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琴

过去几年，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使用了约谈、督查等行政手段、法律手段，解决了长期以来欠下的历史旧账。接下来，需要从激励机制、动力机制着手，解决环保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把环保和经济需求结合起来

五年时间，北京的PM2.5平均浓度下降35.6%，其背后是一系列高代价甚至争议性的措施，包括政府对工业污染的大刀阔斧式治理。

国务院2013年9月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下称“大气十条”）要求，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2.5）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这一目标下，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改善空气质量，污染治理力度之大、监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2017年，北京交出了PM2.5平均浓度58微克/立方米的成绩单。

环保浪潮下，或者黯然离场，或者顺势而上，企业主演绎着一出出生死沉浮的故事。

保定人柳舟（化名）关闭了位于安新县的工厂，以招商引资项目的名义迁往外省；邯郸人刘占红新建了一个工业园区，吸纳昔日的“散乱污”企业入驻；邢台的“散乱污”企业负责人唐晓敏放弃了旧行当，开始接触全新的宠物食品领域……而观望者们仍在挣扎中期待“好转”的一天。

环保大地震

523个锈迹斑斑、形态各异的燃煤锅炉矗立在邢台市中心的一块空地上，其间杂草摇曳，统一的褪色标签显示着它们过去供给能量的对象，有敬老院、乡镇澡堂，也有化工厂、建材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