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暖春　鲁国宏

[摘 要] 自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对外经济交往的路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行贸易保护主义之道，以“自我”为中心，与邻为壑，特别是近期更是愈演愈烈。美国对外经济交往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并不是偶然之举，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面临的各种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诸多新变化以及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不可避免的带有诸多商人特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美国对外经济交往路径的新变化，我们应及早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 资本；竞争；对外经济交往

[中图分类号] F0-0；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8）10-0129-02

自2017年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对外经济交往路径出现了明显变化，呈现出了诸多新特征。这些新特征恰恰反映了资本控制下的国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真实面貌，也正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资本的本质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被充分暴露无遗。在正常情况下，资本在对外经济交往中还是愿意隐藏自己的本质的，并虚伪的提倡“自由贸易”、“公平”、“秩序”等，但是到了关键时期，这一虚伪的面纱就会被撕掉，为了利润而变得肆无忌惮，任意妄为起来。在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外经济交往正是向着赤裸裸的利益索取大踏步迈进，到处挥舞贸易大棒，任意制裁其他国家，并为此不惜挑起战争。美国对外经济交往的这些新变化，恰恰反映了《资本论》中“资本”原理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交往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资本论》的某些基本原理在当前形势下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仍然发挥着对各国的对外经济交往行动进行分析的指导价值。

为什么资本本质在现阶段美国会如此猖狂的露出自己本来的狰狞面目，不再隐藏？这是美国面临的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美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形势的大变化，使美国要想保住自己的霸权利益已经无法让资本继续躲在面纱背后，只能将其从“魔术瓶”中释放出来，以更好施展自己“身手”。采取什么样的对外经济交往路径，不仅是和资本自身的发展阶段密切相联，而且也要根据资本所面临的外在环境不断调整，而且也会和一国领导人的执政风格密切相关。

一、自身综合实力的强大，是其转向的政治保障前提条件

经济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时期尤为突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初步建立时期，政治就发挥了巨大的保驾护航作用，通过强制的方式实现了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这种对生产者的“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1]当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之后，又被强制地和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也是依靠政治的强制力量实现的。之后，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常运转，又通过颁布法律等形式实现了政治对经济的牢牢控制。而且，一旦资本遇到困难，为之服务的政权就会立马现身，为资本摄取利益披荆斩棘，开辟道路。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记载的案例就突出证实了这一点。皮尔想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移植到殖民地，可惜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后来，宗主国通过强行给殖民地的土地规定了“充分的价格”，即工人为了能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必须付给资本家的巨额赎金，在殖民地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得以建立。另外，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也总是少不了政府的推波助澜。这些基本原理对于资本主义的美国同样适用，并且美国历史上的对外扩张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19世纪末美国政府提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贸易机会”均等，更是其生动写照。

美国综合实力的强大为其护航资本摄取利益提供了巨大保障。二战后，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综合实力，在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特别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是国际贸易体系的重建，签订了以自由贸易为原则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重建国际经济秩序谈判过程中，尽管英国等也表达了自己的主张，但是迫于美国的经济优势，在货币平价、新建基金承担份额等争议问题上只能照顾美国的利益，这些重建的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此，此后较长一段时期，美国的任务就是守住这些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经济秩序、规则。但是，21世纪前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以及新兴国家的崛起，其经济竞争能力愈来愈强。美国早期倡导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规则等有些方面已逐渐瓦解，另一些则成为美国摄取自己利益的障碍，特别是降低关税，推进贸易自由化等越来越威胁到美国资本的利益。在这种新形势下，美国保护自己核心技术、保护国内市场、扩大国外市场的愿望也愈发强烈，并依靠自身强大的综合实力，肆意践踏原有贸易规则，搞贸易保护主义，对其他国家提出无理要求，甚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任意制裁其他国家，不惜挑起政治军事争端等。这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迫于美国的强大实力其他国家大多情况下也只能无奈接受。

