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路易·苏斯曼梁开

摘 要：纽约资深艺术评论家、撰稿人安娜·路易·苏斯曼（Anna Louie Sussman）以最新的艺术市场数据、国际大展、顶级博物馆及画廊人访谈为一手资料，阐述了近年来年老的女性艺术家在艺术界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不仅为女艺术家发声，也为艺术世界的未来发展提供思考。

关键词：“老女人”；“男青年”；艺术界；宠儿

里森画廊（Lisson Gallery）的国际策展人亚历克斯·劳格斯戴尔（Alex Logsdail）仍记得他父亲第一次见到卡门·赫瑞拉（Carmen Herrera）作品的情景。那是2008年，画家汤尼·贝沙拉（Tony Bechara）买了她的几件布板油画作品参加伦敦的平塔艺术展会（Pinta Art Fair）。虽然一件作品也没卖出去，但他的父亲——里森画廊创始人尼格拉斯·劳格斯戴尔（Nicholas Logsdail）被她的作品迷住了。“就把这些作品留下吧。”劳格斯戴尔说，指着那些没被卖掉的画。“这似乎显而易见，她的作品应该被展示出来，因为她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历史中的空隙。”

赫瑞拉因在89岁的高龄卖出了自己的第一件艺术作品而“初”名，如今已经是“熟透”的103岁了。对像她这样年老的女性艺术家的需求近几年大幅上升，形成一场完美的艺术界风暴。随着艺术研究尝试修正艺术史的标准，充满热情的艺术商和策展人们看到了几年的努力开花结果，一流画廊在那些最初被忽视的艺术家中寻找“新人”，于是，像卡洛·拉玛（Carol Rama）、厄玛·布兰克（Irma Blank）、格塔·布勒泰斯库（Geta Br？tescu）和赫瑞拉这样的艺术家，她们的作品价格和学术认同飙升。

一、“她没被发现”

当然，这些艺术家中很多早已为艺术圈内人所知。作为同名画廊创始人的费格斯·麦卡弗里（Fergus McCaffrey）十年前在一个柏林的艺术展会上，第一次看到了拉玛的作品，从此，他就一直收藏其作品，累计收藏超过24件。与丈夫联合创立豪瑟&沃斯画廊（Hauser & Wirth）的曼纽拉·沃斯（Manuela Wirth）已经收藏罗马尼亚艺术家布勒泰斯库的作品很久了，虽然画廊在4月才开始正式代理她的作品。菲利普收藏（Phillips Collection）的主管多萝西·科辛斯基（Dorothy Kosinski）和她的丈夫——建筑设计师托马斯·克朗恩布尔（Thomas Krahenbuhl）已经追踪布兰克的作品多年了，眼睁睁地看着她的作品价格一直上升到他们触不可及。伊莎贝拉·波特罗兹（Isabella Bortolozzi）注意到拉玛的作品在2003年获得了威尼斯双年展（Venice Biennale）的金狮奖。

“她们的作品虽然也一直参展、很常见，但是她们的职业生涯大多不在艺术世界的中心。”勒隆画廊（Galerie Lelong）副主席玛丽·萨巴蒂诺（Mary Sabbatino）说他们在2014年开始代理驻巴黎的黎巴嫩艺术家伊黛·阿德南（Etel Adnan）的作品。以阿德南为例，她长期被驻贝鲁特和汉堡的斯费尔·塞姆勒画廊（Sfeir-Semler Gallery）代理。“当她入选2012年的卡塞尔文献展（Kassel Documenta）时，所有人瞬间‘发现了她。”萨巴蒂诺说。“但实际上是展场终于匹配了她的艺术成就。”

细想拉玛的艺术轨迹，尽管她在威尼斯双年展获得了认知度，但她在美国却鲜为人知，并于2015年身无分文地去世了，据麦卡弗里说。10年前，波特罗兹在她柏林的画廊举办了拉玛的个展，她在1990年代通过一个共同的艺术收藏家朋友结识了拉玛，她办这个展览是为实现一个回顾大展蓄势。终于在2014年，拉玛跨度70年的200件作品在巴塞罗纳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随之又先后到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芬兰埃斯波现代艺术博物馆、爱尔兰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拉玛家乡的现代和当代艺术馆巡展。

“这场回顾展引起了对拉玛作品的国际关注。”波特罗兹说，2017年举行的新博物馆（New Museum）展，由马西米利亚诺·吉奥尼（Massimiliano Gioni）策劃，她和驻纽约、伦敦的莱维·高威画廊（Lévy Gorvy）联合出品。看了在巴黎的回顾展让资深收藏家、画廊人麦卡弗里相信，他应该把她的作品带到美国市场。他于2016年9月策划了一个她从1938年到1945年的近50件作品的展览。

