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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报刊中寻找西南联大

2018-11-20肖伊绯

书屋 2018年11期
关键词:梅贻琦南开西南联大

肖伊绯

今年是西南联大正式创办八十周年。这所诞生在抗战烽火中,由迁至西南后方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为一体的中国名校,在艰苦卓绝的共赴“国难”历程中,创造了与全民族全面抗战同步,整整八年的为国育才、教育救国的历史奇迹。

岁月流逝,史事尘封,回首往事,文献难求。如今,“西南联大”的名字,对于稍微熟悉近代文史的读者来言,虽然并不陌生,但恐怕也未必十分了解。笔者经年搜求,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旧报刊中,偶尔能零星窥见西南联大的星光熠熠,还不时结合相关史料为之钩沉索稽一番,便会有一些难得的发现与惊喜。

1938年12月1日:西南联大开学了!

1938年12月18日,香港《立报》刊出一篇题为《西南联大概况》的报道,辗转向日军铁蹄下的中国学子们传达了一个令人鼓舞的讯息:“西南联大开学了!”据报道,西南联大在云南昆明于當年12月1日开学,12月8日正式上课,全校新、旧同学及转学者共计一千六百余人。

须知,当时北平、上海等地已被日军侵占,要想在一份普通的国内报纸上刊发“西南联大开学了”的消息并不容易——“沦陷区”被日军实行消息封锁政策,没有新闻自由,这一消息只能辗转千里,秘密转移到当时还是“自由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还有一定新闻自由的香港去发布了(即便如此,当年香港报纸版面上凡涉及日方内容,亦一律以X替代“日”字,以避免日方干扰破坏)。且看这西南联大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能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如此引人注目呢?报道原文如下:

西南联大概况

各院系主席人选略有变更

新、旧同学一千六百余人

本月一日开学八日上课

【昆明通信】西南联大于十二月一日开学,定八日正式上课。记者昨访该校负责人,据谈:现全校新、旧同学及转学者计一千六百余人,其第二次补考学生亦将于日内放榜,以后当再有增加。关于该校组织仍多照旧,惟院系主席人选略有变更。兹将该校组织系统及人选揭载于后:

教务组织:(一)常务委员办公室,常委蒋梦麟、张伯岑、梅贻琦,秘书主任杨振声,秘书章廷谦、沈肃文。(二)总务处,总务长沈履,文书组主任沈津,会计组主任沈展拔,出纳组主任王家祥。(三)教务处,教务长樊际昌,注册组主任朱荫章,副主任薛德成,军训队队长张伯苓,副队长马约翰、樊际昌,主任教官毛鸿,体育组主任马约翰。

学院组织:(四)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中国文学系主席朱自清,外国文学系主席叶公超,历史社会学主席刘崇宏,哲学心理教育系主席汤用彤。(五)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政治学系主席张熙若,法律学系主席燕树棠,经济系主席陈岱孙,商学系主席丁佶。(六)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算学系主席江泽涵,物理学系主席饶毓泰,化学系主席杨石光,地质地理气象系主席孙云铸,生物系主席李继纲。(七)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土木工程系主席蔡荫,机械工程系主席李辑祥,电机工程系主席赵友民,化学工程系主席张大煜,航空工程系主席庄前鼎。(八)师范学院院长黄子坚,教育系主席邱椿(至于公民训育系、国文系、英语系、史地系、算学系、理化系各系主席,据黄子坚先生语记者,均已内定,惟尚未下聘书)。(九)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主任严文郁。(十)工程处主任王明之。该校各院系新添教授,中国文学系有唐兰、杨振声等,外语系有刘泽荣,化学系有邱定彦,算学系有姜立夫、张希陆,教育系有张彭春,生物系有陈桢,社会历史系有蔡维汉等多人,该校与云大交换代课教授,中文系有闻在宥(云大)、罗庸(联大)等。(十二月五日)

遥想当年,这一纸从香港发出的“西南联大开学了”的快讯,无论是当年从战火肆虐的抗战前线逃难至香港者看到,还是被辗转多途、流离失所至西南后方者看到,内心是何等震撼与快慰。一所集合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最优秀资源的超级大学,已然顶着日军密布如网的炮火,昂然矗立于中国大西南!