二、其他国家的崛起，是其转向的资本竞争外在压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由于价值规律的外在压力和资本家追求更多剩余劳动及剩余价值的主观贪婪，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产品数量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订范围。”[2]当生产规模不取决于市场时，必然会不断的突破市场的界限。也正因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3]。所以，有限的国内市场是无法满足商品量的无限增多趋势的，最终国内市场的界限必被突破，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具有天然的世界性特质。

在早期，率先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以其廉价的商品作为武器对落后国家“攻城略地”，开辟了广阔的世界市场，再加上落后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微不足道，这时的资本具有绝对的优势和广阔的世界市场，通过资本自身这一经济手段就能获取大量利润。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继续扩大和落后国家的新发展，资本的“黄金时期”早已悄然而逝。首先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竞争开始加剧，其次落后国家也逐步开始了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尽管资本主义强国想把落后国家限制在一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但事与愿违，一部分落后国家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并对原有资本主义强国产生了巨大经济竞争压力。此时，随着资本竞争空间的扩大，竞争领域的拓宽，竞争激烈程度的加深，依靠资本本身的力量应对这种新局面已显得力不从心了，急需其他力量的介入，特别是政治、军事手段的介入。

当今经济全球化已几乎使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其中，地理意义的世界市场的扩大已接近极限，然而整个世界生产却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这只能使竞争愈演愈烈，在这场有限空间内的激烈的经济“厮杀”中，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原有资本主义强国的资本其地位不断被削弱，其市场不断被蚕食，其利润不断被瓜分。特别是中国在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经济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世界经济竞争能力迅速增强，在原来资本主义强国许多引以为傲的领域中国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已成为其巨大的挑战。在这种竞争的新形势下，原先资本主义强国积极倡导并为其带来巨额利润的“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等逐步成为其利润不断受到侵蚀的“祸害”，但是其资本要收获利润并实现增值又不得不依赖于世界市场和贸易等。于是对其资本最有利的状态就是开放其他国家的市场，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因此在这种竞争压力和摄取更多利润愿望的共同作用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原有发达国家开始对外经济交往路径转向也势在必然了。美国在最近的中美贸易谈判中提出的一些无理要求，例如要求中国停止中国智造2025、中国单方面增加来自美国的一定数额的进口量等，这些就充分体现了美国在新形势下既要抛弃原有积极倡导的“自由贸易”理念，又想保住自己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以及守住在自己市场的同时侵占更多的对方市场的狭隘心态。

三、资本家出身的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是其转向的资本“代理人”直接原因

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特朗普身上带有明显的市民社会特性。虽然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但是二者之间也总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即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具有相对对立性。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4]这种双重的生活对于人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政治共同体的生活中，人更倾向于把自己看作类存在物，从而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已被剥夺。在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其原则，金钱则成了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因此“对于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来说：‘在国家中的生活只是一种外观，或者是违反本质和通则的一种暂时的例外”[5]。经商牟利、利己主义等才是其本原。

特朗普有着长期的经商牟利的经历，市民社会特性早已渗入其骨髓。因此，执政风格与历来美国总统迥然不同，视政治信用为玩物，肆意践踏政治规则，漠视别国利益，一切为其代理的资本的利己主义服务。这也恰恰体现了市民社会对政治生活的绑架，在这种形势下，政治生活就成为市民社会摄取私利的赤裸裸的工具。表象是美国总统执意要采取贸易保护，和其他国家大打贸易战，以及要退出限制其自身“自由”的许多国际组织等，其本质是“资本”的自私与任性，而资本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资本”的典型和忠实代表。如果尝试从这一角度看待美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新变化，许多问题也就变得释然了。

对于美国对外经济交往路径的新变化，我们要有清醒的判断，抛弃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路径的新变化是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随着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甚至是反超，原有强国的对外经济交往的理念、方式、政策等一定会随之进行调整，只不过是在调整的具体时间上或早或晚，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反复性。对于新崛起的国家而言，则一定要提前做好应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对外经济交往新秩序，对于原有强国建立并主导的对外经济交往秩序不能全盘照收，亦不能完全否定，甚至在特定形势下那些原则秩序等反而会成为与原有资本主义强国斗争的有力武器。

[参考文献]

[1]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22.

[2]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8.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

[责任编辑：纪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