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小春

白米饭，是我国南方人的主食，现在的人天天吃，顿顿吃，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只有上了一定年纪的人才会知道，在缺衣少食的年代要吃上一顿白米饭是何其艰难。

我的家乡在新余丰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莊，一看名字就知道它是一个不错的地方。的确，那是一个只有200多人的鱼米之乡，水、旱地有四五百亩，能用上公社和大队水库的水，村里还修有池塘。但我却是挨着饿长大的。现在的家长总是想方设法让小孩多吃点，过去则正好相反，好不容易有点吃食还要分着吃、留着吃。调皮了、犯错了，挨打不是最重的惩罚，最不可忍受的是饿饭。看着家里其他人吃得津津有味，还要倔强地不让别人看到自己吞口水，那滋味至今想来都是涩涩的。

在以粮为纲的年代，乡亲们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是粮食与棉花，即使秋天收获的少量花生，也大多被用来榨油。可供孩子们吃的零食、点心实在是少得可怜，所以那时走村串户的货郎是最受欢迎的。听见那“叮当叮当”的敲击声和“不隆不隆”的拨浪鼓声，孩子们便围了上去，看着摆在上面的麦芽糖暗暗流口水。什么鸡毛、鸭毛、牙膏皮、鸡胗皮早就换光了，甲鱼壳、乌龟壳家里根本没有。面对这样的窘境，有一次我竟然在家里翻出5块钱。看着这5块钱，货郎看到旁边没有大人，急忙收起钱，迅速敲下一大块糖，然后赶紧挑起货郎担，也不“叮当叮当”就走了。中午母亲下工回来找不到钱，顿时大急，这可是够买七八斤肉的。一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母亲连忙追寻，很快在邻村堵住货郎，把5块钱要了回来。而我虽然免不了又一次被饿饭，但也不亏，这可是我吃过的最大一块麦芽糖。

其实像我们村这样的鱼米之乡，本不至于这么缺粮。当年的粮食纲要把亩产500斤称作过黄河，800斤则是跨长江。两季算下来，我们一般的年份过黄河，好的年份跨长江也是有的。可不知道是觉悟高还是为了争虚名，反正每到估产的时候，队长都是不甘人后，总要多报点。秋后卖粮，就按估产来，交了公粮卖购粮，卖了购粮卖余粮。结果卖了国家的，自己留下的就不够吃了，而那些受批评的生产队，人们却能偷偷地在家吃饱饭。

变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那时每一次回村都会有一些变化。先是粮食产量噌噌地往上蹿，乡亲们不再挨饿了，天天都有白米饭吃，然后有人外出打工，有人做生意了。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老板，据说有的钱还不少，反正比我这个公务员多得多，让我一下失去了优越感和成就感。30多年前村里出现了第一栋小洋楼，然后一栋接一栋，凡盖新房必是小洋楼，接着有人买了车，有人在城里买了房。到如今乡亲们天天吃白米饭自是不在话下，半数人家更是城里有房，村里有家，家里有田，屁股底下还冒着烟（即买了车）。

我常常想，村还是那个村，人还是那些人，田还是那些田，变化咋就这么大呢？我长期接受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知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我也知道，特定条件下个人的作用也是不容抹杀的。在这里我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深刻影响了中国，让广大农民能在新的体制下自主、快乐地种田；另一个人便是袁隆平，当年乡亲们又是念着“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经，又是使出吃奶的劲，也只能“过个黄河”，要想“跨长江”却是难上加难。可现在种上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乡亲们跨两回长江也不在话下，亩产几乎年年达到1000斤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