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颖

1980年，四川成都无线电一厂自行设计制造，建成一条日产一百五十台彩色电视机的生产流水线，将从日本进口的全套散件，组装成14英寸彩色电视机（熊汝清/摄）

1984年4月30日，万里长城上，一名手持玻璃瓶可。口可乐的中国小伙子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被冠名以“中国的新面孔”。

对于中国人来说，当时还颇为稀罕的可口可乐，如今早已司空见惯。时隔三十多年，回头看去，那张新面孔，似乎也隐喻着整个中国在卷入经济大潮中，作为一个新兴市场所呈现出的令全世界期待的新面孔。

一些数据可以反映出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市场，在40年中的不断进化：中国货物贸易进口从1978年占世界比重的0.8%、排名第29位，上升至2017年的占比97%、排名第二位;同期，进口规模从1978年的109亿美元跃升至2017年的18410亿美元，增长169倍。

而随着这些数据的变化，中国也从最初全球贸易市场中不起眼的小角色，逐渐成长为影响举足轻重的“世界市场”。不过，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挣外汇、买设备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产业配套、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与工业化国家存在很大差距。要加快经济发展，需提高工业化水平。而要提高工业化水平，需先提高技术水平。这成为中国进口策略的逻辑起点。

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在书中撰写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引进技术工作有了一个大发展。“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同志认识到，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尽可能地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吸收外国资金，学习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速度。”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石永红，上世纪80年代曾先后在原国务院机电设备进口审查办公室、原外经贸部机电司、商务部机电和科技产业司工作。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短缺的外汇都要用在关键设备进口上，严格控制一股消费品特别是高档消费品的进口。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原副总经理梅浩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外汇就一直非常紧张。上世纪60年代，中国面临给苏联还债的压力，当时刚开始从事进出口工作的梅浩林经常想，“要知道我们出口换来的外汇有多珍贵！出口的苹果都是要通过固定的圈口的，大的不行，小一点的也不行。而多少苹果才能换来一台先进的设备啊！强国需要科技！”

1978年是中国引进先进技术突飞猛进的一年，为了统筹领导技术引进工作，国务院成立了新技术领导小组。当年，中国同日本、英国、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共签订了1230多个项目，成交额达78亿美元，合同数量和金额比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总和还要多。

其中，22个重点工程项目占了成交额的90%以上。包括上海宝钢一期，4套30万吨乙烯及其配套项目，云南昆明的洗衣粉原料（五钠）项目，陕西成阳的彩色显像管厂等。

尽管“节衣缩食”，但紧缺的外汇依然无法满足当时的进口需要。

1979年，中国外汇储备为8.4亿美元，仅能满足当年半个月的进口需求。

为了突破资金不足的制约，一些地方在以现汇从国外引进技术的同时，还采取对外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等“三来一补”方式，提高技术水平、促进生产和增加外汇收入。

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强调：“搞来料加工，引进新技术，要大批组织。”此后，由于“三来一补”这种方式可以不需要任何投资，很快就能增产增收，于是迅速在珠三角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初级产品供应不足。1980～1982年间，初级产品进口占比一度接近40%。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三来一补”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具备了一定条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等工业制成品，由此得以改造和提升中国的产业发展水平。

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至1984年间，全国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共1.6万项，用汇120多亿美元。其中包括彩电生产线113条，电冰箱生产线70条，复印机生产线15条，到1984年，中国工业制成品进口占我国进口商品总额便迅速提升至80%以上。

以出口导向来进口

1984年，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十四座城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

“1984年，我国的对外开放呈现出崭新局面。如果说在此之前的5年属于试点起步，那么这一年就从南到北在沿海地区大步向前推进了。”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在回忆录中写道。

随着开放城市的增多和开放区域的扩大，这些区域需要优先引进设备，而同期该区域的出口能力尚未形成，就导致了进口贸易额大于出口贸易额的局面。

1987年，中央起草了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主要内容是沿海加工业要坚持“两头在外”（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即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在国际市场）大进大出，重视引进外资，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快速提升。当年，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不足6%，到1991年时，这一数据已经超过21%。