原来,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举国共赴国难之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率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开课。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五个院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联大聚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在办学的八年中,毕业学生约两千人。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4日,梅贻琦在昆明宣布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三所学校分别北上复员。联大师范学院则留在昆明,改成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留下的永久纪念。

“世界教育史的一页”:西南联大的八年

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时光,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1946年11月1日,已各自复课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齐聚北平,举办了规模盛大、意义非凡的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庆典。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这里的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是以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开课时间为起点的,即从1937年11月1日算起,至1946年11月1日,恰为九周年。

此时,虽然实体意义上的西南联大这所战时组建的庞大学校业已解散,但在抗战中缔造的联大精神,却让出席此次庆典的师生铭记难忘——梅贻琦、黄子坚、胡适等三校代表到会致辞,追忆过往,也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一笔珍贵的口述史史料。但查阅相关著述,对此次庆典虽略有记述,却始终未见有详细披露者。向来对近现代文教事件记载甚详的《胡适日记》也未有任何记录;此外,无论是胡适还是梅贻琦的晚年忆述也未见提及,这对后世研究者而言,当然是相当遗憾的。

殊不知,1946年11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曾以较大篇幅报道过“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可谓一补前史,为西南联大校史补上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句点”。因资料难得,在此略加整理,转录全文如下:

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日

三校热烈联合庆祝

梅贻琦说:三校合作的精神应该要继续

黄子坚说:三校在友谊上应作学业竞争

胡适称:是世界教育史的一页

【本报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昨日联合举行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晨九时,国会街北大门院即涌满活跃的联大学生,九周年纪念特刊在大门旁发卖,四壁纪念报刊,都是介绍联大八年来的回忆事迹。十时,胡适校长与陈雪屏两氏同车同至。之后,南开秘书长黄子坚率联大学生五人由津来平参加盛会。清华梅校长因交通工具关系,率学生数人于十时半即达会场。十时五十分,纪念会开幕。

梅贻琦校长首先致词

梅贻琦首先致词谓:今天是西南联合大学九周年纪念日,今天三个学校,已经离开昆明回到北平。八年来,我们都在昆明。现在感觉到非常幸运,全部又回来了,尤其大家聚集在这里。然而想到从长沙的临时大学迁移至昆,遇到的困难,度着磨难的日子,今日联大的常委张伯苓、蒋梦麟、傅孟真,不能回来同庆,还有留在昆明的师长们,师范学校成立了独立一部分,联大查训导长留在那里。我愿意从军的师生,欢欢喜喜的到来。牺牲了的师生们,他们为了国家……我一面为他们禁不住感伤。还有因当局防护不周而殉难的师长,回忆这些,我们这个会,不应仅在形式上,需特别着重过去联合的战果,三校分开了,三校合作的精神应该继续。因为抗战以前,三校已经有相同的教育方法,或者是大同小异,人事上有“通家”的传统。胡适之先生是清华的校友,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是北大校友,南开秘书长黄子坚也是清华校友。张伯苓在很早以前曾任清华教务长,我自己在南开受过教。俗话说“亲戚远来香”,但三校越近越香。梅氏还对长沙与昆明的情形叙述很多,说胡校长于二十六年离国前,还去长沙绕路半小时。由长沙到昆明,不像那些为安全而去西藏喜玛拉雅山避炸弹。联大选定了昆明,都是为了西南的交通路线,滇缅公路,可以运图书仪器以为补充。三十三年因战局的关系,曾一度设叙永分校,但不久即迁回昆明。不是已经没有危险,一度敌人趋贵阳,同人们仍冒危险努力,一直听到胜利的消息。又等了一年,今年三四月间陆续返平。七月底,最后一批学生坐了难民车,经三个月功夫,联大三校已大部复校回来了。九年来,可以说在勉强的情形下,有着勉强的结果。最后,梅校长以“彼此本合作精神努力”一语,结束此三十分钟的演讲。

南开黄子坚,他的话引起大笑

其次,由南开秘书长黄子坚致词谓:梅校长清瘦的面貌,男低音的声调,可以回想昆明大西门外草坪上的情境。北平的阳光和昆明一样,现在要冷了,希望今年北平的冬天和去年一样。他回忆昆明、长沙的情形,从长沙到昆明,他和李继侗、袁复礼等步行六十余天。二十九年,敌人轰炸三校,曾派他赴川、贵各地巡视,觅一校址。他笑说四川的滑竿,主要是三种生物乘坐:新娘子、猪和大学教授。他的话不断地引起听者大笑。他最后说:过去虽可珍惜,但是要展望将来,把握现在,希望三校在友谊上作学业的竞争。

