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雅 李 森 汤 强



居住区可步行性对老年人体力活动水平的影响研究进展

黄剑雅 李 森 汤 强

（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33）

随着社会生态学的发展，居住区建成环境已经成为影响老年人体力活动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有关社区步行性与体力活动关系的研究不论是在体育科学领域还是城市规划领域都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但是由于调查手段的复杂性以及调查人群的多样性，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未明晰。文章综述近年来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进展，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同时为政府打造老年人宜居社区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可步行性；老年人；体力活动

2018年2月26日全国老龄办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截至2017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1亿，占总人口的17.3%。2017年，全国新增老年人口首次超过1000万，预计到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4.87亿的峰值，占总人口的34.9%。自1999年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18年间老年人口净增1.1亿。老龄化社会究竟能否重新焕发出生机取决于一个关键因素——老年人的健康。作为老年人，不仅要求寿命的延长，更要高质量的生活。伴随着身体机能的衰老，体力活动不足已经成为老年人健康的一大威胁。活跃的体力活动水平有利于提高身体的功能能力、维持心理健康以及改善生活质量，降低来自常见慢性病的困扰，进而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实现“成功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

老年人受到自身身体机能等影响，其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居住区周边，因此居住区周边的建成环境对于老年人的体力活动水平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以步行为交通方式被认为是老年人出行的选择的主要方式，步行出行对于老年人来说安全、经济、方便。因此在老年人群中通过促进步行来提高体力活动水平显得尤为重要。研究证实体力活动行为受到个体、社会、建成环境以及政策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态学的兴起，居住区建成环境与体力活动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本研究拟综述国内外对居住区可步行性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关系的研究进展，为打造老年人宜居社区提供理论依据。

1 可步行性及其影响因素

2017年12月15日，国际环保公益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在北京发布了《中国城市步行友好性评价——基于街道功能促进步行的研究》。研究对中国287座城市中实际建成区的每个正式路段都评出了一个指数。研究显示，步行指数平均值在60分及以上的城市占95%，说明中国大多数城市总体“及格”，都有不少街道能够就近设有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兴趣点。步行是各种城市交通方式中最贴近日常生活、最绿色，却又往往容易被忽略的模式。加强关注城市街道的步行友好性，不仅能使城市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也能为城市交通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对于可步行性最初的定义是用来对人类步行能力的描述，不同的学者对于这个概念有不同的定义，目前来说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侠义的来说，可步行性是用来描述一个地区步行出行的友好性或适宜度，具体的来说是指生活在某一区域的居民日常生活、购物、休闲娱乐、医疗等活动的便捷性和舒适度。

可步行性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1）环境：包括街道步行的通达性、安全性以及便利性等；（2）土地利用方式和类型：土地的混合利用率和街道附近的日常使用设施等；（3）机动车的通行速度及通行量。最近有学者提出街道绿化对于居民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是评估街道可步行性的一个新的重要指标之一。

2 步行性社区发展的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蔓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包括公共健康等问题，尤其对城市居民的体力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有研究发现，蔓延性大的城市居民体力活动水平明显低于紧凑型城市[2]。美国作为郊区化最早的国家，早在2000年美国规划协会联合其他公共团体组成“美国精明增长联盟”，提出了城市集约紧凑高效发展的新思路；同年美国和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19个国家共同加入21世纪步行者协会，各国共同开展步行社区建设实践。步行作为一种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正在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步行性社区正在成为未来美国城市发展的新方向。

2007年美国学者提出了“步行指数”（walk score）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在居民日常设施的种类及空间布局的基础之上进行设计的。步行指数是目前唯一的国际性量化测度步行性的方法，已经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广泛应用。自从“步行指数”概念诞生以来，美国每年对其各大城市进行步行指数的测算并进行排名，这一新的概念已经成为人们择居、出行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步行指数的网站：WalkScore，它告诉你社区附近的基础设施情况，计算出社区到附近生活设施的步行指数，满分为100分。近年来，国内城市规划学学者在社区可步行性上也做了一些研究，张丽君等人[3]通过对开封市4147栋建筑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以453个社区为研究单元，分析开封市社区总体可步行性发现开封市社区总体可步行性水平整体较高，但是空间分布不均衡。吴健生等人[4]引用国外步行指数的方法计算得到了深圳市福田区步行指数，并且结果表明，福田区总体具有较高的步行性。黄萌等人在原步行指数的基础之上进行本土化修改后，以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街道为例计算了该区域的步行指数，结果显示太平街道的可步行性水平一般[5]。

