请教，在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别的学校要申报课题，只要他认为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他就帮人家跑项目、跑资金，把竞争变成合作。

黄大年的秘书王郁涵开玩笑说，“得准备个叫号机”了。那些学术问题，哪有那么容易讲清楚，可是黄老师从来不嫌烦，会给他们掰开揉碎地讲两三个小时。

轮到他自己的事情，他卻抽不出时间了。学校领导几次催他抓紧申报院士，他婉拒道：“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代表单位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他能一口气准备十几页的材料。但要让他填报个评奖材料，半页纸都填不满。

他的团队分分合合。有的人觉得跟着他捞不着名头，走了；有的人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也走了。为了留住“刚刚冒出的苗子”，他一次次找学校、想办法，掉过不止一次泪。

有人劝他：“黄老师，咱也当个领导，这些问题不就好解决了？”可他说：“要是需要这些，我就不回来了。我们是为国家做事。只要塌下心来，就能水到渠成。”

一次，高平到吉林出差，特意去黄大年的办公室看了看。他热情地带着她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从这个设备看到那个仪器。

看到这些与国外完全接轨的开放研究空间，高平问他：“现在这里是不是有你在国外工作时的影子？”黄大年高兴地回答说：“你看！我有一支团队了，不是我教他们学，我们是一个共同创新的整体，将来是要干大事的！”

黄大年最得意的是他设计的茶思屋。在507办公室的对面，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干净素雅，沙发、音响、投影、吧台……入门处的书架上，摆放着最新出版的国际期刊和学术杂志。直通屋顶的欧式酒柜上，团队的奖状奖杯摆在最上面，白酒、红酒、香槟摆在中间，下面微波炉、咖啡机、面包机一应俱全。

从一间空屋子开始，黄大年用自己的钱，一点一点添置了茶思屋的各种家当。在这里，他常会惬意地煮一壶咖啡，与来访的外国专家交流观点。或是叫上三五师生，来一场“头脑风暴”。每年圣诞节，这里的圣诞树、蛋糕、水果、啤酒，还有空灵的圣歌，都令他仿佛回到剑桥生活。

黄大年拉着高平在茶思屋门口合了影。高平蓦地发现，大年鬓边的白发多了，肩膀有点儿塌，脸色也没有在国外时红润。可是他站在那里，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仍似一个朝气蓬勃、以梦为马的青年。

生命倒计时

2016年6月27日，黄大年晕倒了。

临近正午，507办公室内突然传出“嘭”的一声，惊动了坐在外屋的王郁涵。她推开门看到黄老师躺在地上，赶紧拽过他的书包，找出他叮嘱她准备的速效救心丸，给他塞到嘴里。过了一会儿，黄大年醒来，对王郁涵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许跟别人说。”王郁涵顶着黑眼圈，飞快地看一眼黄大年办公桌上小山一样高的一摞材料，默默地应了。

深探专项答辩进入最后倒计时，他们已经熬了将近三个通宵。

黄大年更是逐页检查、反复推敲。“这个项目，可是凝结了我们团队六年的心血，一点儿不许松懈。”黄大年像是在跟王郁涵说，又像是在喃喃自语。他走到办公室门口，关上门，在沙发上躺了二十分钟，就赶往北京参加答辩。到了宾馆，已是晚上十一点，他把师生们汇总的全部答辩材料拷贝出来，就一个人回了房间。

那又是怎样的一个不眠之夜啊！

第二天下午两时三十分，黄大年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又含了几粒速效救心丸，以惯有的自信完成了历时两个半小时的答辩发言。

专家组验收结束后给出结论：项目成果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是国内同类项目评审中的最高评价。

由此，中国重型探测装备技术研发实现了弯道超车，完成了跨代飞跃！

那一天，很少沾酒的黄大年一口气喝掉半瓶，他在微信朋友圈写下这样的感言：

我和我的团队成员五年多来没轻松过，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更没睡好，有累倒的，有忧郁的，有半道放弃的，还有失去家庭生活的……我在最后一刻也终于没撑住，倒下，我是吃着救心丸上验收场的，别人替代不了。但是，正是这些项目能为吉大培养出一帮“疯子”和“狂人”，一批能打硬仗的精兵。

身体已经发出强烈预警，可黄大年却依然像一台永动机，一刻不停。

他的内心时常涌出巨大的不安全感。他担心在科学的竞跑中，取得的任何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他生怕稍微慢一步就被落下了。