胡适说,我应该是太老师

这时,轮到胡适校长说话了。他说:还是有点喉痛,不敢大声说话,现在是客人,但不敢以客人自居。北大应由汤用彤和杨今甫两位出席,但是他们一个病了,一个代我主持国文系的系务,都不能来。在会场外看见纪念的标语有八年的,也有写成九年的,如说九年,临时大学在长沙的创办,是我首先提议,我是创办人之一。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教育界人士参加庐山会后回南京,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负责人都在那里,经胡适建议,长沙设立临时大学第一区。胡适称:去美国后,第二年敌人炸南大,同事寄去的被炸照片,经我亲自写文章送各报馆刊载。因此联大不仅是我国历史的一段,也是世界教育史的一页。我对于长沙率领学生步行六十八天,历一千英里之旅的教授们表示崇敬。对梅校长三校“本来是通家”一语极为同意。我不但是清华的校友,清华校长罗家伦是我的学生,我应该是“太老师”。北大的理学院饶毓泰,数学系主任、现任代理理学院院长江泽涵都是南开校友。清华朱自清教授是北大学生,因此“通家”的事实不胜枚举。胡氏最后道出此次赴南京开会前一天梅校长与陈岱荪访晤时一句话:“休戚相關。”

只有合作,才有办法

他认为九年的合作,九年的流亡,只有合作,才有办法。纪念会至十二时。午后一时,联大教授吴之椿、孙云铸、费青、冯至、袁家骅、吴晗等讲演。联大图片展、朗诵诗歌会、球赛,及七时举行的戏剧联欢晚会,会况热烈空前,参加达千人,夜九时许始散。

这篇一千八百字的报道,“现场感”十足,生动描述了“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这一历史事件的细节。清华、北大、南开的“通家”之谊、抗战之情、“休戚相关”之传统跃然纸上,三校共同缔造西南联大的奇迹,在梅贻琦、黄子坚、胡适的口中娓娓道来,恍然如昨。事实上,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亲密合作、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支撑联大度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是联大成功办学的根本保证。全面抗战爆发后,除西南联大,其他部分学校还组建了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等,但都未能成功维持下来。正如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说:“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值得一提的是,梅贻琦致辞中提到的“叙永分校”,称设立时间为“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年,可能记忆有误。据当年叙永分校学生郎昌清忆述,该校设立时间应为1940年。叙永是位于川、黔、滇交界处的一座小县城,今归属四川泸州市管辖。此地是盐商贩运食盐至黔、滇必经之路;长江支流永宁河蜿蜒曲折穿过县境,把叙永县分成东、西两城。两城之间有上、下两座桥相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1940年,日军借道安南(现越南)攻滇,昆明危在旦夕,西南联大为此也做了必要时迁校之准备。于是同年设立叙永分校,让大一新生先在此上课,限12月20日报到。叙永分校的开学时间为1941年1月6日,到8月中旬就结束了第一学年的全部课程;同时,第一批学生回到昆明本校,也就宣告了叙永分校的结束。

驻美大使胡适曾任西南联大常委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庆典中胡适以北大校长、清华校友的身份致辞,似乎只是一位与西南联大有着校史渊源的资深人士发表感言而已。事实上,胡适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不久即临危受命,被当局派往美国,出任中国驻美全权大使,为宣传中国抗战与争取国际支援而游说于欧美各国。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7月方才归国;同年9月,出任北大校长。也即是说,此时出席庆典的胡适才履职两个月而已,与西南联大的创办和运营着实是没有任何参与的。在胡适之前,以北大校长身份参与西南联大创办,并任西南联大校委会常委的乃是蒋梦麟,只不过他已于1945年离职,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了,他的职位由傅斯年代理。

殊不知,胡适与西南联大的渊源,还远不止上述这些史实。据1946年4月由西南联大内部印行的《西南联合大学校友录》一书可知,胡适还曾当选西南联大校委会常委,只不过“备考”一栏中标明有“尚未到职”字样。从某种意义上讲,胡适以其在中国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的卓越声望,以其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深厚渊源,虽因身在国外而未实际参与到西南联大创办与运营当中,但仍享有着西南联大“名誉常委”的身份。

抗战胜利,百废待兴。纪念日之后,庆典之后,乃是一段历史的结束,更是未来的开启。西南联大结束其八年历史使命,开办九年后仍然留驻于广大师生记忆中;而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北上复校工作仍是千头万绪,还需更多商议。1946年11月3日,北平《世界日报》又刊发报道,称三校在北大开联席会议,要联合汇编校志,商议复校校务等。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又邀请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南开大学秘书长黄子坚等出席,留下了一帧珍贵的西南联大原有三校及新生一校的“四校负责人”存照,这或是“世界教育史的一页”又一新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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