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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长街,告别最后的烟火

2018-11-20霍思伊

中国新闻周刊 2018年42期
关键词:长街兴隆南北

霍思伊

张彩萍意识到,这一次,是真的要拆了。

2018年10月10日,西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发布了正式的征收方案,货币补偿每平方米2万元。从5月8日发通知到现在,古城腾退这只“靴子”,终于也落到了真正的皇城根脚下。

拆迁涉及南北长街上共计400户民居,给定的搬迁期限是45天。白纸黑字,就写在遍布胡同墙壁上的通知中。

雪后的南长街。

政府称,根据新总规的要求,皇城内也是完善政务区功能的重要承载空间。本项目意义重大,相对于二环内其他项目,进程预计会比较快。

事实上,早在2008年,南北长街就曾经历过一次拆迁。在张彩萍经营的老北京卤煮餐厅后厨,杂物凌乱地摆着,窗棂破败,空气中被雕刻进的,不仅有历史的痕迹,更有不太久远的忙乱与无措。

由于和政府在补偿款上没有达成一致,张彩萍留了下來。一过十年,终于还是要离开。

30年前,她嫁到北长街99号,向北走几百米就到了文津街,故宫的护城河筒子河在这里转弯。向南走十几米,是分隔了北长街和南长街的西华门大街,东边的尽头是西华门。1900年8月15日凌晨,八国联军兵临城下。年近古稀的慈禧太后剪掉了自己多年养的两寸长指甲,换上半新不旧的褂子,携光绪皇帝从这里出逃,史称“庚子西狩”。历史在这里也拐了个不大不小的弯,直到12年后,开始激流猛进。

和南北长街见证的历史相比,30年太短了。而现在,它终于也成为了历史。

南长街教育夹道胡同内的一处居民房内。据还未搬走的居民介绍,院子始建于清朝,建筑格局和设计属于标准的四合院,内部曾设有长廊。而如今只能从破损的六角形门窗和褪色的门廊木雕联想过去。

“真龙过脉处”

南北长街全长1556米,东临故宫,西靠中南海,前者是封建王朝核心,后者是当代政权要地,因其离至高权力之近,被民间称为“最尊贵的夹道”。

明代,南北长街为皇城禁地,设有专为紫禁城服务的内宫衙门,如银作局、宝钞司、御用监和兵仗局等。

清时,为革除明代内宫之弊,防止过于庞杂的内宫机构造成资源浪费和内宫专权,废除了明朝建制的“四司、八局、十二监”,改为在西华门内设立内务府,下设三院七司,包括营造司、掌仪司、会计司等,同样分布在南北长街上。除此以外,还有众多的王府、寺庙和豪门显贵的私人官邸,并首次开始允许居民迁入。

更明显的转变发生在民国。

此前在明清时期,南北长街原本和东华门外的街道同名,都被称为南池子和北池子。因为从北边的神武门进来,就像走进一个池子,池底就是皇城的南墙。当时东、西华门外的两条街均为死胡同。据《京师坊巷志稿》载,“以东西二口之南端皆至天安门之垣,无门可出。”皇城森严,可见一斑。

但到了民国六年(1917年),北京市政当局决定将南池子一带的甬路改建成马路,同时在南池子南口、南长街南口、灰池、石板房等处开辟皇墙豁口,改善因皇城南墙无出入口而造成的城中部南北交通不畅的状况。

《燕都丛考》记:“皇城宅中,宫墙障塞,开通南北长街、南池子为东西两长街,禁御既除,熙攘弥往。于东侧辟南池子门,于西侧辟南长街门,又西侧辟灰厂墙门。于是,南、北长街,南池子以及灰池、石板房诸处,昔为行人所不易至者,今俱成为通衢。”

于是,在南长街新开辟的豁口处,修建了一座高大的拱门,上题“南长街”三个字,便是今天的南长街和西长安街交界处。至民国十六年,则“城垣尽拆”。

明礼部尚书朱国祯云:“余过西华门,马足恰恰有声,俯视见石骨黑,南北可数十丈,此真龙过脉处。”

而到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城垣尽拆”,这一“真龙过脉处”所聚集的不再仅仅是龙脉,还有更多的人间烟火气。

晨钟暮鼓

在紫禁城外有八座寺庙,被称为外八庙,分别是普度寺、宣仁庙、凝和庙、万寿兴隆寺、昭显庙、静默寺、福佑寺和真武庙。前三座在南北池子大街,其他五座则在南北长街。

北长街37号,石门额上刻着“万寿兴隆寺”,原为明代的兵仗局佛堂,康熙三十九年(1700)敕改为万寿兴隆寺。寺坐西朝东,规模较大,有房舍200余间,后来变为接纳老年太监们的寺庙,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就曾居住于此。

1923年,溥仪下旨“将宫内太监全部裁撤,立即出宫”。至1926年,兴隆寺内仍住着40多位太监。这些封建王朝的遗民生活在民国,痛苦孤独。

据孙耀庭回忆:“出宫之后,我们这批太监痛苦极了。一方面是生活无着,找不到工作,还被人看不起;另一方面也不习惯紫禁城外面的社会生活。比如说,我们在大街上个厕所都成为问题,进男厕所呢,还是进女厕所?”

