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炫旻

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后，1983年，福州铅笔厂在国内率先进行国企改革。时任厂长的龚雄和福州政府签下军令状，要求政府松绑放权，并提出打破铁饭碗，采取薪酬激励制度。由于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该厂在一年之内扭亏为盈。次年，福建55位国企厂长、经理联名发出了《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轰动全国，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分水岭事件。此后，国企打破计划经济的制度枷锁，改革的春风逐渐吹遍中国。本世纪初，福州铅笔厂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作为国有资产被国家收回重组。而当年国企改革的第一人、如今70多岁的龚雄，回忆起“松绑放权“事件，依然思路清晰，神采奕奕。

在福州著名景点三坊七巷的油画展览馆内，《环球时报》记者见到了这位国企改革的风云人物。谈到这场改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头发花白的龚雄指着他的油画作品中描绘改革开放的场景，深情回忆道，“如果没有改革，中国肯定没有今天的进步。安徽小岗村的土地改革承包责任制是中国改革的首个突破口，福建的国企改革是第二个。”

20世纪80年初，包括福州铅笔厂在内的大多数国企都是亏本运营的。而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当年国企就是政府的附属品。厂长是上面任命的，干部也是上面任命的，生产经营计划是上面下达的，原材料是上面拨付的，资金也是上面给的，干什么都要上面做主，连盖个厕所都要上面批准。但政府又不懂经营，搞得一团糟，”龚雄对《环球时报》说。

当时的国企普遍采用大锅饭制度，无论干多干少报酬都一样，工人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出现消极怠工情绪。在此情况下，为了“自救”，龚雄意识到改革和突破计划经济的重要性。他在1983年第一个站出来，作为福州铅笔厂的厂长与上级机关签订了责任状。“我立下三条军令状。第一条是利润达到100万-200万元，第二条是作风正当，第三条是职工满意度。如果我做不到，立刻就地免职，”龚雄说，在那个年代，企业利润达到100万-200万元十分罕见，当时工厂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仅20元-30元。作为交换，龚雄提出政府要给予企业权力，包括人事权、财务权和生产经营权。福建省政府很快批复，第一家国企改革在1983年正式开始。

实施改革后，龚雄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打破铁饭碗，按劳取酬。“松绑放权后，工人多劳多得，不劳不得，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收入也增加了。”与此同时，他顶住压力，在工厂内创新启用了工人招聘制。如果工人违反纪律或者旷工，工厂可以依照厂纪进行处罚，在岗位上工作未做好则会被降职，甚至被解雇。

另外，“我们采用了成本管理制，通过一年的利润来推算产品成本和产量。我们也研究市场，把包装做得很精美，吸引小孩的目光。”龚雄回忆道，改革的过程也伴随着汗水和艰辛。为了更快地完成目标，龚雄和铅笔厂的管理层经常早上6点就起床开始工作，在车间一待就到第二天凌晨3点。

一年之后，福州铅笔厂超额完成目标，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这家敢为人先的国企不仅扭亏为盈成为利润大户，由于产品包装新颖、技术先进，货柜连连出海，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90年代初，该厂与福州省中福公司合并，到孟加拉国兴办了铅笔厂。而龚雄也因为改革的成功从厂长被擢拔为福州市副市长，参与福州市及福建省的改革开放。

福州铅笔厂的改革打消了当时监管层对市场经济的风险担忧。改革成功的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龚雄和其他54位国企厂长联名“上书”，要求省政府松绑放权，福建连续出台9个下放权力的政策性文件。同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给企业扩大自主权，并在全国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责任制。这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国企改革的大幕就此在全国拉开。率先进行的国企改革也给早期的福建经济注入了活力。根据《福建日报》的报道，“松绑”放权后的5年，福建国有企业经营突飞猛进，全省工业产值的年均增速比前5年翻了一番多。上世纪90年代初，福州的经济实力跃居中国省会城市的第八名。

在2000年前后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潮下，福州铅笔厂因属于中小型国营企业，在福州市组建“国际化五百强”、划分央企和国企两大类企业的过程中，被重新出售给国家进行重组和聚合。

“福建那场松绑放权的改革对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意义深远，让国家意识到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宏观调控。”中国企业联合会的研究员冯立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如果没有这场改革，中国现在还是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中国也取得不了此后的经济奇迹和今天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