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洁

摘要：外教是外语教学中的重要师资力量，是学生们直接接触外国文化的主要途径。随着国内德语专业的增加，国内德籍外教的数量也随之增加。由于中德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教育体系，在华德籍外教的跨文化教学问题日益凸显。基于此。本文梳理了对外德语教师的研究现状，特别是有关中国高校对外德语教师的研究现状，以便指出目前有关对外德语教师研究中的成果与不足。

关键词：对外德语 外籍教师 中国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9-0025-03

一、对外德语教师研究现状

有关对外德语教师的研究总是和对外德语的教学实践密切相关。对外德语的教学实践可以追溯到大约1900年。[1]然而，从学术上从事对外德语的研究并没有一个很长的历史。二战后，德国经济复苏，国际地位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开始学习日耳曼学，德国学者呼吁将传统日耳曼学区分为本土日耳曼学、国外日耳曼学和对外德语。有关对外德语的研究也随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20世纪70年代，Harald Weinrich在慕尼黑成立了对外德语研究所，并且确立了对外德语专业的科学标准。[2]一系列以研究对外德语为导向的期刊杂志相继问世，如《德语作为外国语信息杂志》《德语作为外国语年册》《跨文化外语课堂杂志》以及《跨文化日耳曼学杂志》等。

对外德语教师作为教育过程中的行为体，他们的教学、角色定位、进修与培训等是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主题。由于对外德语教师面临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的挑战，因此，“文化”是研究这些主题的关键词，比如：文化特殊性、跨文化性、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能力等。

Hinkel（2001）在《“母语教师”真的是更好的外语教师吗？对外德语课堂中的异者视角和外国视角》这篇文章中，研究了人们在对外德语课堂中是否可以屏蔽其他的语言并且对对外德语教师提出了哪些要求。他认为，非母语教师比母语教师有优势，因为他们可以掌握德语语言的所有层面。同时他也赞成教师要敏感并有意识地对待母语和学习者的文化。此外，他认为，学习者没有学好语言知识的责任主要在母语教师，因为他们使用了“错误的”教学方法和原则。作者认为，除了教授语言外，还要考虑外语学习中的本文化视角和异文化视角：“一个在外国的大学面对外国的学生的外国老师，以此改变他的（无意识地）外国的文化视角并且不比他的学生们的视角少。”[3]

E?er（2006）在《“德国老师讲的少，问的多。”关于文化因素在对外德语课堂中的作用》一文中通过探究针对对外德语课堂语境的文化概念，分析了文化因素对学习内容和教与学行为的影响，进而指出了对外德语课堂教学的内容和学习目标，对外德语教师的进修和培训。作者认为，对于对外德语课堂而言，文化就是人们说话、教学和学习的方式。“文化”总是对外德语课堂中学习内容的一部分，学生应通过对外德语课堂获得下列文化知识，比如：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的文化特殊性、国情知识、文化理论知识、关于跨文化性和跨文化行动力的知识以及能提高文化敏感性的知识。对外德语课堂是跨文化交往的场所。因为教师与学生的文化背景不同。[4]教师和学生都受到本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教与学中，教师应该意识到自身的课堂行为是受文化影响的并且对于学生来说是陌生的；避免草率地解读学生的行为，尽可能补习关于学习者教与学的文化等。

二、中国对外德语教师研究现状

在驻外对外德语教师的研究中，以中国为语境的研究只有少量几篇，大多是关于在中国的教学实践报道。

Kleppin（1987）在《德国老师——中国学生。关于中国高校的课堂情况》这篇文章中，叙述了自己半年来在上海同济大学作德语外教的感受。[5]他同时也指出，感受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Kleppin发现，中国学生有很强的学习愿望，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自我价值感与学习成绩紧密相关。由于中国人信奉“不要丢脸”，所以几乎没有学生承认，他有一些没有听懂，而宁可在课后花数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翻译。这常常给教师造成一些感觉，比如，学生把所有的都学会了，或者学生不太愿意和老师交流。此外，中国学生不愿意或者大多数情况下不能独立作决定，以至于交际性的课堂教学无法实现。鉴于此，Karin提出了在教学中，对外德语教师应注意文化上的差异对教学主题和内容的影响、学习不同的行为方式，比如礼貌的形式，对“有教养”的不同评价，餐桌礼仪，对私人领域的不同重视程度，各种各样批评的形式以及对于微笑的解读。

Otto认为，德语外教的教学法建议是教师从自我理解出发的，是其固有的教育意识。他们所形成的教学法标准是在自我理解基础上获得的，因此，这些标准作为日常实践的行动准则是不能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的。教学法只能是一种在特殊的教与学过程的条件下，从事某种专业课教学的科学活动。寻找适合中国的对外德语教学法必须依赖于中国的教与学条件。[6]

Fluck曾在上海同济大学德语系工作，他认为，“德国教师引发了中国学生的‘学习休克”，这带来了两方面的作用。积极的作用是“通过与母语教师的接触，学生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并且培养了新的学习态度”，消极作用是“由于不被理解和被误解而丧失了学习动力，比如当学生受到批评和其他不好的学习评价时，面对独立性学习方式引发的冲突（直接的询问——要求）和课堂的特定社会形式（竞争情境，追求和谐等）时”。为了探究西方的教学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生的学习以及中国学生对德国老师的看法和态度。作者设计了主题为“西方的教学方法和教师的影响”的调查问卷，调查的对象是二、三年级的德语专业学生。调查结果表明，德国教师的形象大多是积极的，并且高年级的学生评价更好，然而这些调查结果对德国教师的自律和自我监管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比如“对于作为跨文化接触的课堂而言，什么是重要的？教师角色的塑造是怎样与学生的学习成果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可以并且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关注学生的特别期待（比如，成为朋友），在中国教德语必须准备应对哪些特殊的情景？（比如，批评）”。[7]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关于对外德语教师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的文献很少，涉及的是德语外教的课堂教学体验和学生对德语外教教学的评价、中国学生的学习传统，德语外教的教学法、德语外教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学生学习德语的时间影响了外教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涉及对外德语教师的跨文化教育适应研究。

参考文献：

[1][2]Helmut Glück：DaF–Ein Fach mit Vergangenheit[J].In：Info DaF，2004（6）：583.

[3]Richard Hinkel：Sind ?native speaker? wirklich die besseren Fremdsprachenlehrer？[J].In：Info DaF，2001（6）：585-599.

[4]Ruth E?er：?Die deutschen Lehrer reden weniger und fragen mehr…“Zur Relevanz des Kulturfaktors im DaF-Unterricht[J].In：Zeitschrift für Interkulturellen Fremdsprachenunterricht，2006，11（3）：1-23.

[5]Karin Kleppin：Chinesische Lerner - Deutsche Lehrer[J].In：Info DaF，1987（3）：252-260.

[6]Wolf Dieter Otto：Wissenschaftskultur und Fremde[M].1995，Iudicium.

[7]Hans-R.Fluck：Deutsche Fremdsprachenlehrer und -lehrerinnen aus chinesischer Sicht[J].In：Info DaF1994（6）：653-660.

責任编辑：张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