教育夹道胡同内,一位常年在此地收废品的老师傅。

他住在兴隆寺里,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冬天上街去捡煤核来烧。

北长街上的老居民,都曾见过兴隆寺门口停放的寿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信誓旦旦地声称见过孙耀庭的棺材从寺中抬出,缓慢地,仿佛一个朝代痛苦的转身。

但事实上,孙耀庭于1996年于广化寺逝世,享年94岁。

新中国成立后,兴隆寺是北京市内唯一住有养老太监的寺庙,由人民政府对其进行集中管理、出资供养。随着寺门口的寿材日渐减少,这里也成为了北京胡同里典型的大杂院,旧殿被隔成多户,来回奔跑的小孩替代了站不起身的老太监。

兴隆寺的对面是福佑寺,始建于清顺治年间,康熙帝玄烨年幼时曾避痘在此,陪伴他的乳母是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的妻子,曹雪芹的曾祖母。

从兴隆寺走,不过数米,就是外八庙之一的昭显庙。始建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内祀雷神,亦称雷神庙。民国时北京教育会在此办公,因此雷神庙北边的小胡同,也由雷神庙夹道改为教育会夹道,现名为教育夹道。

目前,福佑寺仍为班禅驻北京办事处,不对公众开放。垫脚远远望进去,只能看到红墙高大,殿宇巍峨,依稀可见其皇家规制。山门三间,前后有雕龙御路,左右有八字屏墙,大雄宝殿五间。

兴隆寺仅存山门,此前为民居,目前大门紧闭。

泽园酒家里,毛泽东的警卫员王明福正在讲述他眼中的毛主席。

昭显庙原址上于1937年成立了北京市教育会附属小学,后改名为北长街小学,原庙的后殿及影壁今仍在。

昭显庙往南是静默寺,也是外八庙之一,始建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系关帝庙,据说大殿内曾供有关公的青龙偃月刀。明清时因为离皇宫近,常有觐见皇帝的大臣在此留宿。后来损毁严重,原有的形制还在,但看外墙似乎是后来重建,现为北京中海万悦销售中心,红色的朱漆大门背后是一桶桶水。

而位于南长街中部东侧的真武庙,据记载曾将忽必烈用来盛御酒的玉钵误用为“咸菜瓮”,后于乾隆年间被重新发现。今庙已不存,旧址上为一片民居。

专卖老北京卤煮的仁人餐厅门旁,卤煮的香气透过后厨的朱漆门从煮锅里溢了出来。

西城区文化委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南北长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腾退工程,先行修缮的是兴隆寺,由区文化委负责,与主管总体拆迁进度的区房地中心配合工作。而南北长街上的诸多古建,除兴隆寺外,其他大多属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直管。“未来,是否对外开放,还要看整体部署。”

福佑寺殿内建有一座重檐八角亭,檐顶上挂有十世班禅敬献的哈达,风起时随风飘扬,空气震动,钟鼓楼内的晨钟暮鼓已无处可寻。

仁人餐厅老板张彩萍。

半个月内,人已走了大半

姜万京已经在南长街的盡头住了45年。他生在这,长在这,现在即将要离开这。

搬迁是从北向南进行的。秋日的北京,和往常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正像郁达夫所写的那样,“来得清,来得静”,搬家车悄悄地来,却也悄悄地去,无声无息间,大杂院里就剩下一两个人,原来共用的厨房拆了,锅碗瓢盆瘫在地上。

姜万京三代都住在这里,门口是曾经的织女桥,和南池子的牛郎桥遥遥相对,现已被水泥路覆盖,只剩“织女桥东河沿胡同”的指引牌挂着,一进南长街的拱门就能看到。

半个月内,人已经走了大半。

要搬迁的400户中,有些是在其他地方有房产,平时很少来南北长街,房子低价出租给了外地人,这样的人走得最快。还有“家庭成分”简单的人,不拖家带口,没有家庭纠纷,看到45天之内完成签约且10日内搬家交房的,可以获得每平方米2万元的提前搬迁奖,虽然不舍,也搬得比较迅速,尤其是考虑到可以按照“先签先选”的原则,购买位于朝阳区奥运村5号地或朝阳区百子湾的定向安置房。剩下的人中,或者是由于没有房本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或者是因为家有残疾,人口较多,在现有的补偿条件无法生活。

南长街一处胡同内,拆迁过后空荡杂乱的房间。

按照补偿方案,虽然每平方米规定是2万元,但政府会综合考虑各户的实际情况,适当在此基础上乘以一定倍数。

卤煮店老板张彩萍觉得补偿低,给商铺的补偿是每平方米十五六万,按照她总共15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一共约230万。拿这笔钱去购买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两居室定向安置房,按3万每平方米的价格,还需要自己贴几十万。