“除非你在美国有知名度，要不你不会真正拥有市场。”他说，“我们2016年在巴塞尔展出了拉玛的作品，但美国人一无所知。”于是2017年，他在巴塞尔的展位将具体派（Gutai）艺术家白发一雄（Kazuo Shiraga）作品和拉玛作品一起展出，因为两位艺术家的作品都在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背景下通过解放身体及其功能的探索阐述生命。他在一天的时间里已经卖了她的5件作品，其中3件由亚洲收藏家购买。

二、“收藏家的需求”

驻柏林作家、艺术顾问玛尔塔·吉尼普（Marta Gnyp）说，高端收藏家对高质量作品的需求也是推动市场的重要因素。她在2017年初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论述了从1910年代到1940年代女性艺术家商业代理上升的现象，指出这些女艺术家的作品满足了收藏家追求“新鲜”的胃口，与把艺术院校的新近毕业生作为下一步的投资对象相比，也降低了风险。

“特别是在2013年和2014年后，寻找年岁较老的女艺术家成为画廊的自然选择，因为大家忽然明白了并不是所有新兴艺术家都是下一个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她说，并指出了这些女艺术家创作中与同时代主流艺术运动中一脉相承的东西。

“艺术世界总是在寻找一些既是未知又是已知的东西。”萨巴蒂诺说，“她们是已经完全“成形”的、成熟的、严肃的艺术家，不会像某些年轻的艺术家那样会才华燃尽……她们作品的价格通常比同时代其他艺术家低很多，所以你能给这样的艺术家重新赋予价值。”这种“价值”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作品的绝对质量，经销商和策展人如是说。“当你把拉玛的作品和她同辈的男性艺术家相比，并没有地位或辨识度更低的理由。”麦卡弗里说，“只是一种历史的不符，我们正开始修正这种叙事方式和评判标准。”

三、艺术世界是“非常肤浅、非常懒惰的”

这些女性作品的高质量既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她们为何被忽略这么久？部分原因就是性别歧视，这个问题存在于整个的劳动力市场与社会其他方面。男性长期支配艺术世界的方方面面，从画廊到博物馆再到艺术批评。

其实，这些女性的艺术创作在女性解放运动介入西方历史之前就一直很出色。劳格斯戴尔指出，在20世纪中期，即便是像露丝·弗莱德（Rose Fried）这样的女性画廊人都不热心展出赫瑞拉的作品。萨巴蒂诺注意到，直到1982年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第一次给女性举办回顾展，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才举办了她的回顾展，那时她都已经70多岁了。萨巴蒂诺回忆她在1990年代试图将布尔乔亚的一件创作于40年代的早期重要的木雕作品卖给一个收藏家，那位收藏家无比抗拒作品的价格——当时约25万美元。如果一件相似的作品出现在当今的市场中，萨巴蒂诺估计，它将会达到将近一千万美元。

正如伊万画廊（Ivan Gallery）主管玛瑞安·伊万（Marian Ivan）所说的“艺术世界的惰性。”他说当自己十年前与80多岁的布勒泰斯库合作时受到批评，“我记得一个收藏家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与这个老女人合作？她没有未来。她都八十多岁了，你应该关注那些20多岁的艺术家。”伊万说。但是他对她的作品有信心——包括她的摄影、绘画和细腻多彩的拼贴作品。2013年，柏林的芭芭拉·韦斯画廊（Galerie Barbara Weiss）开始代理她的作品，豪瑟&沃斯画廊在2017年4月开始代理她的作品。在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上，豪瑟&沃斯画廊第一次展出了她的作品，并在1.5万欧元到7万欧元之间卖出了她的5件作品。艺术世界总体上是十分肤浅和懒惰的，且心不在焉的，”伊万说布勒泰斯库在多年的工作中竟然没被关注。“但是如果一个艺术家真的好，最终人们会注意到的。”

这是个理想化的案例，可悲的是，很多在20世纪中期开始艺术生涯的具有天赋的女艺术家似乎仍然在等待被认知，相比而言，某些已经成名的人却被认为名不符实。尽管如此，那些相对默默无闻的岁月却常常成为力量的源泉，让这些女性艺术家能够磨练她们的眼光与眼界，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知与肯定，因为她们不需要被赞美就能持续创作，萨巴蒂诺说。

南非艺术家苏·威廉姆森（Sue Williamson）说，尽管自1984年首次个展之后她就一直不断努力，但只是在最近的三年里私人收藏家才对她作品的兴趣显著增加。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她现在更多地参与社会性工作，如之前主要是在博物馆领域工作。但她也表示这可能与年龄有关。“年老的女性常常能够摆脱满足市场的焦虑，也不再与男性同事争夺关注度，而只是做出首先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她说，“凭借多年的经验，这种无所畏惧的工作可以是非凡的。评论家经常看到，她们早期的作品也非常有力……只是他们当时并没有注意到罢了。”

