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岚

1918年，一战终于结束了，近代中国第一次走上战胜国的舞台。北洋政府的威望抵达巅峰，又在无形中为第二年的巴黎和会储备“能量”。新的文化运动正在展开，并在第二年爆发出磅礴之势，一批年轻人逐渐走上历史舞台。此时的中国，早已不再被世界孤立，一场发源于欧洲的大流感，悄悄蔓延而来……

尴尬的胜利

1918年元旦，府院之争过程中上任总统的冯国璋，在新年庆典例行三鞠躬后，“忽唱诵词”，被新闻媒体刊登在娱乐头条。上海县教育会在西门外斜桥体育场举办了一场同乐大会，宣布“行阳历新年，与世界接轨”。

同一天，孙中山发布《军政府公报》称：“际兹新岁，凡我忠勇国民与海陆诸将，当益奋前功，速图勘定内乱，回复平和，使法治之效果，与并世列强同轨。”翻译一下就是：新年到了，我们继续革命。

两天之后，他下令炮击观音山，却未得到陈炯明麾下陆军的响应，最终被西南军阀篡夺权力，去粤赴沪。

新年首日，即描绘出了1918年的中国：民国初生，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继起。张勋复辟才被平息，北京国会又遇危机。孙中山开展“护法运动”，军政府成立；各地军阀割据一方，内乱不断。

在北京，皖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日子不太好过：一边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一边要应对山头林立的国内各派势力，正在扯旗放炮武装暴动的革命党更是让政府焦头烂额。

前一年的8月14日，北洋政府终于宣布“与德奥两国同时入于战争之状态”，与两国所签条约一律废止。段祺瑞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向诸协约国驻华公使提出有关中国参战的要求：废除《辛丑条约》中禁止中国在军事方面反对德国的条款；延长庚子赔款支付的时限，不加利息；将中国关税率提高至7.5%；天津周围20里内允许中国暂时驻军，以防范德奥侨民。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将会以输出劳工和原料的形式参战。

1918年，中国因“宣战”而迎来了国际地位的大幅攀升。

4月，北洋政府顶住国内压力、不顾日本威胁，派遣4000名中国军人、1艘中国军舰——“海容”号巡洋舰，前往俄罗斯境内海参崴和西伯利亚接送华侨归国，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执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侨胞的利益和安全。

趁著撤侨的契机，北洋政府还展开了一系列收回国权的动作：如废止《中俄蒙协定》，出兵外蒙；积极提出修改《中俄伊犁条约》，废除了旧约中的不少不平等条款；1920 年9 月发布大总统令，废除俄侨领事裁判权，收回俄租界等。

11月11日，协约国以战胜同盟国而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消息传到北京，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错觉之中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

当月28日，北洋政府特开大会庆祝战胜，在故宫太和殿举行盛大的中外军队阅兵式，并鸣礼炮108响。刚刚上任一个月的新总统徐世昌，在军官簇拥下，身穿西式燕尾服、头戴礼帽沿着太和门台阶拾级而上。新式洋枪洋炮装备的北洋士兵走过太和殿前，接受总统和中外宾客的检阅：63岁的政治家没想到，伴随大阅兵而来的，是巴黎和会上的“弱国无外交”，以及开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大门的“五四运动”。

酝酿与生长

民国建立没有带来和平秩序和统一，相反，君主复辟、军阀割据：共和体制带来的政治面貌不足以革新国家，而另一些正在酝酿生长的新的东西，却可以用来唤醒国家和人民。

1月15日，当时中国最流行的杂志《新青年》做出宣言：从此以后，我们不再用文言文来写作，我们要用白话文来写作。

在这本杂志上，可以看到一些人的名字，比如陈独秀、胡适、周树人，他们是当年这个国家的热血青年，后来他们有的成了终生的朋友，有的成了一生的敌人。

《新青年》产生过许多“十万+”，比如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新青年》1918年5月15日4卷5号发表）、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1918年10月15日5卷5号发表，实际出版时间为1919年1月）等。

湖南青年毛泽东也是这本杂志的读者。这年4月，他与蔡和森、何叔衡等在湖南长沙组织新民学会。成立之初，这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此后数年，大多数会员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劳工运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学会宗旨由“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及至夏天，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勤工俭学前往北京。彼时北京大学刚刚建起一座红楼，两个月后才被启用为图书馆新址。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内，第一次与李大钊见面的毛泽东，获得了图书馆助理员的兼职机会。依据北京大学档案现留存的工资发放册记载，毛泽东于1918年12月、1919年1月和2月先后签收了3个月工资，月薪为8块大洋。

