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

当前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正以持续不断的话语和行为宣泄着竞争意识，而在美国当代政治语境里，这种竞争意识源自某种更具历史镜像的恐惧。作为直接表现，“修昔底德陷阱”近年成为反映中美结构性矛盾最常使用的隐喻。在去年底以来特朗普政府接连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等官方政策方件中，美国将“头号安全威胁”由反恐回调为大国战略竞争，将中国定性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这更表明，冷战后的“历史假期”行将结束，整个世界正踱回到恐怖的“霍布斯丛林”边缘。我们真的了解美国的战略思维吗？美国反复渲染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是否存在某种“逻辑陷阱”？中美关系能否吸取历史教训，走出一条新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

“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隐喻

1973年越南战争期间，一队美国陆军士兵乘直升机空降在南越一个村庄附近，参加地面进攻行动。

在美苏冷战最紧张的1970年，美国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在某次旅途中冲着海军上将小埃尔莫·朱姆沃尔特大发牢骚。在基辛格看来，美国已经走过了最为辉煌的历史节点，接下来注定要历经衰败之路。他对于与苏联的漫长对抗感到悲观——“他们对待我们就像斯巴达人对待雅典人一样”。

这是当时美国战略界普遍的心态。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斯蒂夫·康纳曾在回忆录中写到：“在那个奇特的年代，美国国力强盛，又总是预想着灾难迫在眉睫……苏联和中国各自拥有卫星国和相互配合的征服计划，似乎要与控制着海权和空中优势的自由世界走向冲突……伯罗奔尼撒战争给我们的时代提供了一个简明而又令人惊惧的历史寓言”。

在很多美国高校，记述公元前3世纪发生在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之间数十年战争的史书早就是本科新生指定读物，求知者不能随口谈论“米洛斯对话”或“西西里远征”便多少显得没受过良好教育。伍德罗·威尔逊（第28任总统，领导美国走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相当一批国务活动家要么讲授过希腊史，要么深入研究过其中的片段。遏制战略的重要推崇者马歇尔国务卿曾在1947年公开讲，“我很怀疑倘若一个人在他的脑海里尚未回顾过伯罗奔尼撒战史和雅典的失败，他在观察今天的国际形势时是否具备充分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

作为首位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的学者，美国历史学家、普利策非虚构类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沃克1980年在海军战争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无论向前还是向后望去，我都难以找到慰藉……古代希腊世界发生的悲剧正在重新上演，同盟的瓦解、文官和军人的冲突、背叛与反背叛…我们如何打破这个远自修昔底德世界的陷阱？”

在沃克看来，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研究主题在于揭示了两大联盟“沉默对抗”诱发战争的逻辑——大国间的悲剧是通过联盟内部小国的持续性冲突被迫卷入的。折射到现代，从越南到古巴，从“三八线”到柏林墙，这条沿联盟国家边境划下的长长战争引线广泛而真实地存在着。

真正使“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发扬光大”的是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前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他曾在里根和克林顿时期长期担任美国政府的国际事务顾问，很明白把“古老寓言”转换为现实政策建议的重要性和耸动效应，他的早期著作《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真相》是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品。艾利森认为，对美国而言，来自苏联的恐惧已成为过去，现在是“中国世纪”。在其所著《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一書中，艾利森无奈地写道，“我们不必成为中国的奴隶，但必须学会接受其强大”，否则，“美中必有一战”。较之于沃克，艾利森的逻辑更为简练干脆，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无人能走出这片“丛林”。在艾利森深入研究的人类历史上16个国家竞争经典案例中，有12例以公开冲突告终。

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是，在基辛格、康纳、沃克等人比照历史镜像所产生的忧思里，苏联是可怕的“斯巴达战士”，“雅典战败的不幸”或将降临于美国。而在艾利森的理论阐述中，美国摇身一变成了保守节制、被迫应战的“斯巴达人”，中国的快速崛起和“扩张主义”与昔日傲慢跋扈的雅典人别无二致。

