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颖

摘要：《凯瑟琳伯爵小姐》是叶芝的第一部受到关注的象征主义诗剧，也是其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作之一。本文将从戏剧情节、人物形象、舞台设计等三个方面来分析该剧的象征性。同时，本文还将由《凯瑟琳伯爵小姐》出发，探讨叶芝象征主义戏剧的独特特点。

关键词：爱尔兰民间传说；基督教；神秘主义；象征主义

一

叶芝创作于1892年的诗剧《凯瑟琳伯爵小姐》（The Countess Cathleen）被英国著名戏剧理论家埃勒达斯·尼柯爾评价为“现代最优美的诗剧”。该剧一方面是叶芝为其挚爱的女神茅德·冈所作，同时也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物。

《凯瑟琳伯爵小姐》讲述的是在饥荒横扫而过的古爱尔兰，两位魔鬼装扮成商人四处收买人们的灵魂。面对饥饿与面包、灵魂与金币，村民们做出不同了的选择——有的毫不犹豫地为面包献上自己的灵魂，并成为魔鬼的说客；有的则宁愿饿死也要保有纯洁的灵魂。身为贵族的凯瑟琳伯爵小姐为了帮助灾民，倾其所有，在卖掉自己的土地和城堡之后，最终走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以换回村民的灵魂和可以使他们免受饥饿的金币。在凯瑟琳死后，天使与魔鬼展开搏斗，最终夺回其灵魂，仍使其走向安乐之土。因为“光中之光永远只看动机，而不看行为本身。”

二

《凯瑟琳伯爵小姐》从戏剧情节到人物形象，再到舞台设计都充满了象征性，以下我们将逐一加以分析：

1.戏剧情节的整体性象征

在1899年都柏林文学剧院（Irish Literary Theatre）一经公演便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某天主教士对于剧中圣母玛利亚像被踩烂、凯瑟琳出卖灵魂等情节极力斥责。对此叶芝辩白到，圣母玛利亚只是个象征，甚至整出戏都是象征性的：两个到处收购灵魂的魔鬼是邪恶的尘世；伯爵小姐本人就是一个灵魂，为拯救“上帝的子民”，出卖自己而找到了安宁。

该剧虽然场景设定为古爱尔兰时期，仿佛同现实中的爱尔兰的政治斗争隔着遥远的距离，但事实上，这正是对当时爱尔兰社会现实的象征性表现。爱尔兰历史上有过数次大饥荒，距离叶芝写作《凯瑟琳伯爵小姐》的最近一次是1845-1852年爆发的因土豆失收而导致的大饥荒，其结果是爱尔兰人口直接锐减四分之一。在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中爱尔兰正在经历政治斗争的新时期：1879年爱尔兰新教和天主教两派力量决定联合共同抗英。虽然土地战争（1852-1882）为佃农争得一部分土地权，但为“自治法案”所做的努力却以失败而告终，同时在英国议会中爱尔兰党领袖帕奈尔的倒台，受到严重挫折，它削弱了主张立宪的民族力量，也造成了民族队伍的分裂《凯瑟琳伯爵小姐》中人们在死亡线上为求得生的权益而权衡挣扎，正是对当时爱尔兰社会现状的象征性写照。

凯瑟琳发现在献出房屋、土地之后仍然无法换来足够食物，最终为救赎村民而祭献上了自己的灵魂，成为了村民们恶的“替罪羊”。当她即将离世时，天空一片黑暗，狂风大作，暗合了基督殉难时的奇特天象。如此种种让人很自然的将凯瑟琳与同为救赎世人罪恶的耶稣联系在了一起。两位魔鬼让凯瑟琳使用一支特殊的羽毛笔签署出卖灵魂的契约，而这只笔的羽毛正出自当彼得三次否认认识耶稣时啼叫的公鸡，由此，叶芝用他的细节暗示强化了这一象征。最终，正义战胜邪恶，凯瑟琳的灵魂进入了乐土，而饥民们也得到了所需的粮食与财富。纵观全剧，凯瑟琳救赎饥饿村民的行为也象征着对爱尔兰全民族的救赎。

2.人物形象的象征

全剧的主人公凯瑟琳伯爵小姐无疑是善良与仁慈的化身——面对这样鬼魅魍魉遍布的世界，凯瑟琳报之以善良。她宽恕了爬进她家院子偷走半车卷心菜的村民，愿意用“两倍、三倍或二十倍的钱”去把村民们出卖的灵魂赎回，甚至让管家变卖城堡、牧场与树林以拯救这片土地。同时，凯瑟琳又具有不同于传统女性的特质——她坚毅，勇敢，面对险境没有丝毫的犹疑与退缩。第二场开始时，凯瑟琳靠着艾立尔的手臂进来，足见其虚弱程度，然而她必须面对现实的残酷当凯瑟琳说出“从今天起以至永远，我将再没有个人的喜悦或悲哀”、“从今天起我再没有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时，她便不再是柔弱的贵族小姐，而变身为一名女勇士。她不愿听从天使的劝告，在音乐声和粼粼的波光中独善其身，而是要祈祷直至上天拯救万民。