这四年间，由于加工贸易需要进口大量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口金额仍然大于出口金额。

不过，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进口的初级产品中，矿物燃料、润滑油以及有关原料的占比上升，其占比从1987年的近8%上升到1991年的近20%。

这也成为此后一段时期内，中国进口的主要逻辑之一。

“整个90年代中国都是以出口导向来进口。也就是说，某种产品进口后能提高出口能力就被鼓励进口，而这段时间，中国制造业已融入全球产业链，贸易伙伴開始多元化。”石永红说。

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上升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外贸活动日益活跃，国内经济和外贸体制也开始市场化改革，中国初步具备了加人多边贸易体制的条件。

1986年7月，中国正式照会关贸总协定总干事，要求恢复中国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次年，由李岚清率领的代表团赴布鲁塞尔与欧共体进行了首轮磋商。

他写道：“始料不及的是，这一谈就是15年。”“关贸总协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关税减让，但那时只要一提减点进口关税，各部门就会群起而攻之。那时我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主任，深感其中难处。”

这一问题的突破，源自中国领导人自1995年起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连续三次宣布我国自主降低关税，并承诺到2005年将工业品平均关税降至10%。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迎来了对外贸易的跨越式发展。

2006年，入世5周年时，中国关税从15.3%下降到9.9%。

入世后，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飞速增长。2002年～201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从2951.7亿美元增长到13962.4亿美元，年均增长21.4%。

石永红说，中国加入WTO后投资环境大幅度改善，外资开始大规模投资，国际产业加快向中国转移，在中国开展加工贸易，即大量进口设备、零部件制造产品后再大量出口。

“这种‘大进大出与早期‘三来一补不同，早期企业进口大多与轻纺工业有关，比如进口面料、纱线以及纺织设备做成衣服再出口。而加入WTO后，主要是外商大规模引进装备和零配件用于生产电子类的产品，包括计算机、手机等。”石永红说。

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年增14.6%至2601亿美元，而当年，全球半导体产业产值仅为4000亿美元，中国的购买占全球市场的一半以上。

根据《中国对外贸易》一书，在中国的进口贸易中，2001～2013年，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总额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而按各自占总进口的比重来看。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比重在下降，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比重在上升。

根据商务部数据，在中国进口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以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为主，工业制成品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主。2013～2017年，两者进口额合计占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比重由52.57%增至53.38%。

石永红介绍，目前，对加工精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大型机床、关键的集成电路、生产集成电路的高端设备等方面，国内的技术水平还有待提高，仍需要大量进口。

凭外汇券买“特供”的日子

随着出口的迅速提高，中国外汇紧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这给中国进口市场带来了新的变化：普通市民购买进口产品成为日常，消费品进口的规模开始迅速上涨。

改革开放初期，因为外汇的短缺，一般消费品的进口非常少。

1979年1月，中美建交的第二天，可口可乐公司便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达成协议，向中国提供可口可乐，并开设可口可乐装瓶厂。当月，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由香港发往北京，这成为改革开放后最先到达中国内地的外国消费品。

李岚清回忆道，外贸部在批复这份协议时加了一条“仅限于在涉外饭店、旅游商店出售”。

2016年8月18日，市民在河南郑州郑欧班列进口商品展示中心购物（朱祥/摄）

此后，一大波外资品牌汹涌而至。万宝路香烟、瑞士雷达手表等进口商品，开始在友谊商店等特定地点售出。

事实上，1964年开张的友谊商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要面向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士开放。即便对许多北京人来说，这家商店也是一个秘境，他们经过时总忍不住往里张望，好奇里面到底在卖些什么东西。后来他们知道，那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端商品以及全球各地的进口商品——好时巧克力、万宝路香烟、瑞士手表，还有一些外国产的电视机、冰箱等电器。

当时，不仅进口消费品的销售地点受到限制，消费者在购买这些产品时。还需要使用外汇券。

丽都饭店是北京较早的一家涉外酒店，上世纪90年代初，20岁出头的张斌就在这里工作。

他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称，当时酒店每天都有几趟通往友谊商店的班车载着外国客人去买进口商品，去购物时，他们不仅需要带着外汇券，还需要出示护照。