这种“不安全感”、这种“本领恐慌”，让这个“拼命黄郎”更加疯狂，他像只陀螺转到了极限！

看着他加班加点却眉头紧锁的模样，杨长春知道，大年需要不断地去破除、否定、推倒自己已有的东西，去一点一点地提高、赶超。他已经找到了追求事业和梦想的巅峰状态，离胜利的时刻应该不远了！

正是这个“拼命黄郎”，每年几十次往返于十几个科研机构，协同几百位科学家并肩奋战，用五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二十年走过的艰难路程。

在他牵头项目下设的尖端装备重力梯度仪的研制上，我国数据获取的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研发速度相比至少缩短了十年，在算法上则达到了与国际持平的水平。

也正是这个“拼命黄郎”，又从战略高度提出研发我国大深度、大面积、高效率的快速移动探测系统和综合地球物理资料处理解释系统的目标。在他一次次不辞辛苦地向有关部门讲解后，国家批复了三亿多元的科研经费，比预期申报的增加了一亿多元。

“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热情，谁能这样坚持下来？”看着黄大年因为科研进度欣喜若狂的样子，董树文也时常想起他刚刚回国时的情形：这个从一开始很不习慣，不习惯我们开会、不习惯我们讨论的人，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和改变，才能引领协调这么多科学家完成这么多、这么大的项目？

黄大年的生命，在向科学事业的巅峰进军中，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火光。可支撑这火光燃烧的身体，却加速走向死亡。

2016年11月29日，日程表上龙飞凤舞地标记着“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部年度工作会”。这天凌晨，在北京前往成都的飞机上，黄大年又晕倒了。

“病人什么情况？”凌晨两点，急救车一路开进成都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大楼，医生一边推着担架床，一边看着这个面色青黄、脸冒虚汗的中年男子。“在飞机上，他说胃很疼，就昏过去了。”同行的一位同志焦急地回答。

“他吃什么了？”

“他今天没顾上吃饭，登机前就喝了一瓶冰可乐。”

“可乐？”医生带着怀疑，想为他做初步检查，却怎么都拿不开他抱在怀里的电脑。过了一会儿，他终于醒来，睁眼看到医生，微微一愣，又赶紧摸了摸怀中的电脑，喘了一口气，对旁边的同志说：“我可能不行了……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这台电脑，在黄大年眼中，比命还重要。他从国外两手空空地回到国内，这台电脑里装的，都是他呕心沥血的精华。

这一晚，黄大年始终抱着那台电脑，睡得很不安稳。早晨一睁开眼，他就强撑着爬起来。护士赶过来劝他做进一步检查，他却往嘴里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背起背包奔出病房：“还有个会，挺重要的，我得去。”

当他匆匆跨入成都市翔宇宾馆的会议室时，有人下意识地看表，黄大年怎么会迟到？也有人注意到，这个总是一丝不苟的人今天有点儿不一样。

他的那件黄色呢子西装皱得厉害，背也挺不直，脸色泛着青黄，下巴上还有没刮干净的胡茬。直到登台演讲，他才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一边熟练地演示着他无懈可击的PPT，一边滔滔不绝地导出他最新思考的问题。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他叮嘱于平不要告诉其他人，以免影响工作。还没出结果，他又跑去北京出差。

检查结果：疑似胆管肿瘤。

于平一下子懵了：这种病怎么会落到了黄老师身上？！

那天晚上，于平在家附近的一间咖啡馆坐了很久，直到止住哭泣，才敢接起黄老师不断打来的电话。

已近午夜，黄大年刚刚兴高采烈地和一些专家探讨了一些问题，又来询问工作的落实情况。于平强打精神回答着，却一遍遍在心底问着自己：“黄老师身体这么好，却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她想到他没日没夜的作息，想到他草草了事的饭食，想到他一杯接着一杯的黑咖啡，想到他敞开窗吹着冷风提神，想到他有几次腹部痉挛的突然发作，想到他越来越不爱下楼、越来越疯狂地工作……

她怨黄老师，每次劝他要注意身体，他总是走到窗边，炫耀式地举举杠铃说：“我们地质人，翻山越岭，走南闯北，身体好啊！”

她恨她自己，每次黄老师错过了体检，她都没有坚持己见，没有硬拉着他去医院……她还想到了黄老师这两年时常挂在嘴边的话：“我是活一天，就赚一天。”

