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雯静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摩尔人的最后叹息》中摩尔人的形象，论证鲁西迪并不是试图缅怀失落的乌托邦达到折射印度的历史和现实的目的，而是试图塑造一个无能的言说者，以此来展现其对处于印度次大陆中逃避者形象的反思。

关键词：摩尔人；杂糅；幻象；无能

学者张晓红认为《摩尔人的最后叹息》重写了一个童话乌托邦，通过摩尔人莫赖斯缅怀一个失落的乌托邦，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实中的孟买、印度乃至鲁西迪自身唱响一曲挽歌。不过笔者这种说法值得商榷，鲁西迪在《想象的家园》里如此说道：“如果历史创造出纷繁复杂，我们就不要试图简化它”（1）。缅怀乌托邦便是对历史的简化，因为它逃避现实与反思，体现的不过是缅怀者对寻根之旅和自我建构走向失败时所发出的声声“叹息”。在《对话鲁西迪》中，作者坦言回家的唯一方式就是创作此书。但是实际创作中，他“意识到情感的陷阱，一方面多愁善感，另一方面夸张渲染”（2）。缅怀西班牙的历史，试图打通乌有的“摩尔斯坦”和现实的印度之间的时空，是摩尔人所追求的，鲁西迪所做的是一步步撕碎摩尔人陷入的这种情感陷阱，正是这种陷阱让摩尔人成为一个没有行动力的无能言说者。

摩尔人的身份杂糅

阿吉兹·阿汗默德认为鲁西迪小说中的自我表达通过“移民性”概念加以展现，其中一种方法便是“本体上的无归属性神话被另一个更大的过度归属性神话所取代：他并非无所归属，而是有太多归属”（3）。印度的现实也是如此，雅利安人、波斯人都踏足过这块次大陆，各种教派都在这块土地扎根，英国人的入侵更是为印度这个人种博物馆带来新的特质，最终印度成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超市。鲁西迪在《想象的家园》里对印度這种状况甚为感慨，他认为自己国家通常给人以多样化、多元化、混杂化的概念。在他心目中，拥挤是印度的一个确定的特质，而这种拥挤的本质就是数量庞大的、多种多样的、在同一时刻出现的许多事情。摩尔人也认为印度文化是大杂烩，因而他向往15世纪文化融洽的西班牙文明。比如书中提到印度的英国人过圣诞节，而非融入印度文化，只是试图在印度创造另一个纯正的英国。英国殖民似乎并未促进文化的发展，而是造成混乱，带来冲突与残杀。当然，英国文化的入侵也并非一无是处，它贡献了英语这门语言。鲁西迪在写到印度爆发不同语言族群的暴力冲突时，摩尔人的母亲奥罗拉要求全家必须讲英语，她认为使用英语能让印度人团结，虽然这被独立的印度视为一种背叛，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文化冲突。

然而摩尔人并没有正视文化归属的问题。他把自己叙述成受难者，认为自己是被钉在十字架的可怜人，是落入黑暗森林却没有维吉尔引导的迷途者，他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血统高贵的混血儿如何垮台失宠”（4），充斥着矫揉造作的忧愁情绪。莫赖斯认为父母的非法婚姻让自己成为杂种，一方面把杂糅的身份贬得一文不值，一方面又沾沾自喜于血统的高贵，因为他认为自己身上保留着西班牙王族以及开拓者的基因，流淌着文明与开放的血液，仿佛只有以此为基础，这场受难才会变得非同一般。当他被逐出家族后，因为家族身份而没有受到冷眼，他同样感到很满足。在排斥身份的同时，摩尔人又借此获取利益和心理的满足。他缺乏原则，其行为、思想与高贵血统并不相配。

幻象破碎的西班牙之旅

摩尔人在西班牙的逃亡之旅也表现了作者对文化融合的思考。从西班牙的贝南黑利下飞机后，他认为自己并未真正抵达目的地，仿佛这个地方不是正确的地点，可见西班牙一开始就没有带来亲切感。他听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语言，到处是侨民，却连一个西班牙人也看不到，这个城市把摩尔人推来搡去。在小巷子里，他感受不到欧洲风情，看到一大批高档精品店，还有五花八门的餐厅。摩尔人和母亲奥罗拉梦寐以求的地方确实是文明开放之地，全世界的文化在这里扎根发展，但本质上只是商品化的大杂烩，“大街上的人们的眼睛却是空虚的”（5）。与文化杂糅在印度造成的暴力冲突相反，这里的文化融合让一切变得死气沉沉。

摩尔人在西班牙共遭受了三次欺骗：在航班上受到一位放荡女子的诱骗；为了寻找米兰达听信一个银发绅士的胡说八道；两位引他进入城堡的女子本就受命于米兰达。欺骗贯穿西班牙之旅的始终，表明应许之地不过是一场骗局。母亲被谋杀的真相更是让原本满怀希望的寻宝之旅以生命坠落与幻象破碎告终，表明了逃离毫无意义。鲁西迪所构建的悖论就是以逃离的方式来达到归家的目的，也就是摩尔人这种无能的言说者永远不可能在现实层面找到归属感，因为他残存着不现实的幻想，当幻想被打破，又无力承受，更不用说去改变，他只能通过回忆家族史回到原点，所以小说的叙事时间开始于摩尔人逃离米兰达的城堡。