使用外汇券的历史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年代中期。1994年1月，中国停止发行外汇兑换券，1996年中国外储则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50.29億美元。

随着进口商品的销售渠道越来越多。正是在1996年，曾被打上“特供”标签的友谊商店也正式转型，对所有消费者开放。

正是在此之后，一些国外知名鞋帽、化妆品品牌开始进入中国并快速发展。

例如，1997年，德国知名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和法国欧莱雅集团纷纷进入中国，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截至2005年底，进入中国市场不过8年的阿迪达斯专卖店已经遍及中国300座城市，总数超过2000家。而到2015年。在华经营了18年的欧莱雅全年销售总额已经高达149.6亿元人民币。

不断扩大的进口贸易“朋友圈”

加入WTO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外汇储备急剧增长。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全国人均收入也高速增长。2005年，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约1500元，到2015年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已超过5000元。

这些因素，使得消费者对进口消费品的需求进一步爆发。

一组数据足以说明这一势头的凶猛：2013年中国海外代购市场的交易规模超过700亿元，2014年规模则超过1500亿元，一年时间翻了一倍。

据海关统计，2017年，我国进口消费品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1.1万亿元人民币。甚至，当年仅进口食品全国销售额就达582.8亿美元。

从业者也深刻感受到了市场的巨变。“80后”宋雅倩大学毕业之后在大连经营一家进口日化商品店，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6年前刚开店时，一罐奶粉都要卖很久。现在，她每个月能卖出奶粉近100桶，尿不湿近500件。最近一个月她卖出去200多条韩国的搓澡巾，而几千块钱一套的护肤品也大有市场。

随着国内消费者对进口消费品的需求不断提升，中国的进口贸易“朋友圈”也日益丰富。

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实现较快增长。2017年，中国自“一带一路”国家进口6660.5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占中国总进口额的39.0%。

现在，“一带一路”沿线上遥远的南太平洋岛国也与中国有了更紧密的贸易联系。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大市场，比如，2016年，汤加向中国出口了24万吨小南瓜。

从事外贸生意的商人张建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从2016年开始从叙利亚进口手工皂在淘宝以及线下销售，目前，他已经进口了19万块手工皂。除了叙利亚手工皂，他每年还从土耳其进口一万条地毯。

量质齐长的服务贸易进口

200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服务贸易大会上，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亚历杭德罗·哈拉表示。服务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所经受的冲击远远小于商品贸易。经验证明，在经济低迷时期，服务业的恢复要比其他行业迅速，而服务业的复苏将带来生产力的提高。

事实上，除了货物贸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口也飞速增长，服务贸易进口额从1982年的20亿美元增至2017年的4676亿美元，增长233倍。自2014年起，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位居世界第二位。

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进口服务贸易结构都较为传统。据统计，1997年～到2006年间，中国进口服务贸易以传统的旅游、运输等行业作为支撑，大多属于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资本密集型服务如航空、通讯、建筑以及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如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部门对中国服务贸易的贡献微弱。

1998～2001年曾任荷兰驻华大使的华黎明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中国加入WTO前，中国的服务业开放度不高，荷兰企业界非常执著地做中方工作。在他担任大使的三年时间，每当中国领导人访问荷兰，保险公司和银行的企业家们都会想尽办法向中方领导人当面阐述开放保险业、银行业的好处。

不过，这一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

如今。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服务贸易以独立展区迎接全球参展商，服务贸易展区汇聚了90个国家和地区的450余家国外服务贸易领军企业，涉及文化教育、创意设计、物流服务、服务外包、新兴科技、旅游服务等领域。

中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正在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续推进服务业开放，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开放，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也将放宽外资股比限制。

（本文参考文献：《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谷牧回忆录》《中国对外贸易史（下）》（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著）《中国对外贸易》（对外经贸出版社2015年版）《中国对外贸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人大重阳研究报告第49期：中国购买力大崛起——改革开放40年来的进口侧结构性升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