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辰一

摘要：在德国现实主义代表作《艾菲·布里斯特》（Effi Briest）中，作者台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透过主观的艺术化视角，充分攫取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关系，辅以幽默的叙述方式，再现十九世纪普鲁士阶级社会的世道人情。这一作品的成功，不仅仰赖于冯塔纳对于现实主义的独到领悟，也体现了他对理想中真实的殷切追求。

关键词：现实主义；《艾菲·布里斯特》；台奥多尔·冯塔纳

一、引言

德国现实主义又称“市民现实主义”和“诗意现实主义”。（1）市民现实主义是“就其主体、受众、对象和内容而言”（魏育青，2008：3），而诗意现实主义则在奥托·路特维希（Otto Ludwig）的笔下（见Huyssen，1974：44-46）有过针对性的描述：它与自然主义及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相区别，是基于现实的艺术化构想，是客观世界的主观重组，强调的是再建客体的整体性、关联性和必要性。

这一文学时期的出现实则为时代变迁的产物。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催生了资产阶级，作为“三月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对社会地位的自主性和民族的一体化发出诉求。然而这些奋起者们很快察觉了自身腹背受敌的窘境——他们既要直面位高权重的专制政府，又要背负无所畏惧的新兴无产阶级。加之群体组织性的缺乏和行动热情的丧失，他们不得不偃旗息鼓，向封建势力屈服。革命的失败结局使得资产阶级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深度的失落和低迷状态，这一状态投射在文学中，附上物质主义和积极主义思想的双重作用，赋有德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文學作品应运而生。

这些作品多带有鲜明的社会特征，不乏时事的穿插或整合，但并无鞭辟入理的直观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匿于人物背后隐约出现的主观倾向。德国现实主义作家追求文学与艺术的统一，寻求现实与理想的平衡，以《艾菲·布里斯特》的作者冯塔纳为例，他将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与艺术本身相提并论，借“艺术家之手”这一隐喻表达对现实的提纯净化，从美学角度呈现饱含真实的世界。

德国现实主义的“真”既不是古典艺术对于现实的简单再现，也并非批判现实主义对于社会阴暗和人性丑恶的刻意揭露，而是从个人视角出发对于真实世界的艺术构建。而这正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学家们主观意志的体现——他们有意识地和普遍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保持距离，试图以为人的清醒和理智对现实主义概念进行二次阐释。

二、阶级社会的美学重塑

小说《艾菲·布利斯特》取材于1886年发生的真实事件，故事脉络和现实基本契合。冯塔纳在柏林的一次社交晚宴上与现实中的女主人公伊丽萨白·冯·普洛托（Elisabeth von Plotho）相识，在听取其个人叙述并搜集多方报道之后，写下了这部旷世巨作。冯塔纳个人对现实主义有着独到的见解——“这个世界厌倦了沉思，它想要那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的‘清新的绿草地。”（Huyssen，1974：53）而《艾菲·布利斯特》就是这片绿草地。作者站在艺术的高度上，依托于真实事件和现实细节，在文字世界对普鲁士社会进行诗意的投射。在这个空间里，贵族、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作为社会主体，阶层之间的依存关系和矛盾关系并存，正是这一复杂局面构建了小说的基本框架。

在俾斯麦时代，贵族们仍保有尊贵的社会地位。他们居于社会的上游，有着强烈的社会优越感，并因此形成了相对闭塞的社交圈和社交观念。以主人公艾菲为例，正如牧师夫人所言，“名门攀旧户，物以类聚”（Fontane，1994：16）（2），艾菲的婚姻并非爱的归宿，而是门当户对的必然结果。若说婚前的艾菲仍额外地享有较高程度的自由，那么这场婚姻则实实在在地禁锢了她。艾菲在凯辛的生活和其最初的美好设想大相径庭：不仅在陪同丈夫社交时因才识的匮乏只得沦为陪笑的花瓶，在家中也被迫接受另一半给予的“中国鬼怪”这一精神束缚，日夜相伴的只有仆人和家犬。

而以药剂师吉斯希布勒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则与贵族们保持着特殊的紧密联系。作为药剂师儿子的冯塔纳将自己对于这一阶层行为与心态的烂熟于心充分展现在了文本之中。这一在时代变革中因顺势而为迅速崛起的群体在享受到了金钱带来的好处之后，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尽管三月革命的失败使他们膨胀的野心遭受重创，却并没有打消他们的欲望。他们不得不伪装起面孔，转而通过巴结上层社会“曲线救国”，以达到提高社会地位的目的。吉斯希布勒就是其中的翘楚。他觉察到新来的县长夫人艾菲在凯辛孤立无援的处境，便竭尽全力地讨好艾菲，不仅时常扮演着“及时雨”的角色，还特地创造条件让艾菲体验到了在自己的贵族圈内无法获得的尊重和快乐。但这一阶级对贵族生活的向往也在其偶然的举止中得以巧妙的体现：在自己举办的派对上吉斯希布勒穿着贵族风格的服饰出现，趁机过了一把“贵族瘾”。