但故事的结尾并没有与开端接合，形成完整的圆环。摩尔人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更为梦幻的结局，他以睡梦结束这一切，期待醒来后看到一个更美好的时代。讽刺的是，摩尔人没有做任何反思，为阿尔罕布拉宫而“深情哭泣”，不过是无能者的哀叹自伤。耶稣的受难意味着现实救赎，但丁的旅程意味着文学的救赎，他根本不是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受难者，真正在受难的是他的家人。

两倍速生长：用童话取代现实

摩尔人的失败不仅体现在西班牙之旅，还体现在其智识的迟钝。莫赖斯只在母亲子宫里呆了四个月就出生了，生命时间却是常人的两倍。十岁时，他已经是“一座摆脱了一切法则约束的摩天大楼，单独一人的人口爆炸，超大型都市”（6）。然而，智力却没有随着身体的快速生长同步推进，他屡次受到爱人乌玛的欺骗。乌玛千变万化，可以变成任何别人期待的样子，“多元的乌玛（她有着多重自我，非常别出心裁地执着于真实的无限可塑性，她的非常现代主义的关于真实的临时性的理念）最后被证明是恶人”（7）。他和极度善于伪装的爱人这段以闹剧告终的关系隐射了发展过快的印度和多元文化之间存在着深深的裂痕，他没有任何判断力，反而是母亲奥罗拉看穿了这个女人。两位女性都是艺术家，然而前者毕生主张多元，并且以艺术贯彻这一理念。乌玛则是浮于表面，以伪装来获取利益和情感的满足，她有极大的破坏力，摩尔人再次受到欺骗，最终以无知伤害了母亲。

摩尔人被逐出家族以后，他又从恶棍菲尔丁那里找到了依赖。菲尔丁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节，幻想建立一个纯粹的印度教徒国家。摩尔人用暴力帮助菲尔丁，认为自己是“找到了自己回家的路”，他再也不需要“魔法拖鞋”。摩尔人仿佛缺乏思考能力，只能借助身体力量来展示自我，当他使用“魔法拖鞋”这种形容，把母亲比作“巫婆”，“透过水晶球观察我”，当母亲去世后，他认为父亲“占据了伊甸园”，把菲尔丁描述为一个“青蛙国王”，摩尔人依旧是一个用童话思维在思考现实的幼稚儿童，但这是小说人物的视角，而非作者的视角，前者所达到的反讽效果要胜于后者。由此可见鲁西迪善用第一人称叙述，但在这部小说里第一人称的使用者摩尔人完全不具备反思与深化精神深度的能力。

在梦中，摩尔人表现了对真实的渴望，他希望剥除自己的肤色、种族和氏族，以光亮的轻盈达到解脱的状态。这说明他追求的根本不是15世纪西班牙和谐的文化共生状态，只不过是一种简单而纯粹的状态，只可能存于梦中。他说写这个故事必须要剥掉历史，然而历史是无法剥除的。鲁西迪为摩尔人设计的两倍速生长，既影射印度的文化现状，也展现印度人对处于这种现状的逃避与无力思考的状态。慢速思考的人遇上以两倍速发展的文化，两者之间的差距会拉大到三倍速，时间本身也在加大差距。作品叙述的速度也体现了现实的速度，前面四分之一的内容里面家族死了四个人，其中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很开明的，密切关注文化艺术、政治变局，却都溺水而亡。前者崇拜西方先进文明，主张变革，最终却像奥菲利亚一样无力承受现实的重重阻碍而自杀；后者虽是偶然死亡，但是由于他和舞会上的一位白雪公主在码头上调情，不幸跌入水中。作者没有选择一个有名有姓的女人，而是安排一个以西方童话人物名字代称的女人來引诱祖父，表明了西方文化并不一定以正面的冲突形式出现，有时也会以一种天真无害的方式对本土文明造成侵蚀。在这个家族里，“女人们开始集中到我的小舞台的中央……她们，而不是男人们，才是这场斗争的真正主角”（8）。身为主角的摩尔人莫赖斯也有着同样的命运，他不过是见证者，真正的行动者是女性。父亲和米兰达也有很强的行动力，但是他们都受制于奥罗拉，两人都因为她变得邪恶而堕落。

结语：印度现实的逃避者

“印度就是不确定。它就是欺骗和假象”（9），莫赖斯又何尝不是迎合这种欺骗，并且沉溺于一系列假想中。综上，鲁西迪这部作品的重心不是描绘一个乌托邦空间来折射印度现实，摩尔人有鲁西迪的影子，但绝不是大部分，鲁西迪通过创作一个摩尔人的故事最终得以摆脱这种情感陷阱。在笔者看来，摩尔人这个无能的言说者是面临印度杂糅文化现状的一类典型，他恰恰是借助这种典型形象来说明在这样一个国度，人们不仅仅要思考文化杂糅本身的问题，也要看到存在这类人，他们沉溺于其中又不去改变，借助幻想、逃避等途径来解决问题，这才是更严重的问题。

注释：

①转引自Harold Bloom.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Salman Rushdie[M].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3：121.

②阮炜、张晓红、李小均.英国跨文化小说中的身份错落.[M].上海.上海三联店.2015.04.194页

③[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04.123页

④⑤⑥⑦⑧⑨[英]萨曼·鲁西迪.摩尔人的最后叹息.[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7.05.3页，373页，182页，263页，032页，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