凯瑟琳在第一场以一名外来者的身份回到自己童年居住过的房子，不禁让人联想到和门徒们回到耶路撒冷的耶稣，而后她不仅用自己的灵魂换来了供给村民的食物，更是换回了他们已经出卖给恶魔的灵魂，无疑象征着救世主耶稣。

同时，凯瑟琳小姐还有另一个象征性的所指，即：叶芝心目中的完美女神茅德·冈（Maud Gonne）。茅德·冈原是一位驻爱尔兰英军上校的女儿，她在感受到爱尔兰人民受到英裔欺压的悲惨状况之后，开始同情爱尔兰人民，毅然放弃了都柏林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而投身到争取爱尔兰民族独立的运动中来，并且成为领导人之一。1889年1月30日，二十三岁的叶芝第一次遇见了二十二岁的美丽女演员茅德·冈。他欣赏茅德·冈的美丽，更对她献身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精神怀有无比敬仰。茅德·冈领导爱尔兰人民反抗英国政府的压迫，寻求独立，一如凯瑟琳全力保护自己土地上的人民免受饥荒并保全他们的灵魂。在这里，灵魂不仅象征着道德、宗教信仰，同时还象征着民族的自由精神。事实上，茅德·冈在该剧首演时扮演凯瑟琳伯爵小姐一角，更让这种象征意味变得显而易见。

与凯瑟琳相对的两位恶势力的代表——两名假扮成商人的魔鬼，他们以金币诱惑农民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交出灵魂，并以偷盗凯瑟琳家金库钱财、制造谣言的邪恶手段逼迫凯瑟琳出让她的灵魂，他们是物质欲望的象征，同时也指代那些让人们放弃自由意志的邪恶势力。

陪伴在凯瑟琳身边的诗人艾立尔怀着对凯瑟琳的深深爱恋，在其身上不难看出诗人叶芝的身影。艾立尔在凯瑟琳身边不停的歌唱着仙后的爱情，期望能使她免受痛苦的折磨，这一形象一如当年对着茅德·冈不停讲述动人故事的叶芝本人。艾立尔的“未受洗礼”的身份也如叶芝的非基督徒身份。艾立尔专注于神话和音乐，面对人民的苦难，他想到的是个人灵魂得到解救，而由上帝去解救他的造物。于是，“当这样伟大的人对着这么渺小的我在讲述爱，虽然将他拒绝，除了伸出哀求的双手他还能做什么？他知道这双手所求过多，只有让它们在身旁垂下。”如此这般仰望的姿态正象征了叶芝本人对茅德·冈的崇拜。

剧中对待“商人”的诱惑做出不同反应的农民们也各有象征：农夫父子希姆和泰戈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因为在他们看来“上帝和圣母早已呼呼入睡”，进而他们打开了门欢迎魔鬼，只要他们能为自己带来黄金，最终他们真的成为了撒旦的走卒，到处散播可以拿灵魂换取金币的消息，他们是贪婪与愚昧的象征；农妇玛丽笃信上帝，宁愿用草根、树皮和蒲公英充饥，也不愿尝一下用灵魂交换来的面包，她是信念与忠贞的象征；还有的农夫已经或正打算与恶魔交易，因目睹了失去灵魂的痛苦之状后立即反悔，他们象征着愚昧，但尚未完全冥灭的良知。

这种各自代表着抽象品质的类型人物可追溯到中世纪的道德剧，他们不像现实主义戏剧那样具有复杂多变的性格。而叶芝的兴趣也不在于揭示特定情境中人物特定的心理活动和行为选择，而是通过讲述梦幻般的故事展现朦胧多义的诗情。

3.舞台布景的象征

自莎士比亚以来，英国戏剧遵循着清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叙事脉络，叶芝希望能够创造出一种能够展现全新的世界观的戏剧形式，在灯光、音乐、舞台布景中融入更多地象征含义。在《凯瑟琳伯爵小姐》中叶芝的象征主义同样也表现在他设计的场景与舞台提示中。

在第一场的舞台说明中叶芝刻意淡化舞台前景：“所有的色彩都很平淡，没有光和阴影的反差”——如此暗淡的前景仿佛不是真实的世界，而相较于如此失真的前景，背景则是“一片金色的天空”而后，他又写到：“整个景应呈现一种宗教画般的庄重气氛”，这就为整场戏定下了宗教性的基调。由此再看那金色天空的背景就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希望之地”的象征。相对于黑暗的现实，叶芝希望观众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未来。这一方面是宗教中对来生和天堂的向往——如同凯瑟琳在听到希姆说不要灵魂，因为那只能使他们的“肉体远离欢乐”时，提醒他“但是还有个来世呢”。另一方面，从世俗角度而言，也是叶芝对于未来自由爱尔兰社会的诗意畅望。

