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张宏杰（北京海淀）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著有《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等）

面对贪腐大案，乾隆在他统治的中后期也并没有手软，基本做到了发现一起，惩处一起。除了甘肃冒赈案外，乾隆中后期还处理了很多其他大案，有人总结为“乾隆后期六大案”。比如乾隆四十六年发生的新疆捏报粮价案，新疆乌鲁木齐各州县很多官员在收购粮食时大规模捏报粮价，侵吞国帑。小麦一石不过八九钱至一两零九分，州县却上报每石一两八九钱，多出的钱就进了官员的腰包。乾隆皇帝因为此案，将地方官员湖图里、索诺木策凌、窝什浑、德平、伍彩雯、王喆等处死。

乾隆四十七年春，御史钱沣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勒索属员，亏空近二百万两，乾隆查明后，将二人判决斩监候，前后两任山东按察使也因失察都被降职。

乾隆五十一年，因两广总督富勒浑贪污，并纵容家人滋事，乾隆命人查办，判决斩监候，其家人处绞。虽然办了数次大案，然而这些案件的震慑效果却远不如前期。一边不断查处大案，一边官场上的腐败却是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乾隆虽诛杀不少高官，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是财政制度出了问题。在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原有的财政收支平衡已经被打破，地方政府普遍入不敷出。所以不改革财政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除了这方面的原因，乾隆晚年惩贪失败还有许多个人因素，第一个就是他的情绪型执法。

乾隆皇帝在位期反复宣称：“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传达出的信息是，他对贪腐是零容忍，实际上并非如此。乾隆这个人为政崇尚乾纲独断，往往根据自己的亲疏好恶来进行判决，有时就难免因人立法，庇护亲信。比如他处理云贵总督李侍尧的案件就非常典型。

李侍尧是乾隆年间的名臣，他聪明能干，深受乾隆欣赏。因为“见知高宗(乾隆)”，乾隆二十年(1755)三十多岁即升为代理广州将军，从一品。这个人能力很强。《清史稿》载：李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僚属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也就是说，李侍尧身材瘦小，貌不出众，但精敏过人，过目不忘。接见僚属，谈不上几句，便可以洞悉这个人的才干优劣。平日拥几高坐，历数治下各州县肥瘠利害，间或抖落出那里的地方官一两件阴私事，仿佛他亲眼所见，属员莫不屏息聆听，大气也不敢出。

乾隆甚至在李侍尧得罪后仍然称赞说，“李侍尧历任封疆，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色”，并把他与阿桂并称为当朝“最能办事之人”。

乾隆四十五年，有人举报任云贵总督、大学士的李侍尧贪赃受贿，借办贡品之名勒索下属。乾隆对于贪污之案一直非常重视，立命和珅赴云南查办。和珅查办此案并没费很大气力，因为案情很简单：李侍尧到任之后，大肆索贿。下属官员知道李侍尧“素性傲戾，不讲情理，若不从便有祸患”因此敢怒不敢言。但是乾隆却不想杀了李侍尧。乾隆心知肚明，李侍尧受贿索贿，有一个主要的动机是给他办贡品。而且他又是这么喜欢这么欣赏这个少见的“能臣”，他内心有一万个饶他一命的理由。他宣布暂缓处决李侍尧。半年之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撒拉尔回人起事，乾隆即把李侍尧从刑部大牢里放出来，“赏给三品顶戴，并戴花翎，赴甘肃总办军务”。不久，又命李侍尧“管理陕甘总督事”。李侍尧获罪不过一年时间，又重获总督一职。

李侍尧一案“高宗怜才宥罪，执法不平”，人所共见。这相当于明确告诉天下臣工，是否贪腐是第二位的，能否得到皇帝的宠信才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乾隆对和珅的任用又何尝不是如此。乾隆皇帝晚年，难道对和珅那样明目张胆的贪污一无所知吗？当然不可能。但是他用得舒服，用得顺手，而且和珅还是他的儿女亲家，多捞些钱，也是给了自己的女婿。所以有意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朝中不乏对和珅的举报，他就是不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都认识到，在乾隆朝贪污罪是一个极具弹性的罪名，如果你处理好了和皇帝的关系，并没那么可怕。