威廉姆森2017年以一件大型的装置艺术作品“来自大西洋的信”（Messages from the Atlantic Passage）首次出现在巴塞尔艺术展中的“巴塞尔无限制”版块。在她的作品中，一个个手刻玻璃瓶装载了关于非洲奴隶的信息从顶部的网上悬垂下来，成为展览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四、“被故事遗漏的”艺术家们

对老年女性艺术家的需求得到了学术界的支持，这些学术机构致力于填补他们在收藏中的空白和规划中的不平衡问题，最近一些女性在这些艺术机构中担当权力要职或成为博物馆、非盈利机构的有影响力的收藏家也是一个推动因素。例如，安妮·帕斯捷尔纳克（Anne Pasternak）在2015年被任命成为纽约两大百科全书式博物馆之一的布鲁克林博物馆（Brooklyn Museum）的第一位女性馆长。2017年，玛丽亚·巴尔肖（Maria Balshaw）成为英国泰特博物馆（Tate Britain）第一位女性馆长；弗朗西斯·莫里斯（Frances Morris）成为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的第一位女性館长；南希·斯佩克特（Nancy Spector）重新加入在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the？Guggenheim），作为总策展人和艺术总监。

纽约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 Museum）策展人芭芭拉·哈斯克尔（Barbara Haskell）说，各地博物馆都意识到“艺术史一直以来偏重白人男性的经验”并开始着力修正这点。“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普遍致力于寻找那些被排除在故事之外的艺术家。”她说，注意扩展对有色艺术家、同性艺术家、拉丁艺术家等其他艺术家的关注。当惠特尼博物馆搬到城中心新址时，就开始了“自我反省”的过程。她和其他博物馆工作人员重新研究和深入清查其收藏。这些清查显示了他们对赫瑞拉作品收藏的匮乏，最终博物馆在她2016年回顾展“卡门·赫瑞拉：光之线”中收藏了一件她的作品。“她的艺术成绩如此有力、丰富、卓越，我们的收藏中却没有一件。”她说。

吉尼普注意到，展示女性或者其他边缘艺术家的作品，也是当今策展人凸显他们特色的一种方式，能够因为具有包容性而“得分”。“如果你展示一个年老的、被遗忘的女艺术家或者美籍非裔艺术家更容易得到关注。”她说。

伦敦策展人瓦拉里·纳波莱奥内（Valeria Napoleone）声称支持女艺术家，她希望学术研究能够引发更多的写作和评论，从而形成文献，在艺术史中坚实地确立这些艺术家的位置。只有针对作品的批评、对女性实践的系统分析和写作以及形成的文献纪录才能进入艺术史。”纳波莱奥内说，也就是，“没有人能说，哦，因为没有关于它的记录所以我们不知道，这将不能成为借口。”

她也希望这不仅仅是一种趋势。尽管社会进步在推进和促使（虽然往往是退却），但包容性的运动确实与对女性声音和故事的广泛热情相一致，在电视、电影、文学和音乐等其他文化领域都可见。70多岁或更老的女性，像作家琼·迪森（Joan Didion）、时尚教主艾瑞斯·阿普菲尔（Iris Apfel）和女议员玛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rs）已经成为年轻女性的追崇偶像。

“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平权的趋势。”驻达拉斯和巴黎的同名画廊创始人弗兰克·埃勒巴兹（Frank Elbaz）說，他代理1934年出生的艺术家希拉·希克斯（Sheila Hicks）。“我认为这个趋势触动了艺术世界，我们正‘再发现重要的女人们。” 波特罗兹将艺术世界对拉玛工作的迟来的拥抱归结为“社会，审美和政治立场的融合”，人们对过去的女性艺术家的位置越来越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男性主导的文化领域里，卡洛·拉玛把性和抽象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这一事实必须被承认对当今的文化生产意义重大。

“简而言之，高质量的工作有其自身的时间尺度，并在时代的限定中聚集思想。”波特罗兹补充道，“有时候，在艺术家的一生中，这种情况发生的速度很快，有时候会更缓慢，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其影响力会持续很长时间，卡洛·拉玛尤其如此。就好像你突然意识到这项工作一直在那里，但你就没有才能、条件去发现它。”

五、“播种的过程”

因艺术世界发展方向的转变而形成的新关系圈对一个艺术家的发现与欣赏产生着重要影响。伦敦画廊人艾丽森·雅克（Alison Jacques）代理布兰克、希克斯、玛利亚·巴图斯佐娃（Maria Bartuszová）和利吉亚·克拉克（Lygia Clark）的作品，她说建立对这些艺术家的兴趣是一个战略的过程，当她需求某些特定的作品时，她向合作的艺术家及其家人这样解释到。“这就是一个‘播种的过程。”她说，从几个关键的作品开始，她以适中的价格向收藏家提供，她知道这些收藏家多来自博物馆的董事会，他们的寓所是策展人经常光顾的。她也会聘请能够认识到艺术家才华的合适的策展人，并从策展开始建立艺术市场。