为什么黄老师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一种可能的答案，是后来在他家中发现的。

黄大年离开后，王郁涵陪着黄大年的妹妹黄玲去家中整理遗物。房子空空荡荡，从门厅到卧室，好像很久没有人住过。走进卧室，打开衣柜，有很多没拆包装的羊毛衫和衬衫，“原来，黄老师不是没买，而是没时间打开。”王郁涵的眼泪刷地流下来了。

她想起黄老师身上的衬衫都洗得软塌塌的，每次问他怎么不换几件新的，他总说“洗旧了的贴身，舒服”。

有一次，她发现黄老师常穿的一件羊毛衫的胳膊肘破了，她用手指了指，提醒黄老师。黄老师一看，圆圆的脸上露出一个憨厚的笑：“没事儿，不耽误穿。”

正在她出神的时候，黄玲走了过来，眼圈红红的：“给你看一样东西。”

黄玲拉着王郁涵走到床边，打开床头柜上的三个抽屉。打开的瞬间，王郁涵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嘴。

三个抽屉里，满满地堆着药：胆舒胶囊、六味五灵片……

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幅画面：凌晨两三点，也许更晚，张艳等得太久，已经睡下。黄大年到厨房倒了一杯热水，然后悄悄地走进卧室，从床头柜里拿出一板药，坐在饭桌前默默吞下……

永远的“班主任”

2010年8月的一天，黄忠民来找黄大年，语气有些迟疑，试探着问道：“大年，咱们学院想设置‘李四光本科实验班，想邀请一些大专家担任班主任……”

“没问题，我愿意。”黄忠民心头一热，他没想到“已经把一分钟掰成几瓣用”的黄老师没有丝毫推诿，立马就应了下来。

新学期开学，“李四光班”的教室里先后爆出两次欢呼声。第一次，是黄大年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地走上讲台，同学们被他“不凡的气度”彻底征服。第二次，是黄大年宣布为全班二十四名同学每人发放一台笔记本电脑。黄大年说：“要想探索前沿的科学，首先要掌握先进的手段。”

为了让学生们开阔眼界，他帮他们订阅期刊，送他们出国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回来后有一些支出不可以报销，他当场就把票据撕掉了，然后自己掏钱补给学生。

黄大年的办公桌旁有两张椅子，两台电脑。倒不是因为“阔绰”，而是专门为学生准备的。学生来了，就坐在黄大年身旁，一人一台电脑，讨论才清晰高效。有时，他碰见学生们有公式和计算方面的难题，就随手拉张椅子，在白纸上手把手教起来。

每次，当他为学生讲完一道题、推导完一条公式，他常会对他们说：“你们的竞争对手在外面，要以国外剑桥、牛津等一流高校的学生为榜样，追赶强者并超越他们。”

学生们常常觉得，黄老师是天底下最忙的老师。可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觉得他就在身边。傍晚时分，如果走廊里传来又急又重的脚步声，学生们就知道，是黄老师来了，他会一间一间屋子走过去，挨个询问大家吃没吃晚饭、有没有问题。

“绝不能亏待了这帮孩子，绝不能耽误了这拨人才。”这句话，黄大年常挂在嘴边。地质宫顶楼冬冷夏热，黄大年给每个实验室配备了电暖气、电风扇，到了暑期就让妻子张艳给学生们煮绿豆汤，用大锅盛着送过来；入了冬又让张艳包饺子给孩子们吃；雾霾天，他给学生们买口罩，还教大家正确的佩戴方法；怕孩子们想家，他几乎每个节日都让学生去家里吃饭，油烟过敏的他还亲自下厨做油焖大虾；出国时，他会带着两个空箱子，专门给学生买礼物；接学术电话时会开着免提让学生们一起听；学生毕业回来看他，他也要请吃饭，问学业长进；谁没有对象，他也要操心，恨不得帮别人规划一辈子……

2014年的国庆节，黄大年又带同学们去净月潭徒步。风拂杨柳，碧波云影，醉人心神，黄大年背着相机，健步走在前面，一会儿给大家照相，一会儿又和男生赛跑。

他发现张代磊、张冲和周帅三个人默不作声地跟在大家后面，就悄悄来到他们身边，轻声对他们说：“是在为读博士的学费发愁吗？如果手头不够，先别向父母开口，我这边给你们垫上。”