从乾隆的一生来看，他执法更是存在时宽时严的特点。刚刚上任的时候，乾隆是一个非常宽仁的皇帝。然而到了乾隆十三年，乾隆突然变脸，对官僚集团大开杀戒。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去世，乾隆皇帝心情极差，以丧期剃头为由杀掉了好几个他不喜欢的高级大臣，因为其他小故被惩处的大臣更是不计其数。“乾隆十三四年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

然而，如前所述，到了乾隆晚年，因为心态和性格的变化，他又一次回复到“宽大”。大臣当中违法违纪现象越来越多，乾隆也懒得整顿：“今大员中，革职革任屡犯而从宽留任者，不可屈指数。”这样忽宽忽严，在乾隆自己看来，是“宽严相济”，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是客观上这样做却大大削弱了制度和法律的严肃性，使大臣们难免因此产生侥幸心理。

乾隆晚年贪污屡治不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晚年的他形成了一个错误的心理定势。乾隆皇帝晚年，官场纪律败坏，大案层出不穷。但是乾隆皇帝本人却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沉迷于一件很好玩的事。什么事呢？搞皇帝吉尼斯排行榜。什么叫皇帝吉尼斯排行榜？就是乾隆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的各项指标进行比较，来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

乾隆四十五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稀说》。在这篇文章中，乾隆说，在他之前，中国历史上活到七十岁的皇帝，一共才六个人：汉武帝，梁武帝，唐玄宗，宋高宗，元世祖，明成祖。而跟他相比，这六个人统治上都有缺陷，都不完美。你比如宋高宗是偏安之帝，唐玄宗晚年闹了安史之乱，是吧？所以只有他乾隆的统治完美无缺。因此在中国皇帝排行榜中，他的综合排名可以稳居第一。

到了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皇帝又宣布，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录。什么纪录呢？这一年他得了第一个玄孙，这说明乾隆已经五代同堂，成了古往今来第一个五代同堂的皇帝。

到了乾隆五十年，乾隆又宣布，他创造了另一个历史第一：在活过七十岁的七位皇帝当中，他的在位时间最长，达到五十年。所以他又写了一首诗：“七旬登寿凡六帝，五十纪年惟一人。”（《御制诗全集》）

乾隆五十五年，他八十大寿，更是来了个年龄、儿孙和在位年代综合比较，结果更是证明自己的历史第一地位不可动摇。他说：

八旬开袤春秋永，五代同堂今古稀。

古稀六帝三登八，所鄙宋梁所慕元。

惟至元称一代杰，逊乾隆看五世孙。（《御制诗全集》）

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年过古稀的皇帝有六个，其中只有三个活到八十岁，这三个里，宋高宗和梁武帝是废物，不值得一提。只有元世祖忽必烈武功赫赫，挺了不起。不过这元世祖仍然不如我，因为我乾隆五世同堂，他没做到。

所以乾隆四十五年到五十五年的十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那就是乾隆的七十大寿、七十五大寿和八十大寿。这三次整生日办得一次比一次隆重，一次比一次热闹。乾隆皇帝的志得意满、骄傲自大，是一天比一天严重。晚年的乾隆，已经自大到失去了最基本的反思能力的程度。

回顾乾隆的一生，从早年的明智到晚年的颟顸，从早年的勤政到晚年的懈怠，从早年的谦虚到晚年的自大，这种剧烈的变化，确实令人惊讶。不过回过头来想，乾隆这个人，从乾隆元年到乾隆四十五年，他基本上保持了勤政不懈。而乾隆四十五年之后，也仍然能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批阅大量奏折，应该说，这差不多已经达到了人类意志力的一个极限。而历史上其他皇帝是很难做到的。乾隆登上皇位四十五年后才出现懈怠，被大臣们捧了四五十年才开始得意忘形，到了老年，才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乾隆的变化，只能说明，没有制度的保证，只靠个人的自觉，任何一个人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总结乾隆一生惩贪的成功与失败，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根本结论是，通过人治的方式惩贪，不可能取得彻底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