一方面贵族和资产阶级在彼此的关系中各取所需但又互不兼容，而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以无声的方式对抗命运。小说里的仆人们作为维持贵族家庭日常运作的基石，尽管在经济上依附于主人存在，但在精神上他们大多相对独立，并不因自己的底层身份而过分卑躬屈膝，而是以忠诚友善的面貌出现。尤其是前户籍员寡妇的仆人罗斯维塔，为报答艾菲的收留之恩，并没有趋炎附势地留在凯辛，而是甘愿陪着艾菲在柏林过清贫寡淡的苦日子，成为她后半生唯一坚守的陪伴。这是无产阶级劳动者朴实而善良的真实面貌，他们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其他阶级都需要依靠他们的劳动付出得以过上优质的生活；然而他们也并不邀功请赏，而是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在社会立足，成为让其他群体无法忽视的稳固力量。

冯塔纳基于个人对于周遭社会的观察，对社会关系进行提炼，在文字空间借助对人物和环境的生动刻画加以呈现。得益于他对于这些群体的充分认识和对本真的透彻领悟，文本中的人物作为不同阶级中的单一个体，以极具代表性的鲜明个性和行为促成了群体关系的映现。这也满足了德国现实主义的要求：人物既保持了和现实生活的高度匹配，同时也是“清澈透明的，使得我们能够看清这种联系，也使得这些人物能够以整体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Huyssen，1974：45）。

三、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清晰化

社会的飞速发展促进了个人意识的苏醒，人们不再愿意屈服于集体的意志，而是渴望个性的成长与解放。这一人类社会的重大突破也在文学史中有所记载：“人们对于个人独特性的需求，和对于通过理性行为塑造人类贴近天然性格的理想形象的这一诉求，都在这个世纪有所提升……”（Nusser，2012：337）而为人的重要性在文本的创造过程和最终结果中都有所体现，冯塔纳本人也在给熟人的信中曾提到这一点：“人，……，是唯一起作用的。”（Fontane，1982：397）

但就当时的社会体系而言，个性的舒展极易触到社会的天花板，从独立人格中衍生出来的对自由的追求更是不被当时的固化社会所容。小说中生性跳脱、不愿被束缚的女主人公艾菲在这封建思想铸就的铜墙铁壁中无处可逃。她本是爱好自由、对大千世界充满好奇的奇女子，给栗子壳湖葬，吟唱自编的哀歌；还要爬上桅杆圆自己做海军士官生的梦。婚后她对远方的向往出现得更为频繁，却一次次被自我打消。贵族的身份地位注定了她只能做一个安分守己、无欲无求的家雀，而她这只憧憬前方的大雁在试图挣脱死气沉沉的生活之时懵懵懂懂地撞上了道德社会的底线，最终被命运折了希望的翅膀，终日郁郁寡欢，直至积郁成疾。

然而封建价值观这张大网拢住的不仅仅是艾菲，还有她的丈夫殷士台顿。看多了贵族女子循规蹈矩的做派，是艾菲的天真烂漫让他一见钟情。他想完全拥有这团充满朝气的年轻火焰，却阴差阳错地采取了最极端的方式：用“中国鬼怪”的存在在精神和意念上控制他年轻的妻子。他却不曾料到，正是这样的糊涂行为，让心神不宁的艾菲丧失了本该在家中获得的安全感，将自己的新娘越推越远，甚至推向了克拉姆巴斯的怀抱。可以说，他是造成整个家庭支离破碎的罪魁祸首。在多年后意外发现妻子过去婚外情的他并无丝毫憎恨之意，本可以不计前嫌、继续过好当下其乐融融的生活，却仅仅出于对名誉的维护选择了公开决斗和离婚。在他和友人的谈话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悔意——是他自己一手打碎了本已到手的幸福。但他却自认是被逼无奈的：在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之中，他不得不这样做来维护集体的名誉观，以保证自己仕途的一帆风顺。

“自我的内心世界不仅受到外界力量的威胁，内在的价值标杆也瓦解了。自我在一段时间内陷入和自身的矛盾，因为抵抗外界力量带来的决定性压力变得愈发艰难。”（Huyssen，1974：17）这实则是社会心理的真实写照。而书中的人物，自是作为现实人物的镜子，将这一人性与社会标杆斗争的最终结局交予世人品味。这些矛盾自身此呼彼应，共同推动故事的成长发展，是使小说人物得以有血有肉的精髓所在。

四、幽默手法的特殊运用

幽默（Humor）作为德国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在文学概念中常被提及。这里的幽默，更恰当地说，是一种叙述手法及写作方式。作者以一种不着痕迹的方式揭露社会关系中的种种弊端，同时却也借主人公之躯温和地表达对于当下社会意志的妥协和屈从。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不动声色地抛出疑问和一团和气地和解共同构化成了德国现实主义的幽默。因此在叙述的幽默中，可以克服主观幻想和客观现实的疏远，也能容许个体鲜明特征的多样性共生共存。（详见Huyssen，1974：22）它同样也是作家个人将客观实在经验内化并主观产出的过程。

