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炜

中美贸易战正打得热闹，但是其基调完全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认识。向来标榜自由贸易的美国，竟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极端措施，这多少有点匪夷所思。

其实自由贸易也不是什么都好，关键看它为谁所用。自近代以来，中国尝过所谓自由贸易的甜酸苦辣。鸦片战争的起因原本是西方资本主义要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要求进行所谓的自由贸易。自此以后列强为了争夺中国市场，不断在中国寻衅滋事，划分势力范围。而中国这等贫弱国家不得不采取贸易保护的措施，有时还会消极地“抵制洋货”，以减轻自己国内产业受到进口货竞争的压力。洋务运动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希望发展中国自己的工矿交通等新式产业，认为唯有如此才能“稍分洋商之利”，进而达到“堵塞漏卮”的目的。用今天的经济学术语来说，那就是“进口替代”。以当时的眼光来看，外国商品入华，赚了中国人的钱，特别是贸易入超，使中国财富外流，造成国人日益贫穷。不过，国际贸易存在的根本理由是商品客观存在的比较价格优势，除了互通有无，商品总是流向生产同样品质的产品成本会更高的地方，否则无利可图，也就没有贸易之必要了。总体而言，技术含量较高的机器工业的劳动生产率通常高于依靠手工、人力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所以两者之间的交换总是存在剪刀差。统计数字显示，近代中国进出口商品的比价存在严重的剪刀差，而且此剪刀差还有扩大的趋势。如果1913年进口商品价格对比出口商品价格的指数为100，那么到了1935年这一指数上升到了122.9，这意味着中国要以更多的本国产品才能换回原先的那些洋货。这一事实刺激中国人努力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所以实业救国、工业救国、科技救国等口号都曾经深得人心。

即使因为不平等条约而处于劣势的中国，贸易形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经是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这一时期的经济上升就与外贸形势的改善有很大关系。其间，外国输华商品因为欧战而减少了，而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却猛增，如英国输华商品总值1913年为9700万关两，1914年以后就逐年下降，到了1918年其总值不到5000万关两，减少了将近一半。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商品的出口增长迅速，据1919年的统计数据，比1913年净增了40%。进口商品竞争压力减少，出口市场扩大，对于国内新兴工业和传统产业都是利好。

政府的关税政策对于保护国内产业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近代中国曾经长期丧失关税自主权，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这种情况曾经有所改变。自1928年起中国逐步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其后还曾四次提高进口商品税率，提高了大批对国内新兴工业具有竞争性商品的进口税率，同时降低部分工业原料的进口税率，减轻了本国工业的生产成本。如此一增一降，民族经济得益。1927-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之前的十年，被经济史学界认为是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经济发展的原因当然很多，往往是多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但是不可否定，这个“黄金十年”的发展周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新的关税政策。

贸易问题不可能单独发生，常常同产业、投资、币制等方面问题紧密关联。近代中国长期贸易逆差，如果单从统计数字来看，也许可以得出中国财富外流、资本外流的结论。但是很多研究者不这样看。如郑友揆先生就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中分析过，历年中国的贸易逆差，即外国“对华贸易的出超，大部分都成了它们在华投资的资本”。如美国在华投资与对华贸易的出超，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步扩展起来的。

按照国际贸易的常识，我们不难理解，强国要求弱国开放市场，减少政府管制，目的是为了让强国可以无障碍地向弱国输出产品、资本、技术，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而后发展国家往往会努力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出口补贴、进口配额、市场准入、关税税率等方面，采取比发达国家更加激进的管制措施。WTO维护贸易公平的基本规则之一，是允许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和差别待遇”，凡有争议，须经谈判协商或仲裁解决。这就是不同于过去不平等条约时代的地方。由于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贸易自由化不再是西方国家独有的信条，也成了中国认同的方向。然而，在中国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同步发展的关键时刻，美国却漠视规则，悍然发动了贸易战。显然，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不是就贸易论贸易所能解释得通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遏制中國的真实战略意图应当引起我们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