3 居住区周边环境可步行性的测度方法

3.1 主观评价法

目前步行性问卷已经趋于成熟，其中使用较为广泛的是简约版环境步行量表NEWS（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walkability scale）。各国根据其需要对其进行了翻译和修订。主观评价法属于定性研究，是通过问卷调查测量被访者对建成环境的主观感知，这种方法相对来说成本低、操作方便，并且便于大样本量的调查，研究的核心工作就是问卷的研发。但是这种方法由于主观性较大，并且对于建成环境评价的准确性容易受到自身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3.2 现场客观评价

现场客观评价的方法是通过经过统一培训后的研究人员按照事先研制好的建成环境评定表上的内容到现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分，评价工具一般由环境评定表和编码说明书构成。在社区建成环境评定中，街段是最基本的观察单位。量表的问题一般都是封闭式的问题，同时也会包括一小部分的开放性问题，如果调查的社区范围过大，可以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研究。在社区评定量表中，一般对以下因素进行评定：土地利用程度、街道与交通的通达性、步行道、自行车道、公共空间、建筑物特征、治安等。现场客观评价法相对于受试者主观评价法的信度更高，但是这种方法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较高，要求研究者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

表1 常用体力活动建成环境现场评定工具

测量工具国家条目数评定要素和测量工具信度 体力活动资源评定工具[6]美国4390%条目评分者信度（r）大于0.77公园、教堂、学校、运动设施、社区中心、健身中心；道路的以下特征：位置、类型、花费、变动、质量、舒适性 步行与骑车环境系统评定[7]澳大利亚51两个评分这75%的条目上评定完全一致建筑物类型、步行或骑车道路的路面、街道、整体情况 步行适宜性评定表[8]美国15评分者信度r=0.79交通流量和速度、人行道状况 积极生活方式社区环境评定表[9]美国57评分者信度（平均KAPPA系数）土地利用特征（0.74）、街道特征（0.69）步行环境质量（0.68）、步行道（0.58）自行车道（0.58）

3.3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GIS）

地理信息系统是以地理空间数据库为基础，在计算机软、硬件的支持下，对空间相关数据进行采集、管理、操作、分析、模拟和显示，并采用地理模型分析方法，适时提供多种空间和动态的地理信息，为地理研究和地理决策服务而建立起来的计算机技术系统。

GIS体力活动建成环境测量中使用较多的环境变量分别是街道连通性、土地混合利用度、人口密度、休闲娱乐设施的易达性和拟合指数等[10]。对于这些变量的定量测量，GIS主要通过以下方法进行测量：首先建立以特定测量点如社区街道等为中心的缓冲区，计算缓冲区内的建成环境指标，另一方面，GIS定量测量建成环境指标主要采用三种方式，即基于非空间属性数据的统计分析、基于空间图形数据的空间统计分析、空间和非空间数据的综合统计分析。利用GIS方法评价建成环境相对客观，可以完全替代以上两种方法，误差较小，是未来该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

4 居住区周边环境的可步行性对老年人体力活动水平的影响

近年来，步行友好性与公共健康的关系已经成为国际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主要集中在提高城市或社区步行友好性对预防慢性疾病、提高城市居民健康水平的有益作用方面。而国外部分学者对于居住区可步行性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居民日常体力活动、外出出行以及人口学特征等等。其中居住环境与体力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成熟的有美国的Neighborhood Quality of Life Study（NQLS）研究[11]。研究表明单独使用的、低密度的土地开发和断开的街道网络与汽车依赖积极的相关，与步行能力和公共交通使用呈负相关，这些因素反过来影响健康进而影响身体活动、肥胖以及空气污染物的排放。

多项研究显示周边环境的可步行性与老年人身体活动具有相关性，但结果并不一致。Inouc等人[12]使用国际体力活动环境模块对年龄在65~74岁的1921受试者进行居住区的建成环境的调查，调查的方法为主观调查法，结果发现居住区建成环境的美学特征以及社会特征与步行出行以及步行锻炼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对以上环境特征进行优化可以提高日本老年人的体力活动水平。Nathan等人[13]对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对珀斯地区2003-2009年的健康监测数据（年龄在65-84岁，n=2918）进行了二次分析，个体水平的路网服务距离一般为400米和800米，并确定在邻里服务的区域内与老年人活动可能密切相关的目的地类型，结果发现了与成年人不一样的结论，更多的社会交往的目的地例如餐厅或者教堂或者提供更多偶然性社会交往的机会等目的地如药房或者理发店等在本研究中是步行最为强烈的预测因子。这个结论强调了规划邻近社区的重要性要以接近社会基础设施为基础。