在户籍员妻子葬礼上的场面就是这样的“幽默”时刻。“两位侄子穿着极为合身的燕尾服，风度翩翩，言行举止从容安详，委实是一派讲究穿着的样子，没有一丝伤心的痕迹。但是两位侄媳就不一样！她们显然要让凯辛人开开眼界，真正的出丧应该是副什么样子。”（Fontane，1994：108）而死者生前随身的女仆“神色激动，看来倒是出于真心，尽管她的激动并非因悲伤而起”（Fontane，1994：108），房东的痛哭也仅是出于“一心盘算死者生前经常送给她的礼物”（Fontane，1994：108）。作者以上帝视角简述了各出场人物的神色样貌及心理，短短几句就打造了精彩纷呈的“人情万花筒”；他始终秉持一个看客的姿态，没有丝毫想要对此妄加评论的意向，然而在这个画面感极强的场景中，读者又能触摸到字里行间分明存在的社会裂痕。一场本该死者为大的殡葬仪式，疏远与虚荣，刻意和贪婪，诸多人性的丑恶在看似庄严隆重的氛围中一并上演，不同阶层间的矛盾拨开轻松诙谐的外衣陡然立现。这一场景又着实是轻飘飘的一笔，只是主人公艾菲投向窗外的偶然一瞥，随后又轻易地被艾菲前往漫步和观赏街景的曼妙时光所掩盖。

这一种幽默的叙述方式也同样催生了作家笔下人物的幽默态度。作品的主人公曾尝试一次又一次地自我开导和自我化解，以适应与当时社会期望所相符的身份属性。在殡葬场面之后的独自思忖中，她轻易地打消了自身天性延伸开来的对于远方的渴望，并且陷入深深的责备之中，认为这是“一种罪孽”（Fontane，1994：110），甚至自认应当受到死亡的惩罚。这其实与当时妇女应当安分守己的保守观念不无关系，而以艾菲为代表的普鲁士时代的女子們正是深受这些传统思想教育的荼毒，甘愿放弃自我，圈地为牢。尽管她不时地落入思乡的愁肠和对过去的回忆之中，却不曾意识到这是自身对现有生活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反而一味地自我说服，相信“日后家务一忙，一切都会好起来”（Fontane，1994：98），同时自我催眠，认为自己和楼上的鬼魂“差不多已经相安无事”（Fontane，1994：104），但此后的种种现实和她无意识的言语行为却挑开了其自欺欺人的“温情”面纱。这正好符合德语中对幽默一词释义的真实写照：幽默是一个人用明朗的平静应对世界的难以接近和日常的困难与不幸。（Duden，1997：295）作为普鲁士贵族社会边缘人的艾菲，在人情社会中屡屡碰壁，在男爵夫人的身份中捉襟见肘，却一再自我洗脑地接受现实。饱受母女分隔之痛的她本对残忍的殷士台顿充满了怨恨，却在临终前最后一刻自认种下的苦果，接受前夫的做法，同时恳求他的原谅。这一观念的回旋一笔，使得文中高潮时刻对于贵族漠视人性的强烈控诉弱化了不少。这看似回归了社会的固有价值体系，却恰恰彰显了德国现实主义的独特之处。

五、结语

作为德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冯塔纳的小说一向颇费心思，精于构造。尽管他的故事取材于现实生活，却并不被繁复的客体所束缚；相反地，他能剔除冗余部分，保留关键因素，提炼人物关系，在文学世界里推动情节稳步迈进。小说《艾菲·布里斯特》的成功，很大程度仰赖于他对现实主义的透彻领悟以及对理想中真实的恳切追求。这是经由其主观思想美化后的真实世界：外部秩序和内部冲突并存，人类个性的发展最终屈服于集体价值。這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社会心态的外露，是思想真实的艺术呈现。

注释：

另有心理现实主义一称，但较前两者较为少见，在此略表不提。详见魏育青.提升了的镜像，美化了的现实——德国文学中的“诗意现实主义”[J].德国文学与文学批评.2008（2）：1-19.

本文所据的《艾菲·布里斯特》德文版为Fontane，Theodor：Effi Briest[M].Stuttgart：Ernst Klett.1994.译文参照台奥多尔·冯塔纳.艾菲·布里斯特[M].韩世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参考文献：

[1]Duden，Etymologie：Herkunftsw?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M].Nachdruck der 2.Auflage.Band 7.Mannheim：Dudenverlag.1997.

[2]Fontane，Theodor.Werke，Schriften und Briefe[M].München：Carl Hanser.1982.

[3]Fontane，Theodor.Effi Briest[M].Stuttgart：Ernst Klett.1994.

[4]Huyssen，Andreas.Die deutsche Literatur in Text und Darstellung：Bürgerlicher Realismus[M].Stuttgart：Reclam.1974.

[5]Nusser，Peter.Deutsche Literatur：eine Sozial-und Kulturgeschichte，vom Barock bis zur Gegenwart[M].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2012.

[6]台奥多尔·冯塔纳.艾菲·布里斯特[M].韩世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7]魏育青.提升了的镜像，美化了的现实——德国文学中的“诗意现实主义”[J].德国文学与文学批评，2008 （2）：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