在第五场中，叶芝对于天使与魔鬼交战前后的灯光与声效也做了精心的设计。在凯瑟琳签署完出卖灵魂的契约之后“黄昏便已降临”，随后不断变暗的光线象征着凯瑟琳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也象征着邪恶势力对世界的逐步占领。期间“一线梦幻般的光冲破了黑暗”，这束光是为武装的天使现身所需，同时象征着让众人坚定信念的信仰之光。而当天使消失后，叶芝并未让整个舞台变亮，而是让“幻象渐渐消失，跪在地上的农夫们的身影在黑暗中仍隐约可见”，这片黑暗无疑象征着信仰与自由并未完全临照大地，继凯瑟琳的养母奥娜做出要追随她最爱的人而去的选择之后，剧中的农夫们也将做出选择。这片充满了象征性的黑暗也会使观众回到现实，思索着身处在正义与邪恶激烈交战的爱尔兰，他们该何去何从。

三

《凯瑟琳伯爵小姐》一剧从情节结构到人物形象再到舞台设计充满了象征主义，从这部剧可以一窥叶芝象征主义戏剧的重要特点。

首先叶芝的戏剧象征是建立在爱尔兰民间传说的基础之上的。1888年叶芝出版了《爱尔兰民间故事传说》（Fairy and Folk Tales of the Irish Peasantry），就他所說，凯瑟琳的故事灵感正是来源于他所收集的爱尔兰民间故事。叶芝深受爱尔兰民族运动领导人奥利里（John O'leary）思想的影响，以发展出爱尔兰独特的民族想象力为己任。他认为“要使整个民族团结起来，必须在人民中培育出一种有高度美学素质的民族文化，创造出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国家形象。为此他主张回到古老基督教的爱尔兰，回到古代勇士传奇和民间传说中去，寻找像库霍伦这样的英雄人物，来建立一个美好统一的国家。”在叶芝之后的象征主义戏剧，如：《心愿之乡》（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鹰井》（At the Hawks Well）都有爱尔兰民间故事的民间印记。我们或许可这样理解，叶芝对于民间传说题材的使用正是出于他希望确立“爱尔兰作家”的文化身份需要。

同时，在其许多诗剧中，叶芝也杂糅进了宗教的元素。叶芝虽然不是标准的基督教徒，但基督教圣经及其他文化遗产都被叶芝当作他的“神话意象库”中的部分素材，随心所欲地拿来加以创造性的运用。以《凯瑟琳伯爵小姐》为例，凯瑟琳的女性身份虽然有一定的迷惑性，但是熟悉基督教的观众很容易就能辨识出其救赎者耶稣的象征性所指。

另外，较为独特的是，叶芝象征主义的文学创作直接来源于其对于神秘主义的着迷。如他自己所说：“我的象征主义来自在自称为‘神秘学者的社团里，我的朋友或我自己所做且经常讨论的实际灵视实验。”“四五年以前就有意把它摆在仅次于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追求——诗歌——的地位……假如不持续地研究法术，我就不可能对我的布莱克集写出一个字来。《凯瑟琳伯爵小姐》也不会问世。神秘生活是我所做、所思、所写的一切的中心。”在这一点上，叶芝或许和他的“并不相信真理可以逻辑地界说，或理性地表达”的法国象征主义同行们不尽相同。“他的文学创作就是寻找形象（象征）以表现激情和他所谓的（超验）真理的过程。”叶芝强调剧院应该是“神秘的艺术凭借示意来起作用，不是以直接对陈述，而是以韵律、色彩和手势的符合来起作用”的场所。在这一方面，《凯瑟琳伯爵小姐》中运用的象征主义手法正好诠释了叶芝的这一戏剧思想。

综合以上的分析与阐释，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结论：正是由于叶芝对于确立外在的“爱尔兰作家”的身份需求，以及内在对于心灵的关注、对于神秘主义的着迷，外加其对于茅德·冈的崇敬与爱恋，造就了《凯瑟琳伯爵小姐》这部独具叶芝特色的象征主义戏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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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傅浩.叶芝作品中的基督教元素[J].外国文学，2008 （06）.

[6]Tuohy，Frank，Yeats，Gill&Macmillan;，1976：84.

[7]Allen Wade（ed.），The Letters of W.B.Yeats，Hart Davis，195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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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叶芝.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叶芝文集》（卷三）[M].东方出版社，1996：157.