既往研究主要是在成年人和高收入国家进行的较多，还有学者[14]研究南非老年人建成环境和体力活动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来自两个郊区（代表高、低两种水平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受试者进行自我报告体力活动调查和和主观评价量表NEWS进行建成环境调查，受试者也被要求佩戴加速度计GT3X进行客观评价体力活动水平。结果发现主观、客观体力活动评价方法均显示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受试者拥有更多的MVPA时间，NEWS量表中的“土地混合使用”维度与休闲活动中的MVPA呈负相关，除此以外，“居住区的美学特征”与休闲体力活动水平呈正相关，“交通安全”与交通出行中的体力活动水平呈负相关。并且发现在南非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水平的高低中对于MVPA、休闲性体力活动以及主观评价的建成环境中的关系是不同的。

此外，一些研究证实[15]对于老年人来说，居住在高密度城市邻里环境、较好的街道连接性、土地混合使用多样性，设施便利以及美学环境与更高的步行出行频率有关。Sugiyama等人[16]研究发现对于成年人来说，一个在家附近的步行距离范围之内的面积大、质量高的公园对于促进步行来获得健康益处可能比家附近的空地更为重要。Tsunoda等人[17]通过研究421名65-85岁老年人步行和其他闲暇时间体力活动、环境特征以及交通方式的关系发现良好的交通安全和美观与高水平的步行呈正相关，而良好的公共交通出行条件与步行水平呈负相关。这提示我们有必要加强社区周边基础设施建设以提供给老龄化人口一个更适合身体活动的空间。

综上所述，目前有关居住区周边环境的可步行性与居民体力活动水平关系的研究主要是横断面研究，探寻两者之间的关系，缺乏相关纵向研究以及干预研究，因此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很难得到。此外，有关建成环境的评价方法也多以主观调查法为主，缺乏客观评价方法。因此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丰富。

[1]郝新华,龙瀛.街道绿化:一个新的可步行性评价指标[J].上海城市规划, 2017(1):32-36.

[2] Ewing R. Ca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Determine Physical Activity Levels?[J].Exercise & Sport Sciences Reviews, 2005,33(2):69-75.

[3]张丽君,孙莹莹, 郑智成,等.城市社区日常服务设施可步行性评价——以开封市为例[J].城市观察, 2018(1).

[4]吴健生,秦维,彭建,等.基于步行指数的城市日常生活设施配置合理性评估——以深圳市福田区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 2014, 21(10):49-56.

[5]黄萌,刘光,陶迎春.北京太平桥街道POI数据的步行指数计算方法[J].北京测绘, 2017(4):117-120.

[6] Ewing R，Handy S，Brownson R，et al. Identifying and measuring urban design qualities related to walkability[J].J Phys Act Health，2006，3（1S）：S223-S240.

[7] Lee R.E，Booth K.M，Reese J.Y，et al. The Physical Activity ResourceAssessment(PARA)instrument: evaluating features，amenities and incivilities of physical activity resources in urban neighborhoods[J].Int J Behav Nutr Phys Act，2005（2）：13.

[8] Pikora T，Bull F，Jamrozik K，et al. Developing a reliable audit instrument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for physical activity[J].Am J Prev Med，2002，23（3）：187-194.

[9] Emery J，Crump C，Bors P.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wo instruments designed to assess the walking and bicycling suitability of sidewalk and roads[J].Am J Health Promot，2003，18（1）：38-46.

[10] 陈庆果，林家仕.体力活动建筑环境测量方法评述[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36（2）：71-77.

[11]Lawrence D. Frank, James F. Sallis, Terry L. Conway, et al. Many Pathways from Land Use to Health: Associations between Neighborhood Walkability and Active Transportation, Body Mass Index, and Air Qualit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6, 72(1):75-87.

[12]Shigeru I, Yumiko O, Yuko O, et al. Perceived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and walking for specific purposes among elderly Japanese.[J].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11, 21(6):481-90.

[13] Nathan A, Pereira G, Foster S, et al. Access to commercial destinations within the neighbourhood and walking among Australian older adul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Nutrition & Physical Activity, 2012, 9(1):1-8.

[14] Kolbe-Alexander TL, Pacheco K, Tomaz SA,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habitual levels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South African older adults: a pilot study[J]. Journal of Science & Medicine in Sport, 2015, 15(1):518.

[15] Nyunt M S, Shuvo F K, Eng J Y, et al.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measures of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NE): relationships with transportation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older pers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Nutri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12,1(2015-09-15), 2015, 12(1):108.

[16] Sugiyama T, Francis J, Middleton NJ,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recreational walking and attractiveness, size, and proximity of neighborhood open spaces[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0, 100(9):1752.

[17] Tsunoda K, Tsuji T, Kitano N, et al. Associations of physical activity with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s and transportation modes in older Japanese adults[J]. Preventive Medicine, 2012, 55(2):113.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Influence of Walking Ability on the Level of the Elderly’s Physical Activity

HUANG Jianya, etal.

(Jiangsu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210033, Jiangsu, China)

黄剑雅（1987—），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体质健康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