“如果你做了你的工作，市场就会随之而来。”她引用了克拉克的例子，她在巴西以外鲜为人知，直到2010年雅克开始代理她的作品。2014年，她成为现代艺术博物馆回顾展的主题艺术家，并在2016年获得了220万美元的拍卖价格。在巴塞尔艺术展上，她卖掉了布兰克的许多作品，包括以15万欧元卖出的创作于1990年代后期的一幅绘画，以19万美元和25万美元分别卖出的克拉克的两件作品，以及以3万到3.5万美元卖出的希克斯的两件作品。

当然，这些数字能吸引大人物的关注。在吉尼普的论文里，她引证了自2010年起超过12家顶级画廊引入70岁以上（或已逝）的女艺术家进入他们的收藏阵容，如豪瑟&沃斯画廊自2014年开始代理米拉·斯科德尔（Mira Schendel），大卫·斯沃纳尔画廊（David Zwirner）自2017年开始代理鲁思·阿萨瓦（Ruth Asawa），多明尼克·莱维画廊（Dominique Lévy，即如今的莱维·高威画廊）自2014年开始代理塞加·内古迪（Senga Nengudi），以及豪瑟&沃斯画廊自2010年开始代理菲利达·巴洛（Phyllida Barlow）。这些画廊和全球的艺术机构以及世界最富有的收藏家关系密切，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这些女性的地位上升，并推升她们的艺术作品价格。

2009年一则关于赫瑞拉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报道说她的大型绘画售价从3万美元到不可想象的4.4万美元。赫瑞拉告诉记者，“我现在比我人生其他时候更有钱了。”她的作品最近在拍卖中获得了中高价位的六位数字；在2016年秋季一场菲利普收藏的晚拍中，她的作品《蔚蓝（Cerulean）》（1965年作）以97万美元成交。在上周的巴塞尔艺术展上，里森画廊以75万美元卖出一件赫瑞拉1949年的布板油画作品；麦卡弗里画廊以5万到80万美元卖出拉玛的多件作品；莱维·高威画廊以从30到6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拉玛的5件作品。

麦卡弗里指出，与意大利同时代的艺术家如卢西奥·丰塔纳（Lucio Fontana）、皮耶罗·曼佐尼（Piero Manzoni）和阿尔贝·托布里（Alberto Burri）相比，他们的作品通常以数百万的价格出售，而这些女性艺术家“仍然被完全低估”。除了那些对价格最不敏感的收藏家以外，这些“名家”作品的价格令人遥不可及，而年纪较大的女性艺术家为买家提供了一个拥有高质量作品的机会，作品价格不至于令买家泪流满面。“当人们买不起时……会考虑另外一代或者另一种维度的艺术家的杰作，他们到处寻找并愿意为此付出更高的价格。”萨巴蒂诺说。

六、“有些怒了”

对于这些女艺术家来说，迟来的甚至身后的认同令人不安，特别是她们当中很多人生活困窘。“这种落差从她的生活方式、为生存而进行的艺术交易，以及其他已发生的不公现象可以看出。”拉玛的麦卡弗里画廊代理说。“这种不公是令人震惊的……有种愤怒产生了：为什么现在才把这些名利与荣光带给我，我都‘七老八十了。”但波特罗兹说，很多赞美声都是“拉玛从不关心这些‘功名利禄的事儿。”伊万说，布勒泰斯库也同样不为最近所谓的“关注”所动，她遗憾的是自己已经太老了，不能再亲自布展了。“令人难过的是她也不能旅行了。”他说，“她以前一直是喜欢旅行的。”

但对于另一些艺术家来说，时机刚刚好。英国雕塑家巴洛在2017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代表英国参展，她跟《卫报（The Guardian？）》说，在她职业生涯的早些时候，她可能无法承受在威尼斯展出的压力。同时，对于苏·威廉姆森能够出现在2017年的巴塞尔艺术展她“兴奋极了”。古德曼画廊（Goodman Gallery）的高级策展人尼尔·邓达斯（Neil Dundas）也沐浴在威廉姆森成功的光辉中。他直截了当地归结道：“这些女人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作者简介：

安娜·路易·苏斯曼为驻纽约国际评论家、撰稿人，她的写作多关注性别、艺术、文化等主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在《时尚》等杂志都担任撰稿的评论家。她的文章曾在纽约时报、纽约时代杂志、华盛顿邮报、卫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国家杂志等有影响力的刊物发表。

梁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