王郁涵单独交给每个学生一万块钱，说是从学科经费里节省出来的。第二年的学费也是这么解决的。后来，同学们申请了国家助学金，补齐了这些费用。一直到黄大年去世，他们才知道，当年的学费都是黄老师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们垫付的。

黄大年发自内心地爱学生，一有时间就想和他们在一起。

2016年4月，为了给学生作报告，他从长春辗转北京、南宁出差，抽空赶回长春作了报告，当天又赶回北京，接着回长春待了几天，复去天津，第二天又回来给学生作报告，马上又赶赴河南……黄老师就像一部永不停歇的马达。

学生们也爱他。可是黄老师越来越忙，大家多想和他多待一会儿，一起吃吃饭说说话啊。

2016年9月8日，学生们知道黄老师又要出差，就买了蛋糕、水果，跑到黄老师家，想同老师和师母一起庆祝教师节。可是，没想到，黄老师当天临时有事又要出差，大家才坐了半小时，就依依不舍地把他送出家门。学生们联名写了一张贺卡，被黄老师摆放在书柜中最显眼的地方。大家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黄老师，在别人眼中，您是位儒雅又有风度的大学教授、健谈而不失风趣的闻名学者，博学多识、精益求精的科学大家，而在我们眼中，您更是传道授业、解疑释惑的严师慈父，幽默风趣、推心置腹的忘年之交，多才多艺、帅气爽朗的吉大“欧巴”。老师您辛苦了！

谁也没想到，那是黄老师度过的最后一个教师节。

12月5日，黄大年住院前最后一次出差回来，照旧先回了办公室。

和往常一样，同学们都到他办公室门前排队问问题。排到王泰涵時，已是晚上九点多了，他探头一看，黄老师靠在椅子上，神态疲惫，就说：“老师您回家休息吧，我明天再问。”可黄大年拍了拍旁边的椅子：“没事，来吧。”

一个多小时后，四个问题解答了两个，黄大年说：“剩下那两个我再思考一下。你吃饭了吗？我请你吃饭吧。”王泰涵这才意识到，从机场赶回来的黄老师还没有吃晚饭。

黄老师入院的第二天，点名让王泰涵过去。王泰涵一进病房，打了一天点滴的他从床上坐起来，招呼王泰涵挨着床边坐下。

“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你提出的后两个问题，现在就在这儿给你讲讲。”边写边讲的黄老师手腕里还埋着针管，胳膊也有些颤抖，不停地喘着粗气。

王泰涵眼眶发热，赶紧低下头做笔记。黄老师陆陆续续讲了四十分钟，他一字不落地都记在了本子上。过了一会儿，黄老师不说话了，王泰涵抬头，才发现老师睡着了。

泪水再也无法抑制地夺眶而出：“敬爱的黄老师啊，您已经累成这样了，惦记的还是我们的学业……”

七年间，在黄大年指导的研究生中，共有十四人获得省部级奖励，八人获得国家奖学金，三人获得“李四光奖”。在给学生设计研究方向时，他总是考虑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发展前途，并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每个学生都像一块璞玉，被黄大年发掘着、打磨着。他发现侯振隆喜欢推导公式，就给他买些专业书籍；他鼓励周文月学好英语，建议她多看英文电影；他要了张代磊在线申请的账号和密码，对赴外交流提交的各种材料反复确认。录取结果公布了，他第一时间告诉张代磊，又叮嘱研究细节……

现在，黄老师不在了。他只记录了他们的青涩，却没能见证他们的成熟……

学生们去实验室学习的时间比以前更早了，晚上回宿舍的时间也更晚了，就连周末休息也是全员到齐。很多学生记得黄老师说“做什么就要有什么的样子”，按照他教的样子擦桌子、整理资料。

王郁涵每星期都会修剪黄老师办公室中的绿植，她记得黄老师偶尔看到哪片叶子枯了，都会不开心。他说花长得不好，不是花的问题，是养花的人没用心。事情做得不够好，同样是因为做事的人没有做到全心投入……

原本以为黄老师走了，大家就散了，可是没想到，大家决心要完成黄老师未竟的事业。

“等你们学成，再汇聚起来，就是未来中国科技的生力军。”黄大年曾结合每个人的专业特长、兴趣方向、性格特点，将学生置于未来研究的某一个点，最终汇成祖国下一代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科研人才网络。

现在，他的学生们就像一粒粒蒲公英的种子，撒播在世界各地。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周静静〕

〔原载时代文艺出版社

《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黄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