美国到底是谁？

为了看清美国，不妨求助于讲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书。

希腊伯罗奔尼撒岛上的历史遗迹。

古代雅典帝国的最初气象来自于希波战争后期。由于斯巴达缺乏海上力量主动退出联军，是雅典率领希腊世界南征北战，讨伐爱琴海周边的波斯残余，小亚细亚诸邦纷纷表示拥戴。这与美国借助两次世界大战将帝国权势跨过大洋进而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争夺战略空间颇为相似。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战争带来了相似的遗产，奠定了两个帝国在战后的基本发展轮廓与初始合法性。

古代雅典人大幅重组同盟，四处扶植地中海各邦的民主力量上台，一如当代美国人在塞尔维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所作所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军事史权威、美国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维克托·汉森教授在描述美国的民主输出时写道，“当世界再度见证巨型舰队开赴天涯海角，西西里、米洛斯和密卡利苏斯都在我们当代的媒体里被反复提及……我们的政府以自信和骄傲的雅典人方式，要他们对我们的德行和无私感到放心”。

古代雅典也讲安全机制设计，主动承担了盟友的战备训练，各城邦纷纷上缴战船、统一支付岁入。而战后美国在北约和东亚也大体是这样做的，致使英国连续多年没有航空母舰，法国只剩下“戴高乐号”航母象征性地四处游弋。鼎盛时期的雅典舰队每年都会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一周，将爱琴海宣告为帝国“内海”;现代美国海军则要求任何时候在役航母不得少于十艘，从直布罗陀到马六甲，帝国的海上权势宣示无处不在。

在经济制度构建方面，雅典收缴了战后整个同盟的全部财富，统一了币制和度量衡，在每个城邦市场刻下石碑，警示私铸货币之人。现代美国同样大发战争财，通过《租借法案》和“马歇尔计划”，接过欧洲盟友双手奉上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帝国荣光，并通过其所创设的新型国际金融机构维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对其它国家的汇率波动和金融政策指指点点。

从一开始，同为海洋性帝国，美国就像极了雅典，这种相似是深入精神内核的。修昔底德在他的名篇《葬礼演说》里反复宣示雅典的伟大：“我们的宪法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是别人的模范”;“我宁愿你们每天都把眼光注意到雅典的伟大，他是真正的伟大，你们应当热爱他”。美国人同样认为自己伟大，他们深信自己和犹太人一样，也是“上帝的选民”。伴随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胜利，这种“伟大”最终转换为一种美国式的救赎意识和“普世”精神，并在成为今天特朗普“美国第一”口号的理念根源。美国革命之父托马斯·潘恩曾断言：“如果雅典曾是什么东西的微型缩影，美利坚将是它的庞然巨型”。维克托·汉森也不无自嘲地慨叹“伯罗奔尼撒战争与美国人的关联从未像当前这样紧密。我们有如雅典人，无比强大，但不安全;声称酷爱和平，但总是身处某种冲突;渴望被人喜欢甚于被人敬畏，为自己的艺术和文学感到骄傲，但最后总是发现自己还是更擅长战争”。

美国是无二的“雅典”，在美苏对抗的晦暗岁月里愿意接过“民主之光”身份，也不想承担舰船四处游弋的骂名。但在中国学者白春晓看来，这是一种身份错乱：“在同一个时期内，雅典既可以被比拟为美国，也可以被比作苏联。为了使修昔底德能够指导居于高位、足以影响国际事务决策的政治家们，雅典不得不变成门神亚努斯那样的两面派……几乎所有修昔底德的句子都可能被精心挑选出来阐述一番，为某些人一时的政治目的服务……并这种对修昔底德的滥用造成了我们对他理解上的障碍”。

迷失于“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国

在去年6月清华大学第六届世界和平论坛上，艾利森教授坦诚地谈到，“我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从骨子里一直认为，美国就意味着‘第一，这已深入我的基因。所以，现在有另外一个强国有可能挑战‘美国第一的位置，这与我的世界观是根本矛盾的”。在《注定一战》一书中，艾利森罗列了中国飞速崛起的数据，涉及从钢铁生产、高校排名到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这些是中美或许注定走向战争的关键理据。