家住北长街的金奶奶,是典型的旗人老太太,虽然下半身瘫痪,但坐在椅子上,腰杆依然挺得笔直,说话时字正腔圆,咬字清晰,自有一股矜贵气。

24平方米的平房里住了她一家六口,除了自己和老伴,还有闺女、女婿和她们的双胞胎女儿。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政府提供的补偿款是600多万,他们准备买两套房,那就得在五环以外了。

她的两个外孙女,都在街对面的北长街小学上学。作为南北长街上唯二的两所学校之一,北长街小学也即将整体搬迁。也因此,学校和学生越离越远,接送成为家长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姜万京回忆,这条街上长大的小孩都是一起长大,几乎都是北长街小学毕业,然后进入一六一中学,晚上互相串门吃饭。

南北长街上现在共有两所学校。在北长街小学以南,是一六一中学的三个校区。北校区位于北长街44号,原是会计司南花园,1926年,李大钊从北洋军阀手中争取而来,作为“女一中”的校址,也就是北平市市立第一女子中学,一六一中学的前身。

始建于1913年的京师公立第一女子中学,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之后,教育部创建的近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女一中”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中学。

南北长街两侧的民房大部分已人去房空,院内残留着居民生活过的痕迹。

至1929年,初中、高中两级都完成“三三”新学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改革后,“女一中”已经为女子开设了公民、国文、英语、数学、自然、历史、地理、劳作、卫生、体育、图画、音乐和童子军等必修课。李大钊也在学校开了两门课:“社会学”和“女权运动史”。

二十八中的前身是北京艺文学校,由著名教育家、革命先驱高仁山先生于1925年创办,学校学生早年也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闻名,和刘和珍一起遇难的陈时棻就是艺文中学学生。

北长街小学的前身是北平市教育会附属小学,原是北平市教育会办公地。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秘书处工作过的杨庆兰,是该校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1923年春,作家老舍由天津回到北京,在北京教育会当了两年文书,就住在昭显庙的后罩房中,在这里,他写下了《骆驼祥子》。

左邻右舍

刘少奇、朱德、陈云、胡乔木和十世班禅等国家领导人的子女,都曾在北长街小学就读。

姜万京说,同学中有很多领导的孩子,大家知道他们的身份,但从来不在意,没有阶层分别,一样打闹。

住在南北长街,即使是普通百姓,也会偶尔和权力中心产生交集。曾在南北长街社区工作的郗俊杰写道:“他们(南北长街人)住过的地方离中南海太近了,有的房子从窗户就能摸到中南海的墙。他们会讲这条胡同生活如何的安全,出去都不用锁门,因为海墙周边有解放军站岗。他们会说到上学时和某某国家领导人子女是同学,关系如何好,如何到首长家里打枣吃。”

据姜万京回忆,长街人晚上吃完饭出门遛弯,经常碰到中央领导人也在散步,身后只跟着一个警卫员,悠闲自在。居民们也养成一种默契,虽然认得,但绝不上前主动攀谈。用姜万京的话说,这是每个南北长街人都有的“政治自觉”。

张彩萍的卤煮店对面,四合院里住着一位中央领导。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偶尔会过来问:“生意怎么样?”她就点点头,说挺好。而他的厨子经常来打包卤煮。

向北走几米,有一个蓝色铁门,推进去有几户人家,朱红色大门是会计司胡同25号,胡耀邦在此居住了29年,直至1989年4月15日逝去。张彩萍和她的丈夫都出席了追悼会。胡耀邦去世后,他的妻儿继续生活在这个四合院里。

郗俊杰还记得,一次,正赶上南北长街拆迁,傍晚,胡耀邦的儿子从铁门后走出来,对正在搬迁的人说,母亲李昭(胡耀邦的夫人)因身体不好不便出门,让他代她向街坊四邻问候、道别,并一再表示舍不得大家走,还拿来茶叶让众人品尝。

从会计司胡同25号继续向南,是北長街38号院,历史学家、原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于1969年在此院逝世。

诗人柳亚子也曾在北长街居住,他将书斋取名为“上天下地之庐”,取自柳亚子的《〈沁园春〉——次韵和毛主席咏雪之作》。诗中写道:“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1951年2月,毛泽东亲笔为柳亚子题了这六个字,柳亚子后来把题字制成匾额,悬挂在北长街89号的客厅正中。

位于南长街20号的泽园酒家,与毛泽东的关系更密切。1994年,毛泽东前警卫员王明福和另一位战友,以及中南海的两位主厨韩阿富、程汝明共同成立了泽园酒家,名字取自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居所丰泽园。泽园酒家里,经典菜常年不变,是毛主席最爱吃的红烧肉。

如今,与权力中心最近的南北长街上的居民们,即将离去。

张彩萍最喜欢夏天的南北长街,街道两侧的槐树密密地遮住燥热,“一走进这条街,整个人都清凉了”。

这的确是北国的槐,郁达夫曾从槐树叶底,细数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那是一个普通的秋日,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训鸽的飞声。后来,训鸽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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