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王家达是在2003年的时候，应该说很迟了，那一年，我33岁。也可以说，从那一年，我才真正进入甘肃文坛。

此前，我一直迷恋于中国古典文学，发表了几篇关于唐宋文学的论文。但由于所在的单位比较特殊，研究古典文学似乎并不受到鼓励，也缺乏一个优秀的平台，2000年9月到2001年7月我到北京大学访学，但究竟以后做什么，自己还不是很清楚。不过，那时候，听了陈平原、钱理群的现代文学课，车槿山的比较文学课，还有哲学系的课，比如陈嘉映、靳希平、赵敦华、张祥龙等的课，听了吴国盛、哈贝马斯等人的演讲，第一次系统接触了西方哲学，尤其海德格尔的哲学，对我触动较大。那一年北大之行，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2001年8月回来之后，恰巧认识了马步升，他那时刚从庆阳调到甘肃省社科院，就在我单位的隔壁。他的不羁才情吸引了我，我们经常一起讨论文学，也开始为他写了几篇短评论。2002年，《甘肃日报》开始推出一个栏目：陇军风采，每周发表一篇关于甘肃一线作家的评论，马步升的一篇就是我写的。《甘肃日报》当时的“百花”副刊编辑彭中杰先生很欣赏，就约我写其他甘肃作家的评论，第二篇就是雪漠，题目是《雪漠：文学与良知的大漠》，对雪漠当时炒得火热的长篇小说《大漠祭》做了一个严厉的批评。我在文章中写道：

情感的丰富和内涵的单薄是《大漠祭》的一个特征，作为一部36.8万字的长篇作品，只写了一家两代人的日常生活，写法完全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没有运用现代主义的联想或时空的回溯，也没有挖掘人物的内心，还是着眼于外部的社会层面的描写，因此，按顺时针方向叙述的故事就显得简单、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