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云龙

妹妹云美，小我四岁，而她的同事姐妹，好多以为我是弟她是姐。

妹妹心太大了，家里承包了几亩田，她还在镇上的服装企业打工。工时不短，工资不多，不过她还是觉得比忙田划算，比养鸡轻松。田里长的、棚里养的，最后都靠市场，不靠谱。

每次见面，我都说好：天天东奔西走的，有什么必要?盯准一样，做好，罢了。40岁以前，你拿命换钱，40岁以后，你就要拿钱换命，想开点!妹妹不听，她有她的说法：儿子大了，将来要用钱，家里哪有固定收入?穷不靠亲，冷不靠灯。我，就这个死做的命!

妹妹口头引用的都是父亲在世时说过的一套。父亲当年在乡下，以给人算命为业。不过，他自己都没算好，妹妹的命运更是被他生生改变了轨迹。

妹妹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就被父亲叫停了。起因是我的一次“告发”，放学回家，我随口说了一句：云美今天和同学躲在女厕所里，踢毽子。那是乡下女孩冬季唯一的娱乐项目。父亲立即找到有力的借口，揪住不放：不上了，回来，女娃也不要多少文化，家里自己教教，认几个字，够了。父亲其实是迫于经济压力才出此下策的，家里当时保证一个重点读书，已经够呛了。我是男孩，乡下人眼里，当然的重点。

妹妹退学时，并没有怎么抵制，因为二姐也没读到初中，就被父亲中断了。她想，迟早都得回来种田，还可能读到大学吗?一念之差，一生之痛。其实，妹妹现在最最反感的不是被辍学，而是父亲一贯的偏见，他多次散布过一种言论：女儿考上大学，只剩下半个，她要嫁出去的；儿子考上大学，等于两个，他一定能娶回个大学生。

妹妹回想起来，至今还觉得有点侥幸。因为父亲早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就自行制定了家庭的“五年计划”“十年规划”：我如果考得上大学，妹妹就在附近找个婆家，将来好照顾他们；如果考不上，那就让我去学和尚，省得种田受罪；如果做和尚，不好找老婆，那就让妹妹给我换亲。

在父亲的计划里，妹妹成了我的“牺牲品”，她的生活都以我为中心。妹妹有次抱怨时，我偷换概念安慰她，你应该高兴，老头儿的意思，不是你为我牺牲，恰恰是我离不开你，你在家庭里的地位最重要。妹妹笑了。

出生在那个年代、那样的家庭，妹妹能有什么奢望呢?在农村广阔天地锤炼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就悲催地发现，日晒夜露的日子不好受，肩挑背扛的苦力吃不消。可是，学校已经回不去了。幸好，农村出生、长大的人，特别能忍，当然，她也没办法不忍。直到我考出去读书那年，妹妹才有了翻身得解放的开心。在她看来，哥哥多一点出息，妹妹总会多一线希望。

可是，我又能给妹妹多少希望呢?一开始，引荐她到小镇的一家服装厂，妹妹从零学起，干得不错。厂长后来还想培养她专门负责质检，也相当于中层小干部，可她坚决不干，她知道自己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工友的名字还认不太全，账更不会记。当时，她最怕人家知道，自己是个小学都没读全的半文盲，丢人。

不过现在，妹妹的智能手机已经玩得溜溜的，拍照、视频、语音，样样都蛮在行，时不时地还会移动直播一下老母乡下的饮食起居，了却我们在远方的牵挂。看来，这些年，她自己偷学了不少，她并不真的认命，更不愿意认输。——处在叛逆期的外甥，也情不自禁地给他妈妈点赞。

严格意义上说，妹妹本是一个“幸存者”。上世纪70年代初，刚刚推行计划生育，农村里抓得还不是那么紧。一次育龄妇女例行检查发现，妈妈怀了她，大队医生叫妈妈赶紧去公社医院引产。妈妈想，要到20多里外的镇上，还要花两块钱手术费，她就借口说，找娘家的侄女去做吧。表姐当年也是妇女主任，偏偏那天表姐不在家，没做成，后来也就有了这个妹妹。

妹妹说，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该有一个她。既然来了，既然投胎做了人，总得过出个人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