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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和邮递员叔叔吵架

2018-11-20孙卫卫

家教世界·创新阅读 2018年7期
关键词:邮递员专职刊物

乡上的邮电所只有两个人。一个每天专职送信送报;一个上午送信送报,下午在所里的窗口办公。

他们的年龄和我爸爸妈妈差不多,每次见面,我都喊他们叔叔。我和专职送信送报的叔叔走得更近一些,他负责我们那片的投递,我订有一份报纸、一份刊物。

差不多每隔一天就能在上学的路上或者学校办公室门口看到他。我觉得他是我们全乡最神气的人。每次我都眼巴巴看着他,希望有我订阅的报纸和刊物,希望有我的信,那时我已经往外投稿,每天都渴望收到编辑部的回复。

他认识我爸爸,当然也认识我。但是,他的眼睛似乎永遠是朝上看的,不会看矮矮的我,因为他的工作决定了他很少会和小孩打交道。对我,开始,他显得挺和气。后来我经常追问他杂志来了没有,报纸怎么又少了一期,他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有时候一看是我,还没等我说话,就冷冷道:“还没来呢!”右腿使劲一蹬,一扬,跨上自行车,一溜烟就骑走了,唯恐避之不及。

追问的好处,是过些天他会找来一本杂志或者一期报纸给我。如果有我的信,他也会专程送到家里。

我中午放学,看到家门口立着他的绿色的邮政自行车,之前的不快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我的理想就是长大后能成为一名邮递员,可以有报读,有杂志看。我真想快快长大,骑着这样的自行车,去走街串村。

虽然送来的多是过期的报纸和刊物,但我也读得津津有味。读完后,给它们编号、造册,算作我的藏书。

即使没有我的信和报,到了饭时,他如果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我们也会邀请他来家里吃饭。对我们家来说,他是尊贵的客人。在我们家吃饭,也省得他回去再做。

我们家成了他的一个驿站,他经常来歇歇脚,喝喝水。乡下人很少喝茶,但我们家也为他准备了茶水。还有一次,他跟我们村一个人打架,被人家撕破了工作制服,我妈妈很认真地为他缝补,补得完好如初,看不出一点针线的痕迹。

可是有一次都6月份了,3月份的报纸和刊物还没来。我只要见到他,就问他要。也许在我们家吃过饭的缘故,他的语气不像之前那么生硬,但总是让我再等等,再等等。

我看重我订阅的报刊,确实是喜欢它们。那时候课外书少,我每次都一字不漏看完,连报纸的中缝也不放过,否则就觉得没有充分利用似的。它们开阔了我的眼界,是我无声的老师。订阅前,我对着报刊目录,也是千挑万选,因为家里给的钱少,我把过年收到的压岁钱也搭了进去。我特别爱惜它们,每次看后,都叠得整整齐齐,专门放到一个地方,下次看时再取。

一天中午,想到我的那些报刊,我终于忍不住了,从家里一路小跑到乡邮电所。

邮电所的大门关着。我敲门,没有人开。我爬到他窗台上,看到他在睡觉。他从屋子里也看到了我,问我干什么。我说我取杂志。他说:“告诉过你没有来。”我说:“别人的都来了。”他说:“你先回去,我找找看。”

没有拿到我要的报刊,我怎么可能回去呢?我跳下窗台,又去敲门。过了一会儿,他把门打开,大喊:“你想干什么?”我说:“我不干什么,我要我的杂志。”他又重复说没有来。我说:“你这个人对工作一点儿也不负责任,什么人民邮递员!”他说:“你这小孩子反了!”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我们两个吵起来。

乡邮电所在街中心,一个大人和小孩吵架,不时引得路人观看。大人都认识他,劝他不要吵了。他可能也觉得这样有失身份,自知理亏,又回到邮电所去了。

“以后再也不在你这儿订报纸了,什么破邮电所。”靠着邮电所的墙,我终于大声哭了起来,我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委屈。

在邮电所工作的另一个人回来了。听完我的讲述,他并没有什么表情,他不是那个人的领导,他也不好去批评他。

丢失的报纸和杂志就那样丢失了。我曾试图补齐它们,但终于没能补齐。那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零售报刊的门市部、报刊亭,何况又是在乡下。

我后来也怀疑过,是不是当初他就没有给我订上。

为了维护我的权益,我十二岁的时候跟邮递员叔叔吵架,想一想,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跟人吵过架,我一说话脸就红。

孙卫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生于上世纪70年代,陕西周至人。199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90年开始发表习作,著有《班长上台》《熊小雄成长记系列》《一诺的家风》《小小孩的春天》《会说话的书》等儿童小说、散文集、童话等30余部。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中国新闻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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