毛泽东在北大期间，学生们创办了《新潮》杂志，以三项标准为圭臬：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维和改造的修辞。

美国教育家杜威翌年访问中国时，对此评论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像中国学生这样，热切的追求现代新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同时也很少见到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些辩论本来可以用来维护已建立的秩序和现状，却一点不被重视——事实上，闭口不谈。”

与此同时，在上海环龙路44号那幢砖木结构带前院的房子里，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古应芬等革命党人出入频繁。

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正全力培植陈炯明的粤军，他甚至把自己在上海的房子抵押过两次，一次得款2万元、一次得2.5万元，都由廖仲恺亲自到漳州交给粤军使用。与此同时，孙中山在这座事务所中著书立说，完成了《知难行易的学说》和《实业计划》两书，与其1917年写成的《民权初步》合为《建国方略》。

孙中山把《民权初步》作为“社会建设方略”，旨在培育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具体贯彻他的民权主义思想。《知难行易》则集中讨论了认识论问题，以大量事例理论化了“行易知难”的观点，提出“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

《实业计划》洋洋10万余言，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对中国工农业、交通等实现现代化的宏大设想。他提出：修建10万英里的铁路、修建 100万英里的公路，兴建水利和电力，并在中国北、中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水平大海港。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修建三峡大坝的理想，“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这是中国人首次提出三峡水力开发的设想。

静悄悄的流感，轰轰烈烈的实业

我们来看两则1918年的新闻报道。

第一则刊发于当年3月10日上海《申报》，是记者发自济南的长篇消息《济南发现疫症之近况》。

报道首先通报了济南地区两案“输入型”疫情：一处是，济南大明湖南岸汇泉寺街住户杜良才，系津浦铁路的巡警，农历初六那天“染疫回家，初八日身故。其嫂传染此病，于十三日病故。其兄杜兴复亦于十四日身故。”第二处是，家住辛庄的理发匠赵立亭“曾在津浦传染时疫”，“十二日（指农历）得病回家，十四日病死。遂乃传染其子及女，于十九日同时身死。其妻复传染此病，二十日亦死，全家均已死绝。”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两案疫情共造成了7人死亡，可见此次疫情来势凶猛。

报道中的“疫情”是指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当年中国从南到北多个地区都暴发了疫情。患病者普遍出现“足软头晕”“身热咳呛”“周身骨痛”等癥状。在有些地方，大流感一度被称为“骨痛热病”。

疫情严重时，浙江绍兴死亡人数高达10%，当时报载：“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棺木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其数”。河南的情况也相当骇人，报上称之为 “疫鬼正在高兴的时代”。

当时的中国尚没有统一的卫生防疫体系，西洋的防疫技术虽然在上海等通商口岸有所应用，但远没有普及，中医药成为许多基层政府抵御流感的基本手段。民间组织在疫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红会，当时的红会组织主要从事灾荒救济，流行病救助并非工作重点。但在1918年大流感中，红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开启了近代中国红会流感疫情救助的历史。

第二则报道来自美国。

8月25日，美国《新贝德福周日标准报》在15版和18版用两个半版的篇幅，对中国南通纺织专门学校进行了长篇报道。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由张謇创建，是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学校。报道笔下描述的是中国实业家的理想缩影。

一战期间，英法德俄无暇他顾，中国轻工业和日用品制造业发展迅速，又以纺织业和面粉业为最。如全国缫丝厂数量由1931年的170余家增至1918年的433家，丝车总数达到166754台。

以济南为例，当年即有三家面粉厂开业：无锡荣氏在济南陈家楼开办茂新面粉四厂，资本50万元，工人近百名；翌年7月设立为济南茂新面粉公司。张采丞和股东冷振邦在官扎营的庄稼地里开始扩建“华庆面粉厂股份有限公司”，它后来成为济南商埠最有名的面粉厂之一，购置美制“脑达克”复式钢辊磨和英制蒸汽发动机数部，一条铁路支线直通厂内。穆伯仁在三里庄东街创办惠丰面粉厂，当年11月注册为“济南惠丰面粉有限公司”。

依托于实业规模的增加，金融行业也有所发展。除了银行、保险业的兴起，当年6月6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开业，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开张的北京证券交易所由原交通系头领梁士诒创办，资本10万元，主要经营债券、股票，同时兼做外币生意。两年后，上海等地交易所陆续创办起来。

这是近代中国经济少有而短暂的春天。那些我们熟知的企业家，都在此间成就一番事业。他们不会想到，一战结束后，中国很快便会陷入“铁厂积货如山、无人问津，至于闭炉停机；纱厂结账，大多无利……其他工业亦皆消沉”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