然而，当历史走到今天，“修昔底德陷阱”的框架实际已无从搭建。如果说中美矛盾有成为世界主要矛盾的趋势—这并非全无可能，那么这一矛盾会否终将失去控制却是值得怀疑的。从属性上看，中国更像是安于一隅的斯巴达人，既不向同盟征收岁入，也不搞领土扩张。斯巴达人从未以追求希腊世界霸权为目标，也无意通过权力来消解恐惧、维系安全。中国也有着“安土重迁”的传统，一向信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骨子里遵循战略保守主义。然而不同于斯巴达的遁世主义，中国热衷于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福祉，在新时代深切地怀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希望与世界各国交友，在国际舞台承担建设性的大国责任。最重要的是，中国一贯奉行不结盟政策，从而避开了任何可能引致联盟冲突的战争引线，不会被盟友国家无端拉入“修昔底德陷阱”。

从结构上看，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始终氤氲着丛林般的零和氛围，一道阿提卡长城和一片海洋将两大城邦隔离开来。而当今时代，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将所有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强国间的互动逻辑早已从非合作博弈转向合作博弈，艾利森就提到了中美贸易的紧密关联性。过去斯巴达人通过封城可以给对手带来一场瘟疫，而在产业链如此细分的今天，大国重走隔绝与贸易保护之路只能带来全球性的损伤。

近年，面对美国布下的“修昔底德陷阱”，我国主动实践理念和政策上的新构想、新举措，“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就体现了我们在解决两国结构性认知障碍的善意，尽管没有得到美方积极回应，但两国各层级的战略关系和合作机制已经搭建起来。当美国从各种国际承诺中退出、减少向国际社会输出安全稳定和公共产品之际，中国主动担负了大国责任，填补了全球公共服务的部分空白。

反观美国，直到今天仍迷失在身份恐慌与零和思维的陷阱里不能自拔。艾利森重祭“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后，在西方学界受到一些批评。巴德学院深稔于东亚文化的教授伊恩·布鲁玛指出，艾利森的中国认知过分集中于基辛格和李光耀（艾利森不懂汉语，但与基辛格、李光耀私交甚好，曾编有《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使得他的研究存在着一些不应有的史实错误，“如果他对中国懂得更多一些，会更有说服力”。布鲁玛特别提到两个例子：一是看到基辛格引用中国古代大战略家孙子的理论，艾利森便顺着认为中国偏爱“不战而屈人之兵”;二是艾利森警告美国政府，中国在面对更强大对手时会倾向于使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有如日本在日俄海战和珍珠港做过的那样”。

在中美理应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今天，“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显得过于干瘪冰冷。它可以作为一种来自古代的深刻的历史隐喻，但是永远无法成为我们正在生长的世界里的现实理据。同样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方面的权威，耶鲁大学古典系斯特林教授唐纳德·卡根、哈佛大学古典系教授厄恩斯特·巴迪安却从未在自己的各种著述中提及“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这种“研究伊利亚特却不提荷马”的现象也说明，将静态的模型从鲜活的历史中简单机械地剥离出来，并不能解答对帝国荣耀和王者之欲的追逐是如何压倒了审慎与节制，对国家利益的维护是如何从谋求相对安全转向谋取绝对安全的，最终将自身逼进了霍布斯式的绝对困境。

每个人都希望避开陷阱，远离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然而历史的狡黠之处正在于，它永远不会把答案直接推送到我们面前。探究历史，与其说是为了获知如何处理具体国际事务，不如说是为了体认人类可能遭遇的种种苦难，正如耶鲁大学教授唐纳德·卡根2005年在杰斐遜讲坛的演讲《为历史一辩》所说，“它使情感起伏波动，使心灵警觉冷静。我们成了更深刻的个人和更明智的公民”。

（作者为盘古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